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遠東沿海的自組織秩序:上海與香港的不同命運(三)

2016年3月12日上海講座

什麼叫做發明民族?就是指的是,原本我們這個地方的居民,像過去的香港人一樣,也是從越南、廣東、福建或者其他亂七八糟的地方來的各式各樣的人,但是我說一聲發明香港民族,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從此以後,我們的後代都屬於一個共同體,通過一個明確的契約辦事。如果當時進入上海租界的華人願意而且能夠跟在上海租地造房的英國商人承擔同等的義務,即使他們的膚色不同語言不同,但是混了幾百年以後,早晚會有一個發明上海民族的時刻,無論你的祖先是從蘇北來的還是從寧波來的還是從布里斯托爾來的,但是你們都在上海買了地買了房,是這裡面的房主業主,你們交的土地稅維持了上海工部局或上海市議會的運行已經維持已久,有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難道你們不應該成為一個上海民族,作為上海共同體或者上海共和國來共同管理這些事務嗎?

這樣產生出來的一個共同體,那就是一個標準的英國式的自治政府,就是一個遠東的美利堅合眾國了。即使美利堅合眾國有黃種人、有印第安人、有黑人也有白人、也有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的後代,但是這些都不重要,各種族、各種膚色的後代,你們都是美國的業主和納稅人,作為業主和納稅人,支撐了美國的運行,共同創造美利堅合眾國。如果當時的華人能夠把這樣的事情搞成,他們的子孫一定是可以跟白人商人的後代共同建立上海民族,而上海一定也就會成為遠東的美利堅合眾國了。

但是你徵消費稅那就不一樣了。徵消費稅的意思就是,你永遠是這個地方的客居者。你即使在上海租界住了多少代人,通過間接稅,貨物稅,實際上交的錢比白人的房東交得還要多,但是你仍然沒有辦法選舉工部局的議員,對上海的任何事務都既沒有參與也沒有興趣,你建立不起跟這個社會的有機聯繫,同時你也學不到國會政治應有的遊戲規則。過了多少年以後,像杜月笙杜老闆這麼聰明的人,他還在上海造什麼杜家祠堂,杜家祠堂不是一個簡單的附庸風雅的問題,這就表明華人社會,它的共同體的組織形式仍然是宗族組織,他們只熟悉他們原有的組織形式,哪怕是在上海這樣近在咫尺的地方,他們仍然學不會按照工部局那種議會政治的方式解決自己的問題。

如果按照我剛才說的那種方法來解決的話,那麼不可避免的,未來上海的發展會香港化。華人居民可能最初是二等公民,但是二等公民也有他自己的自治權,他們也要選舉產生出自己的太平紳士、自己的這個董事那個董事。這些董事在功能組別或者叫做等級選舉制當中,他們的選舉權會比白人要低一級,但是通過這個低一級的選舉,他們就像是南非的印度人或者黑人一樣,我們人口多議席少,但是通過少的議席,我們仍然學會了怎樣搞議會政治,將來有朝一日實現平等以後,這個共和國就是我們的共和國了。

這個機會因此從他們手中奪走了,他們永遠是上海的寄居者和局外人,交的錢再多,花的錢再大,他們永遠不在共同體之內。這個致命傷對住在上海租界的大多數華人來說是不可輓回的,同時對於工部局本身也是一個致命傷。工部局原先是打算,根據原先的條約嚴格執行的話,那就是歐洲商人的地方,根本沒有華人的地方。但是它既然容納了這麼多華人,而且到後來華人的人口還超出了歐洲人的人口,而這些華人住在租界上,但同時還必須向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政府納稅,接受中華民國的司法管轄,這個問題就非常嚴重了。這就是說是,工部局或者是上海共和國的雛形,它必須擁有的各種基本權利遭到了嚴重的割裂。這個割裂構成了一個大缺口,就像荷蘭北海上的缺口一樣,有了這個缺口,水位低的時候對你一點影響也沒有,水位高的時候,海水會倒灌你,把你毀掉。

