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在世界史中的角色

20160427在台灣廣播節目《為人民服務‧楊憲宏時間》上的對談

主持人:我們在前面的導言就已經說了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很多人提起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崛起,中共現在的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中國夢的口號,亞洲的重要性不斷被提到。不過劉仲敬先生有一個說法,是說「近代世界的國際體系中心,毫無疑問在歐洲。無論是拉丁美洲、中東、南亞還是遠東,它們的內部的小體系或者子系統的運動,都是歐洲國際體系運動產生的餘波」。這是過去的情況。我相信我們要理解亞洲的情況,也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請問劉仲敬先生,你怎麼提出這個觀點的?你的起先動念是放在什麼樣的一個提法上面?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提出這樣的觀點?

劉仲敬:時間點當然是有刺激作用的。因為等於說是,我們現在的官方的和民間主流的歷史觀,是從現在的這個中國核心去看待世界的。它把近代以前的中國看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完整的實體,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一直是獨立和連續的,然後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受到歐洲外來者的侵略或者打擊,但是把這個打擊看成是一個暫時的而且可以避免的插曲,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後逐漸結束,然後在擺脫西方勢力以後恢復了中國的主體性。現在我們看到的東亞局勢,包括現在的中國採取的政策,都是這種歷史觀的產物。它認為中國經過了古老和漫長的光榮歷史,然後在近代經過短暫的黑暗以後,又漸漸的恢復了它原有的和應有的地位。然後你可以看出根據這個歷史觀,中國給它自己設計的國家使命就不可避免的是要結束哥倫布以後五百年來歐洲對世界的統治,這就是說,中國將會把一種新的秩序帶給原有的國際秩序,而新舊秩序必然會發生衝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在中國崛起或者是大國復興這樣的口號之下,東亞的局勢突然變得緊張了,而且它總是圍繞著中國跟周邊各國的邊界展開的,例如像是釣魚島、南海諸島這樣的事件。這些事件,個別的講,它都有具體的外交上的理由,但是從整體上來講,就是近代以來我們構建的這個中國實體的自身定位的問題,以及這個自身定位和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體系存在著結構性衝突的問題。如果你用陳寅恪所謂那種古典與今典相印證、古今對照的方法,就可以看出現象背後存在著結構性運動和衝突。不把結構性的東西考慮進去的話,孤立和具體的考慮問題,就很難得出一個比例恰當的結論。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你也可以講,歷史是沒有中斷的,歷史和現實始終是連續在一起的:歷史仍然在通過現實呈現自身;而現實本身,也通過製造問題意識而回饋歷史。

主持人:歐洲列強的互動決定了近代歷史的國際體系,它的餘波影響到俄羅斯和日本,進而在這兩個亞洲強權的爭奪下,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發展,基本上可以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東亞。那如何看近幾年中國、日本跟俄羅斯的這些改變呢?

劉仲敬:其實歐洲國際體系,它本質上講是一個自發演化的多國體系,每一個作用者都不能決定全局,但是各個作用者的相互作用產生了整個系統。整個系統的運動波及到全世界,最終把歐洲最初產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散播到整個世界,包括亞洲。在這個過程中,亞洲原有的政治結構需要重組,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中國」產生的原因。因為以前,在歐洲人來到東方以前,我們其實沒有「中國」這個東西。以前所謂的「中國」,就是中央的城池,就是首都,或者是中原,就是指的中部的、首都周圍的土地,它是一個模糊的地理名詞,並不是現在所謂的民族國家的那個「國」。大清呢,也一般是把自己稱為「大清朝」,並不自稱為「中國」的。而「中國」這個概念之所以產生,就是歐洲國際體系進入東亞的產物。大清為了跟歐洲國家打交道,簽訂條約,它必須對自己有一個稱呼。就是由於大清和歐洲列強之間不斷進行交涉的結果,不斷簽署條約的結果,才產生了後來我們現在看到的「中國」概念。可以說,如果沒有西方列強對大清和東亞進行訓練這個需要的話,那麼大清是不會變成中國的,它將仍然是一個王朝,而不是一個國家。而近代中國的歷史呢,就是大清這樣一個不是民族國家的王朝,是怎樣的一步一步的按照歐洲人的標準,向歐洲國際體系中那種國家概念轉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間,有很多概念,哪怕是在字和詞上根本完全相同,但是它內在的真正含義和相互的聯繫已經大相徑庭了。

