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四講之一】走出中世紀

歐洲國家憲制與國際體系的共同演化

按:此為2015年6月劉仲敬先生在由Eidos(愛道思)主辦的非洲坦桑尼亞遊學班上所講,共分四講,除第二講無錄音外,其餘三講皆由三馬兄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成文字。本篇為第一講,原題為《走出中世紀 — — 歐洲國家憲制與國際體系的共同演化》,但由於現場提問過多,實質上成為一場演講人和聽眾的交流會,因此完全偏離原題內容。 — — 雲遠

劉仲敬:我們所說的那個世界,或者說是文明吧,是在政治實體產生以後的。可以說是,它產生的時間不是平等的,而是一個從中心開始,在不斷刺激和反刺激的作用下,向周圍擴散的過程。就像是你把石頭扔進水裡面,波紋從中心向邊緣不斷擴大,有些部分被波紋衝擊到的時間是非常晚的。最早的部分,現在其實看來還是在中東。中東把其他的比較枝節性的東西刪掉的話,那麼中東地區的政治實體產生和相互交涉的過程大概是這個樣子的:首先是在高地,然後再向大河下游的沼澤地帶運動。最先產生大概是在以色列和敘利亞之間的那些高地,小麥最先也是在那兒產生的,城牆首先在那兒築起的,就是後來發現的耶利哥古城和大馬士革古城那些地方。

這些地方的城邦,之所以產生在高地上,也是因為當時的技術問題。後來所謂尼羅河和兩河流域那些城邦,真要開發起來的話,是需要有高度的組織的。在史前時代,那些地方,大河下游的三角洲,一般都是沼澤地。沼澤地是很難居住的,蚊子多,而且排水的工程需要較高層次的組織能力,比較分散的小部落或者小團體是很難勝任的。但是在高原地帶就比較好對付,高原地帶沒有那麼多水。如果你有種植小麥的技術的話,可以很輕而易舉的建立起農業城邦。在高原地區,大概在從安納托利亞到以色列這一塊地方建立起來的那些小城邦,也就是只有考古學證據了。從考古學證據上來看,它們是被毀過多次的。早在尼羅河下游和幼發拉底河下游那些比較大的城邦建立起來以前,它們的城牆就曾經多次被攻破過。這就說明他們當時已經有政治和交涉的觀念在裡面了。

某聽眾:到底人類是從哪裡起來的?是中國還是尼羅河?

劉仲敬:都不是。尼羅河比中國更早一些,但是最早起來的地方,基本可以肯定就是聖經裡面的耶利哥城附近的那個地方,從以色列東北部到敘利亞南部,直到土耳其東南部那個高原地帶。

某聽眾:那怎麼證明呢?

劉仲敬:可以證明啊,有考古學的證據呀。那個古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產生的更古老。尼羅河,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開發尼羅河是需要高度技術的。而政治組織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要靠技術。人類的組織要能強大到能夠組織大量的人力,把水排乾,把沼澤地變成農田,這已經不是最早期的文明了,已經是文明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後才有可能產生這樣的現象。

文明為什麼能夠成熟到這樣的程度,可能跟神廟很有關係。因為極早期歷史,大多數都是靠推理的。但是你從蘇美爾兩河流域之間 — — 兩河流域比尼羅河流域要更早一點 — — 它最初建立的城市規劃就可以看出,神廟在規劃中間起了一個很特殊的作用。這些城邦在建立以前,事先就有劃分土地,而土地最好、最核心的一部分,總是划給神廟的,而且神廟是其他所有土地的規劃人。也就是說在你這個城邦建立起來,就已經有了一個祭司階級,對這個城邦應該怎麼樣建立有一個整體性的規劃了,而其他各階級大體上來講是按照他們的規劃走的。這個組織力量是產生在先,然後城邦的建設才在後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這些比較正規的、大規模的城邦建立起來以前,最古老的原始文明,已經形成了某種類似神權政治的現象。

神權政治給最早的文明都留下了痕跡,尼羅河流域或者是蘇美爾以及各個城邦,基本上最早的統治者都是祭司,或者是祭司兼國王。從後來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軍事組織不算是特別健全。軍事組織、武士的力量完全凌駕於神權之上,好像是在第二期文明,也就是赫梯人或者是遊牧民族開始從北方入侵中東以後才產生的現象。第一期文明的和平性比它要強一些,他們雖然也有武力,往往武士是由祭司所兼任的,但是他們打仗的方式,相對而言是比較兒戲的。

某聽眾:先有神廟還是先有國王?