在皇家海軍威震四海、大清帝國連屁都不敢放的時候,這個缺口無關緊要。儘管租界的華人居民還需要向大清帝國交稅,但那點稅根本就無關緊要。就好像說我原先是蘇北的一個農民,我向大清帝國交四十賦一稅,也就是說我給大清帝國一年交八十擔穀子,當時我在做農民的時候這筆稅我已經很受不了。然後我跑到上海來,工部局那裡發了幾塊錢,領了一個理髮館執照,過不了幾年,我的理髮館就已經經營得有聲有色了。然後呢,我從這個理髮館裡面一天收到的收入,跑到蘇北鄉下去買一百擔穀子都綽綽有餘。理論上講,我是大清帝國的臣民,雖然住在上海租界裡面,在洋人的保護下,但我還是大清帝國的臣民。但是大清帝國向我要的那些稅收,還不如我一個理髮師一天的勞動收入,在我眼裡面這個稅就TMD根本不存在一樣,所以我完全可以對此忽略不計。而大清帝國由於自身的軟弱,它唯恐引起外交糾紛,那就是根本不會想到要加稅加費這些事情。實際上住在租界也沒有人會來管你。

但是形勢是隨時都會變化的,到了國民政府執政的時期,國民政府就不像是大清帝國這樣什麼都不管了。它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提出,既然從法律的角度上,租界的大多數居民都是華人,不在租地章程和以後工部局設定的各種法律保護之下,那你還有什麼話好說?要錢。拿錢,拿錢,拿錢。你們這些商人在洋人的庇護之下已經發了很久的財了,我們在內地打了多少年內戰,窮得光屁股了,上海一個地方的財富,比起十八個行省加起來還要多,你們不出錢能行嗎?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是一句空話,要錢是實質。打倒帝國主義的實質是什麼呢?就是說是,上海這一塊大肥肉,我想把它吃下去。但是我如果說我要搶錢搶女人,這話說起來不大好聽,所以我就說,我要打倒帝國主義。我要打你不是因為你有錢有女人,而是因為,對不起,你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你之所以能夠發財致富全靠帝國主義保護,因此我有合法和正當的理由來打你。打倒了你,能夠獲得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的歡呼,而且還能夠得到廣大貧下中農的擁護。

根據這個理由,我就可以利用當初工部局在1869年這個致命的日子犯下的一個憲法性的大錯留下的這個口子,滲入上海租界,然後我把青幫派進來了,我把軍統派進來了,諸如此類的人派進來了。你如果說你不交,仗著我的軍隊不敢進租界不交,那是不行的,你不要以為我只有軍隊,我還有黑社會,我還有莫名其妙的組織呢。戴玉農不是吃素的,他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話,還可以從共產國際那邊借幾個紅色特工過來,如果出了事兒的話,大家都說這是蘇聯的事情,跟國民政府沒有關係。很好,我這個特工進來了,你給錢還是不給錢?如果不給錢,你孩子上不上學?如果你孩子上學,到學校裡面,突然莫名其妙多了幾顆炸彈,那你怎麼辦呢?你只有去找杜老闆了,你對杜老闆說,我們家可沒少給你交保護費啊,這是怎麼回事?然後杜老闆就會說是,當今國難當頭,出於民族大義,別的事我可以保護你,但是涉及民族大義的事情,你就還是從了蔣委員長吧。

於是這個故事發展的結果就是,在一九三零年代,國民政府成功的通過黑社會手段,從居住在公共租界的華人居民中間撈到了海量的收入,比起他們在東南局時撈到的收入還要多。宋子文同志就是憑借這個收入才能建立中央銀行;建立了中央銀行,才能收編四大銀行,才能對各私人銀行實行金融管制;執行金融管制以後,才能夠強行收交銀元,使全國的貨幣紙幣化;使全國的貨幣紙幣化以後,他才能大搞通貨膨脹,在根本沒有稅收基礎的情況下,維持一支龐大的軍隊,發動抗日戰爭和剿共戰爭。沒有這些事情,國民政府一秒鐘都站不住。而這些事情歸根結底就是在1869年那個致命的日子負責維持上海工部局的那些董事或者是議員過於缺乏遠見,只想著錢的問題,沒有想到政治的問題。上海共和國或者上海民族如果後來沒有出現,禍根都在這一點。後來發生的一切交涉,其實都是細枝末節的。從憲法史的角度來講,這就是一個負面的大憲章時刻,本來可以出現的上海共和國和上海民族,就是在這個時刻被斷送掉的。

