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美國應如何應對中國崛起?

利益性衝突可以調和,而結構性衝突則無法調和。大多數外交專家的偏見是:堅持把中國看成一個民族國家,同時堅持民族國家的多國體系是普遍和永恆的模式。可惜從歷史上看,這兩個前提都不正確。解釋體系本身只是工具,任何體系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解釋力,但體系肯定有優劣之分,壞體系會使分析比現象更複雜。

即使是經典的民族國家,各種利益整合為國家利益,也需要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克倫威爾的政策和真主黨的政策,都不大適合在國家利益的理論框架。不是說不能解釋,而是這樣的解釋違反了奧卡姆剃刀原則,非但沒有使複雜現象變得清晰,反而使簡單現象變得複雜。

中國無法形成國家利益,其實只是大清滅亡以來,東亞國族建構一再受挫的自然反應。漢語官話方塊字文化圈的知識份子在1935年前後和2008年前後企圖發現中國國家利益,都遭到迅速和悲慘的失敗。歸根結底,巴別塔無法穩固。這些知識份子的處境相當可憐,因為哪怕是一心為政治服務的學術,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心血來堆積,然而還沒有等到建構初具規模的那一天,他們寄以希望的假民族國家,就像以前的同類白手套一樣,被它的主人弄髒和拋棄了。

美國外交專家和中國問題專家的失敗,原因相同。朝鮮核武器嚴重危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作為政治共同體和行為主體果真存在的話。然而事實證明,中國並不存在。因此,誰都不可能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除非你能謀殺一個死人,或是實現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中國崛起」,同樣屬於類似燃素和以太的理論虛構。過去二十年的演化,可以用更好的模式描繪:全球化不利於政治民族,資本的自由流動傾向於解構只能緩慢生成的有機共同體。共產主義也是有機共同體的解構者,只是解構方向與全球化相反。蘇聯存在時,政治民族和國際資本主義聯合反對共產主義。蘇聯瓦解後,兩者的分歧日益擴大。

全球化在東亞發現了最好的合作者,並非偶然。共產主義製造原子化勞動力的能力和決心,都不可能存在於政治民族當中。政治民族作為共同體有許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在近代化的新環境下,發揮抑制原子化的功能。國際資本主義無論在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其他傳統宗教籠罩的社會,或是傳統宗教雖然已經衰退、但政治民族已經建構成功了社會,都不會像過去二十年的紅色中國那樣所向披靡。

所謂「中國崛起」的實質是,列寧黨和國際資本主義分享了東亞社會解構的紅利。一方面由於有機共同體對全球化的抑制不斷強化,另一方面由於東亞社會已經沒有進一步解構的餘地,原有的格局已經不可持續。列寧黨傳統的解決方法就是拋棄擠乾的橘子,尋找新的橘子,白手套從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改成恢復大清朝貢體系,關係並不很大。蝗蟲如果找不到新的麥田,就會餓死或自相殘殺,或者兩者同時發生,所以它根本沒有真實的選擇餘地。知識份子使用何種方法解釋,都是頗有選擇餘地,不過無論如何選擇,無非就是更換名詞,而且無論如何更換名詞,白手套的使用壽命都不長,所以從投資效益比例考慮,簡直不值得費此心力。

國際資本主義和政治民族的博弈路線,倒是對文明的未來關係匪淺,值得絞盡腦汁。政治民族的誕生,通常是國際資本主義刺激的產物。地方、語言、宗教和血緣的傳統共同體,要發明民族,離不開國際資本主義的邊界條件。然而國際資本主義如果得不到有機共同體的約束和保護,很容易製造末人社會而自取滅亡。

古典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意大利的高度文明和社會解體,其實都是傳統共同體釋放積累的不同側面。基督教的興起、宗教改革和民族國家都可視作新型共同體對傳統共同體的替代。演化環境發生變化,結果不是替代就是滅亡。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競爭、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變,其實都是系統演化的片斷,而且只有放在系統演化的理論框架內,才能獲得充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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