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洋貨運動和理想主義者的宣傳

「處置西洋,始終無戰法。」郭嵩燾對他的同儕說。他的意思是:洋人志在通商,交涉就講通商好了。士大夫的認知結構出了問題,一定要用張邦昌和劉豫時代的歷史經驗來判斷李鴻章時代的利弊得失。

戰爭和仇恨與其說源於利益衝突,不如說源於決策者對利益的錯誤理解。他這種想法頗能投合十九世紀的天真和樂觀,把人類想象得太理性了。

從後續的歷史看,通商完全可以被想象和建構成戰爭的一種形式。「商戰」的想象在張之洞時代進入學堂課本,很快就產生了抵制洋貨的衍生物。

袁世凱政府在《二十一條》交涉期間,發現了這種超限戰的好處。無形態群眾沒有責任能力,因此受害者找不到適當的交涉對象。徐世昌政府在五四期間、段祺瑞政府在五卅期間,都發現了同樣的好處。不過縱容暴民是一回事,自己組織暴民又是另一回事。北洋政府總的說來思想不夠解放,只有國民革命才能實現群眾運動的全面升級和專業化。

這裡我們必須糾正一個常見的誤解:抵貨運動不是簡單的宣傳鼓動,更不是理想主義者所能勝任的工作。宣傳鼓動很常見,理想主義者(或業餘愛好者)也很常見,但影響歷史的可能性幾近於零,也不大可能得罪任何人。

保路運動的反外資宣傳如火如荼,但真到了捐款贖迴路權的時候,募集的款項連辦公費用都不夠。外國銀行家和列強從來不曾反對大清臣民自己集資,根本沒有形成衝突的可能。老舍和他的同事下鄉鼓動農民抵制日貨,得到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便宜」。

魯迅則用他特別喜歡的那種陰測測的語調說:對於那些質量壞要價高的奸商,抵制洋貨可真是件好事。

真正有效的抵貨運動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刑事犯罪是其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環節。沒有當局的默許,根本不可能展開。

Paul S. Reinsch見證了五四運動的場面,將學生領袖稱為「群眾運動警察」。(如果將這個乏味的名詞翻譯成當時社會常說的「丘九」,或許更能傳神地表達觀察家的真實感受。)

糾察隊封鎖和搜查商店,連路邊小販的草帽都沒有放過。如果發現日貨,當場予以沒收。如果這種事情由馮國璋和張勳的士兵做出了,受害者肯定會向大帥投訴。既然愛國群眾沒有名字和領導,就沒有任何人能夠受理業主的控告了。

北京人上次領教這樣光天化日之下的搶劫,還是在義和團的時候。店鋪不堪騷擾,紛紛關門大吉。愛國群眾於是轉而搜查路人,扣押他們隨身的洋貨。如果有人太喜歡全身穿滿外國時髦品牌,那對他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私刑者的戰利品很快就堆積成山,引起了林則徐在廣州曾經面對的爆料或謠言:「丘九」將他們不准商人販賣的貨物廉價賣給外地人和鄉下人,用這些錢支持他們的運動。他們為了辟謠,採取了林則徐曾經採取的做法:在街頭點起火堆,公開焚燒日貨。

C. F. Remer指出,1925–1926年是抵貨運動的轉折點。

北伐勝利,黨國肇造。革命政權決心對社會各階級重新格式化,要求工會、商會和學生會的領導層加入國民黨,在社會活動中接受黨部的統一領導。

濟南事件發生後,《中央日報》重磅推出的標題是:

「萬眾憤慨日軍到來,全心歸於黨的領導」。

如果不加註釋,粗心的讀者很可能以為這段紀錄出自聯共(布)黨史。(其實是《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的一段。)

北洋政府暗中支持、公開守約的態度變成了賣國的罪證,賣國賊自己的財產也遭到沒收。新政府公開反帝,將抵貨運動納入黨部的統一領導。鬥爭的激烈程度立刻升級,群眾開始對商人行使私刑。

後來被認為屬於紅衛兵特徵的羈押、遊街、羞辱、毆打都已經在這時出現,有的「奸商」甚至被失控的群眾打死。

兩者的嚴重程度和波及範圍當然不能同日而語,但明智的觀察者肯定懂得見微知著。王國維看到革命群眾僭取了私刑處死的權力,就知道後浪肯定會比前浪更加激烈。最初破壞遊戲規則的青年革命者,在自己的暮年大抵淪為失敗的反動者,往往使粗心的讀者忘記,他們在年輕扮演過完全不同的角色。無論黨派還是個人,都是這樣。

抵貨運動是日本人所謂感情煉金術的經典案例,就是要開發和收割群眾感情上的弱點,在痛苦和忿怒之間建立錯誤的因果關係。

策劃者如果足夠精明,甚至能夠自己損害群眾,然後將群眾被傷害的痛苦引向自己的敵人。專業的群眾運動專家不同於外圍群眾,他們的功績可以變現,構成加入國民黨和黨內升遷的資本。

劉和珍如果不死,幾乎肯定會像謝冰瑩一樣,在北伐軍政治部找到工作。如果在歷次政治分裂中押寶正確,很有可能變成群眾的引領者。當然,大多數人不可能一直押寶正確。他們或遲或早會在某一個階段站隊錯誤而犧牲,最後甚至可能因為失敗而被塑造為跟自己完全相反的角色。

在這種可悲的遊戲中,講理基本上不起作用。英國商人裴磊曾經天真地爭辯:

「外商沒有在中國建廠,是因為中國官員不可信任,只好利用上海的條約權利,或是依靠英國政府的保護在香港生產……工廠雇用了好幾千中國人,他們享有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環境。如果抵貨運動奪走了他們的工作,他們該怎樣養活自己呢?中國人正在剝奪中國人的生計,讓自己的同胞和他們的孩子受苦……公司用大筆投資增加了中國農村的財富,受益者數以萬計……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這些「千真萬確的事實」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歷史已經給出了足夠清楚的答案。

明白人無需太多的解釋,因為他們天生喜歡越過表象深入實質。不明白的人離開符號和標籤就無法思考,猶如殘疾人依靠輪椅。如果「千真萬確的事實」擾亂了他們寶貴的標籤,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斥之為謊言和陰謀,逃回自己舒適的輪椅上。事情大概只能如此,因為這就是世界的隱秘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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