香港的故事與此不同,因為它最初的起點不一樣。上海的創始人是歐洲人,他們開始的時候假定這塊土地上根本不會有華人。就好像是南非的創始人根本想不到那些黑人農民工會混進南非,會把新教徒的後代在他們自己家裡面變成少數,然後農民工的後代還要說,我們才是真正的南非人,你們這些帝國主義者和殖民主義者給我滾出去,他們沒有預料到這一點。而建立香港的人,他們一開始就假定,他們在香港只是匆匆過客,這塊土地上絕大部分的居民將是華人居民,而且將始終是華人居民。他們認為華人居民,而且是很正確的認為,缺乏政治德性,沒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組織,但是他們還是可以在家長式的保護之下行使一定的自我管理,至少這種方式要替大英帝國節省些成本。香港最初的總督,對華人居民有這樣一種評價:作為個人,他們的聰明才智一點兒也不比英國人差;但是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的道德敗壞是歐洲人難以想象的。這個所謂道德敗壞,我們不能理解為這些住在香港的前大清臣民都是嗜殺成性或者是熱愛搶劫偷盜那種人。英國人所謂的道德,顯然就是指的公共道德,就是說你沒有組織共同體的能力,你只能作為奴隸和順民存在。你在你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可能是很講道德的,但是組織共同體的事務的時候,毫無疑問是每個人都要算計每個人,恨不得把別人坑死才算了事。所以按照歐洲人的共同體道德觀,你就是一個沒有德性的人。

照亞里士多德的話來說,沒有公共生活的人如果不是神就是野獸,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誰是希臘人呢?就是公民和公民相處能夠建立議事會自己管理自己,這就是希臘人,只有希臘人才是真正的人;而外邦人跟希臘人不同,不在於聰明才智不如希臘人,而是說,你沒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你們如果自己搞到一起了,那不是一個或者是一組強者征服了其他人,對他實行專制統治,要麼就是相互殘殺,搞成無政府狀態。蠻族的特點是什麼呢?蠻族,要麼就是專制統治,要麼就是無政府主義。只有希臘人才能夠建立自治政府,所以只有希臘人才是真正的人。當然後來希臘人也在經過專制統治以後,漸漸變得墮落了,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亞里士多德認為是屬於希臘人種族特點的那些東西,其實只是希臘人在政體發展的黃金時代表現出較高政治德性的體現。十九世紀的英國人恰好也處在他們政治發展的黃金時代,他當然擁有很高的政治德性,這一點已經由十九世紀國會政治充分證明。他們瞧不起歐洲人,就是認為歐洲人要麼專制要麼混亂,連歐洲人都是這個樣子,亞洲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眼中的亞洲是什麼樣子?那當然就是沒有律法的下等人,沒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也是幸虧皇家海軍替他們維持秩序,要不然他們肯定會是自己把自己坑得要死那種人。

香港的華人居民就在這種歧視性保護之下,享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英國人出於偷懶的緣故,即使別的事情不管的話,糾紛總是有的,那麼糾紛就是:英國人的話,用英國人的法律來審判;華人居民按照你們自己的習俗,讓你們的地方長老去審判。照他們的想法來看,這其實是因俗而治,也就跟原來一樣,跟大清在的時候一樣。但實際上就不是這樣了。英國的殖民主義造就了很多制度,其實這種制度在前殖民時代本身不存在,但是英國人以為這些制度跟英國本身的習慣法是一樣的,所以就讓你們自己去辦去了,於是製造出了很多新的制度。像印度的柴明達爾制度,英國人為什麼會製造出這種制度呢?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印度那些收租人在法律上的地位跟英國封建制度之下的那些地主是一模一樣的,其實在印度傳統社會中,他們不是這個角色,但是就因為英國人把他們當成這種角色,於是它就由於殖民統治的緣故,就在印度人為的產生了柴明達爾階級。

香港的太平紳士和商團其實也是以類似的方式產生出來的。太平紳士的產生較早,原因也就是因為,英國人認為英國紳士應該免費的盡義務,替他們的鄰居排憂解難,而大清不是也有你們的儒家鄉紳麼,你們的儒家鄉紳不是也有習慣法這個那個麼,雖然你們要納妾要幹各種各樣不道德的事情,但你們本來就是不道德的人,我們也犯不著付成本來制止你們的不道德行為,你們就按照你們不道德的方法去幹去吧。我們英國人不准娶小老婆,因此也不會有小老婆和大老婆爭奪財產的糾紛,所以我們也判不了你們諸如此類的案件,有這樣的案件你們就去找你們的儒家鄉紳去判吧。你們如果還是嫌他們沒有權威的話,那很好,女王陛下也是可以免費賞賜一些頭銜給你們的,免費給你們提供若干個太平紳士的頭銜,但是你們不要以為這些頭銜是有工資的,總之是你們拿到這些頭銜你們就自己去判你們自己的案子去吧。