這就直接影響到現在的問題,就是說,大清漸漸解體,直到現在,王朝解體了,歐洲意義上的國家卻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這就是近年來中國為什麼會發生對外緊張關係的根本原因。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假如現在的中國是一個歐洲意義上,比如說跟法蘭西和德意志一樣的民族國家,那麼它首先就要完善民族國家所需要的那些基本要件,例如明確和穩定的邊界,例如排他性的主權這些東西。但是它沒有這樣的條件。例如像釣魚島問題、南海諸島問題、台灣問題,它體現的是什麼呢?就是說,它的主權和邊界仍然是不明確的。例如釣魚島就是,北京和東京都聲稱有主權,這就是邊界沒有劃清諸如此類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歐洲民族國家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也是存在的,但是現在已經基本解決了。而中國之所以沒有解決,就是因為現在這個中國的前身畢竟是大清,而大清是王朝結構,它沒有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之間那種明確的邊界。大清和琉球、韓國之類的關係是宗藩性質的關係,它們不必要像民族國家和民族國家那樣划定明確的邊界。因此大清在跟西方打交道的時候,就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就是,西方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有明確的邊界,而大清和它的周邊沒有明確邊界,必須不斷的重划邊界。

而重划邊界的過程中,必然充滿了流血和衝突。其實我們所知道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於九一八事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這個痛苦的重划邊界的過程的一部分。而這個重划邊界的過程還沒有完成,例如像釣魚島問題、台灣問題這些都是邊界和主權尚未釐清的過程。釣魚島是屬於誰的?台灣是中國嗎,還是不是中國?兩岸到底是各有主權的對立國家,還是同一個國家的內戰狀態?這些問題,其實從本質上講,都是民族國家構建的一部分。在大清和大清以前的朝代,沒有這個必要。一個朝代沒有必要有明確的邊界,它的邊界是模糊的;沒有必要有排他性的主權,它的主權是分層次的,大清皇帝和大明皇帝之下有朝鮮國王,有各式各樣的主權,它談不上有什麼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主權。這些問題在朝代結構之下都不是引起衝突的理由,是可以含混過去的。但是你一定要建立民族國家體系,那麼你無論怎樣建立,無論把邊界划在哪裡,把主權解釋成怎樣,那麼原有的模糊地帶都要引起巨大的衝突。從長時段歷史上看,誰對誰錯無關緊要,但是這個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假如你認為未來的東亞必須是歐洲式民族國家體系的一個複製品的話,那麼划定邊界的過程是一定逃不了的,而且是一定充滿了激烈衝突的。

主持人:劉仲敬老師曾經有一個文章是這麼說:「中國世紀已經過去了。今天所謂中國,無非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樣借用了古老光榮的名字。中國是文明耗盡以後的灰燼,能否構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她是文明的輸入者,不是生產者。她目前沒有足夠的德性和能力誠實地學習,沒有表現出將來可能生產文明的任何跡象。至於現實政治意義上的崛起,那是一條自取滅亡的捷徑。」劉仲敬老師是判定了國家的沒落跟崛起有一定的判准。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就你這一段話,去講一下中國未來有什麼出路嗎?

劉仲敬:中國未來有沒有出路,關鍵在於中國這個建構本身的問題,因為我們所說的那個中國,它和孔子時代的華夏之間的關係,多半是想象的而不是真實的。我們都知道薩達姆也說過,他自己是古老的巴比倫文明的繼承者。伊朗國王,以前的巴列維國王也曾經說過,他是波斯帝國的繼承者。但這樣的說法也僅僅是利用歷史材料來給自己增加威望。其實,巴列維國王的政權跟古代居魯士的波斯帝國沒有多少關係,而薩達姆政權跟古代的巴比倫人也沒有多少關係。近代以來,就是清朝末年以來,由梁啓超、孫中山這一系列人建構起來的現在的這個中國和中華民族,它跟孔子時代的華夏和諸夏,關係也是同樣的,想象多於現實。我們自稱為華夏的子孫和孔子的繼承人,這可以增加一點威望和古老的自豪感;但是實際上,我們也要認清現實,就是現在這個中國,它的來源不是孔子,也不是秦始皇。孔子時代的諸侯結構和秦始皇時代的帝國結構,並不是現在這個中國的產生者。現在這個中國是西方國際體系輸入以後,強迫大清留下來的那些各族群、各種各樣的居民,按照西方民族國家觀念重新組合的產物。我們要注意,這個重新組合是按照西方的原理重新組合的,而不是按照孔子的原理或者秦始皇的原理重新組合的。這就是兩者不能直接划等號的原因。

