後冷戰時代與羅馬世界

「冷戰」後,美國開始意識到羅馬的使命。1990年,老布什總統在《國情咨文》中宣佈:「在這個新世界形成的過程中,美國處於不斷擴大的自由圈的中心,今天如此,明天如此,進入下一個世紀也是如此。」同年,美國學者查爾斯•克勞薩默在《單極時刻》中宣佈:「為了領導一個單極世界,美國應該當之無愧地設計世界秩序,並隨時準備將其付諸實現。」

美國的承諾很快就在伊拉克、巴爾乾、阿富汗和遠東履行。反復是存在的。每次仲裁性戰爭不會沒有代價,自然會引起弗拉米尼烏斯和加圖式的反思。前者幻想:如果沒有羅馬的干涉,衰朽的東方有能力恢復和維護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後者擔心:羅馬對東方的干涉會引起自身的東方化,危及憲政自由的傳統。

然而,人謀不如天時。羅馬內力充盈,帝業方興,為己必須禦敵於意大利盟邦境外,為人必須納萬國供奉而守衛帝國秩序。拋棄帝國不能令希臘、東方恢復自治能力,反而令蠻族直扣國門,置萬國於湯火。羅馬即使因擴張而腐化,猶賢於東方專制的霸政。否則世無桃源,即使羅馬秩序中附庸國和自治領地的自由都不能保全。孤立主義者在一張一弛的政治週期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美國整體上仍然沿著威爾遜時代以來的軌跡前進。它進三步,退兩步。從一時的黨爭看,似乎不分勝負;從長時段看,它每隔一個世代都會向帝國的坐標移動一步。棋局將殘,不能融合於羅馬秩序的異質體正在不斷減少。

克林頓政府以後,新協調主義者和新保守主義者交替支配美國的世界戰略。他們如此珍惜美國人的鮮血和財富,甚至不惜坐視恐怖主義的成長;但北約的東擴和波斯尼亞、科索沃的仲裁性戰爭仍然在他們手中完成,構成人謀不如天時的絕好證明。「9•11」事件將小布什政府推向新保守主義,後者不僅對美國秩序、而且對美國價值抱有堅定的信仰,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熱忱鏟除僭政。他們不介意短期的成本效益,抱有百年樹木的長遠規劃。他們有麥克阿瑟的責任感,認定「只有穩定和自由的國家才不會發育出陰謀的意識形態」(小布什語)。伊拉克是他們投向中東的一顆種子,「事先就有賠本二十年的準備」(弗蘭西斯•培根語)。第一代人的流血和動蕩早在他們的意料之中。新協調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不太相信他們,但敘利亞和伊朗顯然非常相信他們。奧巴馬政府回到克林頓的路線,但形勢仍然迫使他在利比亞發動新的仲裁性戰爭。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種交替仍將繼續下去。秋天已經來臨,誰能阻止果實成熟呢?

孤立主義、新協調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價值上沒有真正的分歧。他們全都是道德感極強的威爾遜主義者,從不懷疑美國自由憲制和集體安全體系的優越性。新協調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在手段上的分歧也不大,實際上都主張抹去國內憲制和國際體系的明確邊界,建立以美國價值為基礎的世界憲制。他們對憲法監督權和仲裁權的行使,都懷有美國當仁不讓的信念。他們只在世界憲制的程序性問題上存在分歧。新協調主義者更多地借助國際組織的作用,注重盟友的內部協調,有意識地樹立可以構成憲制習慣起點的先例。新保守主義者不喜歡多邊協調帶來的遲疑、反復和糾纏,希望保存美國的行動自由,強化安全戰略的理想主義成分。小布什在伊拉克戰爭中繞開聯合國和歐洲盟國,採取快刀斬亂麻的軍事行動,奧巴馬在敘利亞危機中主動放棄總統特權,尋求國會、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協調行動,這兩次事件最能體現新協調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風格差異。

由於兩者的分歧沒有超出技術層面,美國的黨派政治和門戶之見都不會妨礙它的羅馬使命。美國精英通常能夠超越這種分歧,他們的自信如日中天。除了龐培時代的羅馬和奧蘭治時代的英國,歷史幾乎找不到類似的先例。照康多莉扎•賴斯(她沒有明確地歸屬於任何一派)的看法:美國力量的基礎現在堅如磐石,未來仍將如此。沒有美國,世界上很多問題就無法解決。最能決定美國能否在21世紀獲得勝利的因素乃是美國的想象力。她的意思精確等價於龐培在敘利亞的宣言:羅馬的至高權力像羅馬的統治範圍一樣沒有界限。羅馬是自身和世界的仲裁者,除羅馬外別無仲裁。如果羅馬的鷹旗沒有俯窺泰西封或亞歷山大的王廷,原因僅僅是羅馬人民的意願而非軟弱。在目前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已知因素能阻止美國在羅馬之路上繼續前進。可想而知,她對可能出現的絆腳石不會有多少忌憚。

— — 2015年04月03日 財新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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