但是實際上,太平紳士並不是左宗棠、曾國藩那種傳統儒家紳士的一個翻版。他們通過得到英國方面的這個代理人資格,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改造本土社會、把本土社會黨派化和組織化的一個過程。原有的宗族,特別是粵東閩南的宗族,他們沒有哪一個是特別團結的,通常是某一個宗族多多少少都跟鄰近的其他宗族有點仇有點糾紛或者是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一個宗族出了一個太平紳士,那麼這個優勢就不得了。其他的宗族有必要去撈一個諸如此類的頭銜。同時為了盡可能的依靠殖民秩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必須還掌握一些其他諸如此類的法律技術,比較低級一點的法律技術,你就要掌握土地制度、白契紅契在性質上的不同。掌握了這個制度,第一你不會上當受騙,第二將來在繼承土地或者是修房補屋的時候,就是因為地契的形式不同,你就可以佔到很多便宜或者吃到很多虧。

例如白契跟紅契不一樣,照籠統的話來說就是,簡易程序和完整程序不一樣。完整程序要困難得多,要辦很多很多手續,甚至要跑到英國樞密院去登記一下什麼什麼諸如此類的事情。但是這個登記不是白登記的,你享有的完整產權房和小產權房,在今後的地位是不一樣的。目前新建地區的許多爭議其實就是在殖民初期因為地契問題搞出來的。你如果當初偷了懶,願意搞一個小產權的,當時是佔了便宜,事後很可能會吃虧,諸如此類。這種情況下你能不能夠搞好,關鍵就不在於你能不能夠憑左宗棠當時在湘陰老家幹的那些什麼點主、什麼念儒家經典之類的方式調解糾紛,而是在於你們家族裡面有沒有出幾個懂點英語、能看懂英國合同,最好的情況下,甚至拿過英國的大律師執照,能夠跑到樞密院去上告那種人。如果你家族中間居然有那種能夠一路跑到樞密院去,論學問能夠跟聖雄甘地差不多,能夠講英語,用英國人的法律跟英國人打官司,那就不得了了,你在本地社會基本上是屬於所向披靡、壓倒性優勢。

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就是在一個原本平衡的達爾文式演化場裡面投入了一個新的機制,就像是在澳洲的有袋類生物中間突然有了一隻歐洲的獵狗一樣,誰有了那只獵狗,基本上可以追殺澳洲原有的所有食肉生物的,它自然而然的會引起原來的土族社會的迅速演變。所以到最後,英國人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覺得有必要對土族的習慣法實行系統歸納的時候,他們眼中看到的土族習慣法其實跟清朝末年林則徐時代的習慣法已經是截然不同了。這種東西已經不再是儒家的土族習慣法了,而是儒家和歐洲雜交產生的一種東西。在財產權方面,英國人記錄下來的那些所謂的儒家習慣法,是以前的儒家從來沒有的。它搞出來的那種分層次的、帶有各種保留的分割性質的財產權,與其說是像儒家的模模糊糊的道德規範,倒不如說更像是歐洲中世紀,特別是英國中世紀的封建法。

像現在新建地區鬧得沸沸揚揚的丁屋權利,就是封建權利的一個典範。擁有一個丁屋權利的話,實際上是等於是擁有了價值數百萬的物業權利。但是最初它的起源是非常簡單,就是一個保留權利,跟抄本所有人的保留權利差不多的。抄本所有人原先的地位是接近於佃農,我在業主那兒租了一塊土地,但是我又跟業主和其他各種各樣的上級領主、教會盡了各式各樣的義務,那麼我的子孫後代,比如說是因為約翰王那個時代我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的曾祖父在那時是抄本所有人,而他的那個抄本在當地的教區登記簿上留有一個記錄,所以儘管我這個子孫後代說不定已經在N多年以後早都不信基督教了,甚至變成了無神論者或者穆斯林了,但是就根據這個抄本的登記下的權利,我到當地那個村落的古老教堂去,我有權利要求該教會的牧師在他的唱詩班裡面給我留一個管風琴手的位置。雖然我從來沒有學過一點音樂,而且地球上最討厭的聲音就是管風琴的聲音,而且我在世界上最討厭的宗教就是英國國教和基督教,而我早已經皈依了伊斯蘭教,娶了四個老婆,但是他們必須把教堂唱詩班那個管風琴手的位置留給我。因為這些blablablabla 案卷可以積滿四十個倉庫留下來的英國習慣法的規定,這就是我的合法權利。