劉仲敬:先有國王。最先的國王其實自己也是祭司。最初的戰爭似乎也是巫術性很強的。兩河流域的戰爭,它有一定的季節的要求。季節不合適的話,似乎是不會發生戰爭的。而且戰爭也有一定的禮儀規範,最後的仲裁還是要依靠各個城邦之間的神廟的祭司階級來進行仲裁。這整個複雜的體系,大概是到烏魯克、烏爾這些城邦開始產生的時候,蘇美爾地區、兩河中游地區,至少已經有了幾十個城邦,城邦內部已經有相當複雜的政治結構。有他們自己的元老院和平民會議。祭司、國王、元老院和平民會議之間,經常發生糾紛,有的時候國王會和平民聯合起來對付他們的貴族;有的時候會和鄰國聯合起來干涉他國內政。各個層次之間的衝突,到一定程度之上,需要有複雜的書記員和測量員所組成的專業人員隊伍來勘探土地、划定邊界,搞諸如此類的事情。這個體系,已經是一種相當完備的國際體系了。

某聽眾:我以前聽說考古學證據定性,最早的城邦是在兩河流域那一塊。

劉仲敬:它那兒其實不是最早的。最早的地方還是在敘利亞的高原地帶,但是那些地方只有城牆或者是古老的小麥種植留下來的化石證據,沒有什麼文字材料。兩河流域的特殊之處就是,它除了考古證據之外,它還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留下了大量的泥板文書,而且這些文書已經被破譯了,至少是局部的破譯了。所以把它說成是最早的文明是合適的。但是可能是馬里王國或者是敘利亞那一帶,可能產生過一些還沒有產生文明但是已經有政治組織的城邦。這樣子應該是比較合理的。而且開發那些高原地帶,技術難度是比較低的。

某聽眾:大概距今多少時間了?

劉仲敬:耶利哥大概有一萬年時間了。

最早的蘇美爾各城邦是有它自己的城市保護神。各個城市保護神之間有一定的親緣關係,這可以從某種意義上反映,他們的各個城邦之間實際上也是有親緣關係的。因為城市保護神,也就是反映出城邦本身的性質。他們之間有親緣關係,就是說這些蘇美爾城市,實際上雖然是有矛盾,但還是像古希臘或者是像春秋時期一樣,是一個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之類的不同城邦在不斷的交涉和衝突。最初的交涉和衝突,照吉爾伽美什史詩那個時代看,還是比較有費厄潑賴(Fairplay)氣質的。執政的國王和貴族之間,有一定的騎士精神,戰爭也不是破壞性很大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演化的話,城邦之間的兼並,漸漸使這個體系遭到破壞。烏爾王朝,據說是第一個統一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但是這個說法是後來人追加的,因為烏爾不是一個國王的名字,它本身就是一個城邦。在以前的城邦時期,烏爾和烏魯克曾經長期爭霸過。所以,所謂烏爾所謂的王朝,實際上很可能是烏爾城邦一個不穩定的霸權,因為它的優勢太大了,儘管它沒有徹底性的消滅其他各個城邦,但是也就被後來的人勉強稱之為王朝了。實際上它從性質上來講,還不能叫做王朝。