但這個組合有一個非常嚴重甚至是致命的問題就是,西方現在的民族國家結構是帝國解體的產物。我們都很熟悉,中世紀的歐洲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統治之下,但是神聖羅馬帝國名義上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領袖,實際上它從來不排斥皇帝之下的各層次的政權,皇帝之下的各個國王和公爵都享有一些不完整的次級主權。奧斯曼帝國、莫臥兒帝國也是這樣的,大清帝國也是這樣的。大清帝國本來是天下的共主,但它底下有各種各樣的藩王之類的,土司之類的,照樣享有局部的主權。主權是模糊的,而不是邊界明確的。按照這樣的邏輯,這些非歐洲的地方要按照歐洲的模式重新進入國際體系,就不可避免的要重划邊界,重新建立新的共同體。結果就是,像土耳其這樣的地方變成了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希臘這樣的幾十個國家,每一個國家變成相當於法蘭西和德意志這樣的民族國家。歐洲在神聖羅馬帝國解體以後,也出現了幾十個民族國家。

我們都知道,歐洲現代的主要問題是德國和兩次世界大戰,但是德國為什麼是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呢?就是因為德國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直接繼承人,而神聖羅馬帝國瓦解以後,德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法國和英國可以直截了當地說它自己是民族國家,因為它們沒有帝國的負擔;而德國卻搞不清楚,它到底是應該像神聖羅馬帝國繼承人一樣,理直氣壯的申索它對全歐洲的最高統治權呢,還是應該把自己降一格,變成跟英國和法國一模一樣的民族國家?如果走前一條道路的話,必然會引起德國和全歐洲的戰爭;如果走後一條路的話,德國又是損失最大的,因為英法這些國家本來就不是帝國,而德國是帝國,德國放棄帝國,不僅是放棄了皇帝的虛榮,而且要把荷蘭、瑞士、洛林這些邊緣地區的土地都放棄出去,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損失慘重。

中國在東亞的位置上,就跟德國在歐洲的位置上是一模一樣的。它是大清的繼承人,如果它要堅持大清的繼承權,那麼它對朝鮮、越南這些小國,理論上講就應該享有統治權,這樣一點就使它無法進入歐洲國際體系。如果它放棄大清遺留下的傳統特權,做一個民族國家,那它就不可避免要面臨這個問題:既然你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民族國家,那你就沒有理由把自己邊緣地區、跟自己不同族、缺乏共同認同感的地方留在自己的版圖之內。如果留在自己版圖之內,那你仍然像是一個帝國,而不像是一個民族國家。如果要建立民族國家,你要承受土地和聲望的重大損失,而它不見得願意承受這個損失。直截了當地說,如果中國要建立民族國家的話,那麼很多缺乏認同感的原先的前藩屬地帶,就可以像是對待韓國一樣,讓它自己去獨立,今後建立平等的民族國家的新型關係。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那麼現在的台灣問題就不存在了。台灣問題存在,就是因為現在的中國仍然不肯放棄的緣故。但是不肯放棄,又沒有充分的實力來堅持,那結果就是一場災難。要麼你的要求有足夠實力來堅持,要麼呢,你沒有實力的話,你就放棄你的要求。兩者都做不到,又要堅持自己的要求,又不能執行自己的要求,最後的結果就是製造一系列對自己不利的破壞性局面。

所以我預見到,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的歐洲的德國問題,即將以某種改頭換面的形式在東亞以中國問題的形式上演。關鍵就是,中國本身不轉型、不確定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它就不知道自己在未來的世界體系中應該有什麼樣的位置。它自己轉型困難,也就不可避免的要影響到它整個周邊,尤其是那些在歷史上跟它有宗藩關係的地區。這樣一來,圍繞著中國的整個邊界都無法穩定,而東亞和整個國際體系也都無法穩定了。

主持人:劉老師你怎麼看日本?日本顯然跟中國之間有非常多的衝突。如果照老師你的定位,「中國能否構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沒有表現出將來可能生產文明的任何跡象」,如果用同樣的量尺去看日本的話,日本跟中國的不同是在哪裡?