丁屋那個權利也是這樣的。就是在十九世紀後期,我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根據儒家的習慣法,男人應該當家應該種地,土地應該留給男人,女兒出嫁的時候,多給她一些嫁妝那是可以的,但是你們絕對別想分我劉家的土地,我劉家的土地只能留給劉家的兒子、孫子、重孫子、重重孫子、重重重孫子之類的。只要是我們劉家的重重孫子,再窮再苦回來,我們劉家的宗祠至少要給他一碗飯吃,如果他還能種地的話也得給他一塊地種;但是劉家的女兒嫁到王家、張家、李家去了,無論血統多近,你別想,要別的好處可以,土地絕對不能給你。這就是丁屋制度的起源。英國人出於偷懶,准許這種丁屋制度存在。然後香港變成城市化了以後,變成了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於是當年曾經在新建的某一塊鳥不生蛋的地方,除了酸橘子以外什麼也產不出的地方,曾經住過那麼一段時間的某一個劉老漢的不知道N多代的子孫,也不知道是在加拿大還是在烏乾達什麼地方,他可以突然跳出來,根據英國人當時承認過、英國人心目中理解的那種儒家習慣法,我有權利在這個目前已經變成香港鬧市區、物業價格比曼哈頓還要貴的地方,你們必須把這個地方的房子給我一塊。這個權利,毫無疑問要價值好幾百萬。香港的丁屋制度就是這樣搞成的。由於香港的中產階級混了一輩子都不能掙得上一座屋子,看到居然有這樣的權利存在,而且由於外交談判的結果,又已經寫進了目前的基本法裡面,人家的感受那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你是人家,你也是應該這麼想的。這就是兩種習慣法在香港相互融合所造成的結果。

但這樣造成的最主要結果是社會團體性的:首先是有一部分香港居民在這個過程中間學到了英國的法律知識或者是皈依了基督教什麼的,他們等於是把歐洲封建的法人團體輸入了香港社會;同時更重要的是,英國人對他們的管制比起亞洲大陸任何中央集權都要寬,所以他們能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的擴張權利,搞各種輔仁社或者什麼結社活動,要容易得多。經過亞洲大陸歷次革命和破壞,每一次都是把廣州或者是附近最有生產能力,或者是冒險精神最強最有契約精神的人一波一波的趕到香港來,每一次都增加了它進一步社團發育的能力。像黃飛鴻他們家的寶芝林,就是在孫中山打內戰的時候被毀掉的,在諸如此類的活動中間,肯定有很多本來是住在廣州或者是潮汕好好的居民,因此跑到香港來。他們到了香港來了以後,自然而然的,通過租地租房搞各種社會活動,也必須多多少少參加社會活動。

同時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九二零年代中期的社會革命,為香港華人社會的自治能力提供了最重要的刺激。在此之前,可以說,儘管華人社會的少數精英已經產生出了很多香蕉人,儘管人種上是黃種人,但是已經能講英語,加入輔仁社,用普通法辦事,但是這種人在華人社會中還是少數,大多數華人還多多少少是處在那種儒家的納妾的大家庭制度之下。在這個情況下,他能不能夠產生出一個新型的社會還很難說。但這個時候,蔣介石出現了。他成功的在周恩來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打倒了陳炯明。在這個過程中間,革命軍來到粵東,發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廣泛運動。

這個運動是有程序的,我覺得以後可能還會再次發生,所以值得詳細的參考一下。這個作用是從兩方面來的。首先是蔣介石革命軍進了城,然後當地的士紳會歡迎歡迎他們,以為來了新的統治者,跟原來的統治者應該沒什麼不同,納糧納稅就可以過去了。但是不行,新型的社會根本完全不是這樣。蔣介石進了城以後,周恩來就開始部署。首先在各鄉各鎮各地建立黨的組織,婦女會、貧農會諸如此類的會先給組織起來。同時蔣介石召集原政府的官吏,告訴他們,現在是新時代了,司法部長的概念已經結束了,以後法官要講黨性,法院必須姓黨,當然是信國民黨了,不過這個區別其實也不是很大。所有不願意姓黨的法官,你趁早給我滾蛋,如果不滾蛋的話,你很快就會遭到群眾暴力的威脅。然後滾蛋以後,革命軍的軍官、政工幹部佔據了法院的位置。