真正能夠統一美索不達米亞的,還是邊區的阿卡德人。阿卡德人在這個系統中的地位,有點像是秦國對關東各國的地位。它既不是純粹的蘇美爾人,也不是純粹的蠻族。所以它有蠻族的戰鬥力,而且它在進行戰爭的時候,比起各個城邦要殘忍得多。它建立了龐大的戰備軍和戰車兵團,依靠這些力量、依靠它上游的地緣政治優勢,最後征服了下游各個城邦。它算是第一個在兩河流域建立起官僚政體和正規帝國體制的國家。

它興起的結果就是,蘇美爾各個城邦之間的城市自由基本上消失了。這是一個,可以說是各文明都經常出現的模式,由城邦時代走向帝國時代,很像是中國從春秋時代走向秦帝國,然後希臘城邦走向羅馬帝國那個過程。這裡面表現出的問題就是,城邦內部的平衡體系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過一定時間的破裂以後,小城邦漸漸被大城邦兼並,出現合縱連橫,大國爭霸的體系,最後外來人利用各個城邦之間的矛盾,把他們全都征服了。而扮演這個征服者角色的,一般就是邊緣地區的半蠻族。

某聽眾:那這樣的話是不是可以說文化和社會產生了倒退?

劉仲敬:是可以說出現倒退的。你要是從兩河流域二十多層的那個地表來看的話,好像確實是,從文明的質量上來看,後期,到巴比倫王朝時代,是不如前期的,不如亞伯拉罕時代。就宮廷來說恰好相反,晚期的宮廷更繁榮一些,工事修得更好,有空中花園什麼的,還有大圖書館,幾萬件泥版書。但那只是就國王而言。就普通市民來說,是後不如前的。亞伯拉罕時代那些,所謂烏爾,現在已經被完整的挖出來了,拿出來展出。他們那些市民住的房子是非常漂亮的,跟現在美國人住的房子差不多,只是沒有現代化的建築設備,它是用磚做的房子,但是質量非常好,像小別墅一樣,周圍有前花園後花園,住在那裡面的人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不是個別人這樣,而是一般市民都是這樣的。但是到了晚期巴比倫帝國的時代,普通市民就住的是非常簡陋、像是出租地下室那種很可憐的房子了。只有國王的工事非常大。這很明顯就是反映出一個社會退化的過程。最早期,城邦發展到黃金時代那個時候,它很可能是有一個富裕而強大的市民階級,這個市民階級相對於他們的統治者來說,差別不是很大的。但是到最後的話,等於說是除了國王和他專業的官吏和軍隊以外,普通人過的日子就變得非常慘了。社會整個是在越過最高峰以後,是趨向於退化的。

黃金時代可能就是處在亞伯拉罕時代。最早,十九世紀的聖經學家,一般來說把亞伯拉罕解釋成一個像阿拉伯人或者貝都因遊牧民族頭領那種人,把他解釋成為一個族長制的典範,亞伯拉罕是一個大家族的族長,像阿拉伯的男性家長一樣,統帥了大批族人,到處遷徙什麼的。但是現在的考古學,二戰以後的考古學,得出的證據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亞伯拉罕是一個烏爾的市民,他也許不是烏爾正宗的本地人,也許是外地人,但是毫無疑問是一個有高度文明教養的人。他是本地祭司的兒子,而烏爾城的宗教市場,很有點現在美國的味道,是各種宗教和平共處、自由競爭那種環境。各宗教很可能發展出那種相當有教養,而且非常精細的哲學。因為亞伯拉罕據說是,他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跟他父親進行宗教方面的辯論,而他很可能是一個宗教方面的改革者,想把以前的多種宗教共同的月神、日神什麼的,統合在一種宗教的統領之下,然後發明了這種新學說以後,才帶著他的新學說跑到迦南地區的。總之他不是一個遊牧民族的頭領,而是當地一個祭司知識分子家庭的產物。