劉仲敬:日本沒有帝國遺產,但是在西方體系進入東亞的時候,它也要面臨一個自身定位的問題。日本如果把自身定位成一個,比如說歐洲式的一個單純的民族國家,那麼它和亞洲大陸的關係,就相當於是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關係。這樣一個日本,它天然的利益在於避免亞洲大陸形成一個以大陸為中心的強權,就像是英國一定要避免拿破侖統一歐洲一樣。這樣一個日本,它天然的利益就是,促使亞洲大陸處於永久性的分裂之中,然後日本處在舉足輕重的位置上。但日本還有另外一種可能的定位,就是說,借著大清解體這個機會,把自己塑造成為全亞洲的領袖,這就是孫中山曾經贊成過的大亞洲主義或者是泛亞細亞主義。在這個理論體系中間,日本以某種方式繼承了原來大清和大明的位置,由日本領導整個東亞,最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跟西方平起平坐。而日本之所以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被打敗,歸根結底就是因為它選擇了第二種定位、而它的實力又不能支持這種定位的緣故。而二戰結束以後,它已經不得不回到民族國家的定位當中,但它是一個不完整的民族國家,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因此與其說日本能夠執行它對亞洲大陸的政策,不如說它是在配合美日聯盟執行對亞洲大陸的政策。如果日本不在舊金山條約的框架之內,而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那麼它理所當然的就會執行英國對歐洲大陸的政策。

現在的情況就是,舊金山條約體系正在遭到打擊,而且這個打擊主要是來自於中國方面。而這種波動必然會造成兩種結果:要麼日本緊靠美日聯盟,加強對抗,在未來形成以中國為一方、美日聯盟為另一方的一種准冷戰結構,或者照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涼戰結構;或者要麼美國退縮,讓東亞自行其是,那麼日本在這種情況下,必然的要恢復其東亞英格蘭的地位,在亞洲大陸進行博弈。如果亞洲大陸在中國的領導之下統一起來,而且向強權國家方向發展,那麼它不可避免的要切斷日本這個海洋國家通向印度洋的生命線,例如台灣海峽或者南海通道這樣的地方,這條通道是日本經濟和安全的生命線。在假如美國不存在的情況下,一個亞洲大陸的強權在南海或者台灣海峽施加重大的軍事壓力,不可避免的要使日本做出選擇:要麼你就甘心做一個歷史上的朝鮮王國這樣的藩屬國;要麼呢,就要像英格蘭對付法蘭西和拿破侖那樣,運用自己的海洋優勢去打破大陸強權的進攻。除此之外,它其實是沒有其他選擇的。

主持人:美國重返亞洲這個問題,在未來到底會以怎樣的一種形式來發展?

劉仲敬:美國重返亞洲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措辭上的錯誤,因為美國從來都在亞洲,只是有那麼一段時間,它沒有太高調,以至於有些人忘記了它的存在。現在它不是重返亞洲,而是重新把它的存在感變得更加明顯了,僅此而已。所以美國重返亞洲這個事情,本身是一種保守性的、維持原有體系平衡的做法。本質上講,它是在應付近期以來,中國由韜光養晦的政策轉向高調的挑釁性的政策造成的不平衡。如果美國不採取所謂的再平衡政策,那麼中國方面投入更多力量的結果,就有可能導致周邊的某些小國,特別是東南亞某些小國,背離原來的原有體系,倒向中國,然後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類似朝貢貿易的體系。而美國為了維持原有體系的平衡,就是說,你加碼我也得加碼,這樣原有體系才能夠維持平衡。美國的政策本質上講,再平衡也好,重返亞洲也好,本質上是保守性的、以維持現狀為目的的。而中國的政策呢,比較接近於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政策,是挑戰性的,希望獲得比自己原有地位更高的、符合自己日益增長的實力的一個新的地位。挑戰者和守成者之間自然是要有衝突的。而自古以來,國際體系的變化都是由於體系的保守者和維持者,和體系的新來者和挑戰者之間的衝突造成的。目前,簡化的說就是說,美國及其盟友大體上是這個體系的保守派,而中國呢,大體上是扮演一個挑戰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