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輸出者的市場
伊斯蘭教法學家解決糾紛的方式，大致上有三種。
第一種是安蘭德和王陽明都用過的，可以稱為思想市場的自由企業家，就是招攬門徒和金主，把競爭對手擠到出書沒人看、學費收不到、金主不出錢的地步，自己混不下去。勝利者會得到德高望重者或值得效法者的綽號，但這個綽號像孫大炮一樣不是自封或欽定的。
第二種是中世紀的牛津大學經常使用的，可以稱為秩序市場的自由企業家，就是各方集結門徒，在市場或其他地方大打出手，或是因為積怨已久，因為偶然刺激爆發意外械鬥。當地商人，也就是客戶和金主，有可能像女人看男人為她決鬥一樣，聚眾觀賞比賽，同時表示堅信真主仁慈公正，不會讓有理的一方打輸。當然，你也可以合理推論，其實打贏的一方事先就贏得了較多的客戶，所以才有更多的門徒或更好的武器。穆斯林的宗派主義發作起來，會把競爭對手的屍體拿去餵狗。基督徒在這方面比他們好一點點，只會把屍體掛在絞刑架上喂烏鴉。狗不全是野狗，烏鴉都是野烏鴉。所以，烏鴉的不可抗力性質更強一些。這種方式看上去很可怕，但對思想自由和知識生產並無害處。真正的危害，在於第三種方式。
第三種方式也是拜占庭的基督徒喜歡的，也就是借用皇帝的權力消滅競爭對手。這方面的歧視鏈跟絕大部分歧視鏈一樣，大體上是從西向東不斷降低的，但基督教並不是一直比伊斯蘭優越。封建歐洲沒有，或者幾乎沒有。拜占庭帝國，司空見慣。早期阿拉伯和突厥穆斯林，比拜占庭少得多。晚期哈里發政權和沙阿政權，比拜占庭嚴重得多。莫臥兒帝國，又比河中更為惡劣。所以蠻族性和武德應該是思想自由的首要正相關因素，雖然不見得是唯一的。
伊斯蘭四大教法學派的鼻祖當中，頗有因為堅持己見而被哈里發迫害的角色。不過即使中古時期號稱專制的統治，按照現在標準都沒有多大的破壞能力。君主失敗的時候很多，勝利也像颶風一樣短暫。土耳其蘇丹和伊朗沙阿對於誰值得效法，都沒有發言權。復興社會黨和伊斯蘭共和黨把這個問題解決了，因為列寧主義專政機器的資金和武力比商人和門徒強大。
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後的場面，很像二月革命以後的俄羅斯。大多數教法學家認為教法學家的專政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又同時認為其他人應該做自己的門徒。霍梅尼認為值得效法者應該統一評定，大多數教法學者都認為不可接受。最後是武器的批判戰勝了批判的武器，什葉派學術中心遷往巴黎。埃及和馬格里布的遜尼派學術中心，托世俗專制政權之福，也陸續遷至巴黎。所以今天的法蘭西，是全世界伊斯蘭教的真正中心。
中世紀牛津大學和牛津市民習慣的鬥毆，今後將是法蘭西的正常狀態，但從秩序生產的角度講，其實比法蘭西教育部的統一教材強。法蘭西要麼堅持吏治國家，誰都不准打，成本很高；要麼恢復中世紀的正常狀態，誰都可以打。那時如果有人挨打，找菲利浦奧古斯都告狀，國王會說你自己是幹什麼吃的，不會打回去麼。如果雙軌並行，結果就是私塾吃掉官學，民辦法庭吃掉公家警察。伊朗長期統治的地方，反而會出現伊斯蘭傳統、組織和學術的萎縮，甚至叛教。這裡面的演化原理，跟蘇聯共產黨員很容易變成狂熱資本主義信徒，英國工黨議員卻不會差不多。
所以說政教合一這樣的古代名詞用在現代伊朗身上，是知識份子無知的體現。伊麗莎白女王和哈里發麥蒙的統治，才能叫政教合一，但他們頂多絞死幾十個教團領袖和幾百個普通信徒，沒有能力左右教派市場的演化。二十世紀以來的強解構者，或高負組織度輸出者，無一例外來自列寧主義，其中包括三種類型。
第一是共產國際本身的分支，例如北京和平壤。
第二是共產國際的敵人，模仿共產國際的組織技術，但在意識形態目標上敵視共產主義，在現實政治當中也沒有共同目標，例如希特勒和霍梅尼。
第三是列寧黨組織技術的模仿者，在意識形態目標上敵視共產主義，但在現實政治當中分享共同目標，例如薩達姆、阿薩德和蔣介石。
由此可見，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不能混用。共產主義是意識形態，可以由反對列寧主義的人分享。列寧主義是組織技術，可以由反對共產主義的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