他們把法院的位置佔好了以後,周恩來同志就展開第一步部署了。蔣介石把法院清洗好的時候,周恩來也把四鄉的群眾組織給搞好了。然後四鄉的革命群眾在黨委的組織和支持之下,開始打進各地土豪劣紳的家裡來,把他們趕出去。這些土豪劣紳如果知趣的話,應該馬上跑到香港。如果不知趣,習慣於舊時代的辦事方法,他們就到法院裡面告狀,你們侵犯了我的財產,這時候他就會驚訝的發現,革命軍的政治部委員坐在法院上面,聽取了他的陳述之後表示,目前是革命的時代,你剛才提出的控訴充分證明你已經犯了反革命土豪劣紳罪,首先把你綁起來遊街示眾以後槍斃,如果罪行比較輕的話,可以只判五年有期徒刑。

然後這樣的事情發生以後,陳炯明同志在過去二十年苦心經營起來、連共產國際都表示佩服的廣東自治就算徹底垮台了。廣東的地方精英,像是從著了火的房子裡面逃出來一樣,瘋狂的逃到香港去,他們逃得比較積極,是因為他們當時畢竟還是有錢人。沒有錢的人往往逃不走,他們就留在原地。留在原地,沒有再過十年,蔣介石就走了,彭湃就來了。這時候就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問題了,而是要一起吃人的問題了。照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記載,彭湃號召貧下中農參加革命的辦法是這樣的:因為我知道你們這些農民都是觀潮派,我有兵的時候你們就跟著我喊革命口號,但是不願意為我得罪人,說不定哪天反動派回來了以後,你們又會跟在反動派後面喊口號,辦法是這樣的,我殺一個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把他的肉煮起來,煮成一大鍋,你們一人吃一口。吃了以後,我看你還往哪兒跑,跑到哪兒去你都是殺人犯,你老老實實的跟著我幹革命吧。這就是他的革命程序。

於是在兩次折騰當中,粵東的大批人口逃到了香港。關鍵還不在於逃到了香港,而在於這個逃到香港的過程,他們把社會革命的恐怖帶到了香港。這就跟太平軍不一樣了,太平軍造成的戰爭,它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戰亂造成的,任何一支軍隊來了以後都要殺人放火,使經濟生活普遍蕭條,大家混不下去了就自然要走,為了吃飯,非得要逃走不可,為了害怕打仗、害怕流血、害怕子彈打進我腦袋裡面我就要走了,但是除此以外我沒有什麼特別害怕的。但是經過蔣介石和共產國際這兩次折騰以後,大家發現戰爭除了會讓你送命或者是讓你沒有工作以外,還可能有更可怕的一面。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報紙,充滿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革命的恐怖傳說,那種違反人倫的恐怖傳說。當時的香港市民階級看到這種東西,也就像現在看到伊斯蘭國的報道感覺是一樣的。

這時候他們就沒有辦法再忍下去了,他們覺得大英帝國在香港的駐軍只有這麼一點,而且不一定會管,因為畢竟英國政府已經把好幾個租界送給了國民黨,如果香港也像其他的租界一樣送給國民黨,那他們就是死路一條,再往前跑也就是大海了,英國人可以回英國,他們能回到哪兒去呢。所以他們必須做出一個優秀漢奸應該做的事情:趁著英國人還沒有決定走以前,跪在英國人面前求他們不要走。因此在這十年之內,香港的華人社會廣泛的組織民團和治安隊,替英國人維持秩序。在蔣介石組織的省港大罷工爆發的時候,他們組織的義務勞動隊去維持香港的貿易。最後國民黨不得不用共產國際補貼的錢來養那些罷工工人,最後把那些罷工工人編一個北伐軍,讓他們到北方去當炮灰去,因為一直養下去實在是養不起了。而這種情況本來會使香港貿易完全癱瘓,但是由於香港的漢奸集團像是福克蘭戰爭時期的英國工會工人一樣,寧願不拿錢也要加班到碼頭去為皇家海軍服務,以便使皇家海軍能夠盡早出海。由於他們幹了這些事情,可以說是嚴重破壞了英國工會的傳統規範,所以撒切爾夫人才能打贏那一仗。而二十年代英國的殖民當局之所以能夠成功的對付省港大罷工和以後的混亂,也就是因為當地的華人自發的組織了漢奸集團,去一方面維持秩序,一方面去給為數很少的英國軍隊提供各方面的服務,生怕他們滾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