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維吾爾同胞民族論

1939年4月1日,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军方代表麻木提赴日本乞师。

诸亚同盟的穆斯林各邦以其地缘形势,适合阻截共产国际的莫斯科-延安-重庆输液管。日本泛亚主义者关注内亚走廊,为时已久。“1939年时,有人(汤本升)提议建设一条「防共铁道」 — — 穿越新疆的中亚横断铁路:「这条铁路的建设,在避免与俄国势力的激烈冲突并且可以在甘肃省内巧妙地遮断红色通道、援蒋通道,给予在新疆南部地区一直反抗着蒋(介石)政权和苏联的压迫,与共产主义进行血腥战斗的孤立无援的可怜的回教徒以光明,将他们变为日本的同伴上,都是一条有益的线路。」”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的残余势力在苏联及其代理人的威胁之下,自然也将兴灭继绝的希望寄托在日本身上。

“1935年,(喀什的第六师师长)麻木提(Mehmut Muhiti)令其兄长借麦加朝圣之名,与日本驻土耳其大使接触,「祈求得到日本的支援」,并且得到了一旦流亡,就能得到日本保护的保证。1937年5月,麻木提由于接到苏联要他去乌鲁木齐的命令,毅然流亡印度孟买潜伏,并再次与日本驻土耳其大使联系……(1939年4月1日到达神户)之后,麻木提又率领其他八位维吾尔族人,以东突厥斯坦代表的名义出席了大日本回教协会和东京伊斯兰教团在1939年11月、12月于东京和大阪举办的回教圈展览会和第一届东亚回教徒大会。根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的报告,来自上海的东突厥斯坦代表哈米提·哈吉「从来一直不断地向本馆提供新疆情报。」

1939年4月,麻木提抵达东京之后,第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后「流亡中的维吾尔族人以麻木提为中心密切联系和团结一致,除东京的麻木提及其随从外,在上海、厚和、印度、近东地方等各地分别策划和做再起的准备,头脑中的民族独立思想越燃越烈……最终的目的就是急于得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的实际援助,在新疆建立独立义军,拼死对抗反击苏联,以便实现维吾尔民族的完全独立。」

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的《回疆独立运动之概说》同时指出了新疆对于日本的意义:「从军事上将来统治支那,从而与苏联抗衡的国防角度来看,能够突击进入亚细亚中心地带,与之相连的满洲、内蒙古、新疆地带,是日本必须确保的地带。如果使此地的回教民族与日本结成更为密切的血缘关系,成为永久不变的一身同体关系,维吾尔自治国的出现,必然大大刺激其西方邻接的、由相同民族者大多数的苏属土耳其斯坦及苏属中亚地带的八百万回教徒,北上可使苏联的远东地方陷入独立,同时不难想象邻接地区民族的独立可以强烈刺激南方印度地区,使日本有积极援助印度民族的理由……值此,日本则可不战而名实俱得东洋盟主之地位。由此可以断言,新疆问题的解决实为绝对必要的紧急任务。」

也就是说,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东突厥斯坦正居于国际政治上的要冲之地,如果通过由「回教民族」建立「维吾尔自治国」的方式将其收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不仅北上威胁苏联、南下遏制英国及欧美势力的发展,日本就能够轻易取得「东洋盟主」之地位。但是,对于遥远的日本来说,究竟可以用甚么样的口实,以支持维吾尔族的独立运动呢?通过上述「回教圈展览会」和「回教徒大会」等象征性的活动,制造一个「回教」共同体的空间,为其一;另外,蒙古军事顾问部调查部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以维吾尔族为日本的「同胞民族」。维吾尔「民族使用纯粹的突厥语为纯粹的突厥民族,作为与我大和民族为同系统的阿尔泰民族的原种族,相貌与日本人极为相似」,因此,维吾尔族「全面的看来与吾国人相似之处极多,事实上就是值得我们去爱护的同胞民族。」既然是「与日本通过血缘关系紧密连接」的「同胞民族」,那么「救援具有共同祖先、今天又处于存亡关头的同胞民族,是吾等日本民族对于祖先必须要尽到的重大责任。」麻木提流亡日本的事件足以证明,日本侵略势力与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之间,也许的确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但并不能一词断定日本侵略势力没有利用民族独立运动,将新疆收入自己势力范围的企图。

1941年的《回教世界》第三卷,从第1号到第6号连载了胁坂利德德《新疆独立战之回顾》长文,记载从1820年代的张格尔叛乱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突厥独立运动的历史过程。按照作者的说明,该文是他「以麻木提师长及其多位忠实部下口述的生动体验为经,以笔者本人的研究和收集到的资料为纬而成。」该文作者对维吾尔民族的命运表示同情,但是却在连载第一期的开头部分即强调:「今天,日本在所占领的大陆地区已经承认长出新芽的新国民政府。为了排除中国共产党的抵抗,我鹰鹫远端空袭赤都兰州。而居住于亚洲干燥地带的五千万图兰民族,与世界四亿的穆斯林(回教徒)之间具有精神的连带,因此有人说能够掌握新疆者即能够掌握亚洲,所以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考虑掌握东突厥斯坦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通过保存在日本防卫研究所中的旧日本军方档案,还可以看到当年日本军方曾积极开展对新疆的情报搜集工作。例如1940年9月,多田部队本部曾经提交过《新疆各族之研究》(两部);1941年6月,蒙古军军事顾问部又提交了《青海、新疆省方面情况调查书》,他们使用一位名叫「阿布都拉阿奇」的人,调查苏联在新疆开采石油的情况、新疆的道路和航空路线、电力情况、无线电通信情况、电话通信情况、家畜出口情况、各种政情及军队驻地和具体兵力部署等,又使用一位名叫「祖农·阿希尔」的人,在甘州调查从1941年3月开始的85天时间内所通过苏联卡车的数量,我们知道这些苏联卡车都是向中国内地运送援助物资的。而从名字上来看,这两位日本军方的情报人员应该都是维吾尔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