當地的祭司習慣於在他們的市場上展出各式各樣的神像,這些神像各有各的功能,比如說這個神像能夠保佑孕婦順利生產,另一個神像可以保佑使用它的人能夠治好某種病,還有各式各樣的行業神像,基本上是各行各業的人都會去買他們的神像。各個神像之間各有各的巫術手段,這些巫術像是現在的科技產品一樣,據說是相當靈驗的,你只要使用了相應的程序的話,就可以得到順產或者是治病諸如此類的效果。這裡面體現出的整個氣氛,像是一個非常發達的、五方雜處的國際化大都市。我剛才說的那些擁有花園洋房的市民,就是生活在這樣的大都市裡面。他們往往供奉了不止一個神,他們使用的那個神,和神廟祭司的方法,也有點像是現代人聘請各種專業人員,比如說有某種病了以後,你去請祭司,祭司帶著他的神像來給你作法。而那些作法不一定像現在人想象的全是迷信,很可能他那些作法當中,就包含著什麼草藥啦,或者各式各樣的湯藥之類的東西。也可能是真的是管用的,否則也不見得能夠獲得大批的信眾。

當然這個體系,隨著戰爭的升級和兩河流域的統一,逐漸的衰落了。後期的神比早期的神要好戰得多,冷酷得多。早期的那些多神,它們的畫像、神像就顯得比較慈悲,而且對於那些許願者也比較仁慈。他們除了寫公文,有很多都是現在所謂的社會服務性的工作,不是直接關於戰爭的。後期那些神就比較殘忍得多,而且軍事化要大得多,動不動就要屠殺或者幹什麼事情。這多半就是反映了當地社會生態的惡化。這你也很容易理解,你要一下中國的話,孔子時代各城邦顯得要仁慈和開明得多,等到接近秦始皇白起的時代,基本上所有國家都變得高度好戰和好殺了。而這個時代各城邦也就瀕臨滅亡,新的統一帝國就要產生了。而統一帝國這件事情,它是使國家有形的物質力量變得強大,但是嚴重的損害了社會的生命力。他治下的臣民,生存空間變得更可憐、更悲慘了。

某聽眾:您講的是不是和北伐戰爭到國民黨統一的過程很像?

劉仲敬:是這樣的。北洋軍閥時期的戰爭也是很文明的,只打幾個星期,而且打了以後,基本上是,稍微受一點傷亡的話就投降了,而且投降的時候,要按照歐洲式的禮儀。像曲同豐他們那樣,搭一個台子,曲同豐把他的寶劍帶到曹錕面前去,我把我的寶劍獻給你,表示說,本軍以後再不跟貴軍為敵,然後曹錕就表示說,貴軍作戰英勇,本軍無比佩服,戰爭到此為止了。但是這種打法,自從國民黨北伐戰爭以後就不再實行了。北伐戰爭的什麼汀泗橋戰役、賀勝橋戰役,那就是拼了老命真正打了。北洋軍是不習慣這種打法的,這種打法很不紳士,是真正要死人的、要拼命的。從他們的角度來看,你用黨軍這種打法,其實是很不費厄潑賴的,你一旦打贏了,人家也不服你,覺得你這是一種更野蠻的手段。而且被打敗的一方還要算是反革命,打勝的一方算革命,這就是更不地道的手段了。紳士和紳士之間不是這樣的。

某聽眾:是不是隨著社會發展。戰爭變得越來越殘酷了?

劉仲敬:是有這樣的傾向。這就是惡性競爭嘛,本來一個圈子裡面,開始的戰爭可能就像足球比賽一樣,點到為止,勝了的那一方就算是仲裁得勝了,用不著有多麼殘忍。但是總會有人出來破壞遊戲規則,通過破壞遊戲規則來撈到好處,然後其他人就不得不跟進:我多殺幾個人,那麼其他人也會跟著多殺幾個人;你動員多一點,我也可以動員多一點。最後動員到非常徹底的情況下,那這時候這個文明就瀕臨毀滅了。像路易十四時期的戰爭也是很文明的。笛卡爾他們那些紳士,在軍隊裡面,平時的時候打幾炮,然後停下來,再跟對方的軍官握一握手,大家一起喝喝酒,然後回去再打幾炮……圍城圍幾年下來,一邊的軍營裡面都寫出好幾本書來了,但是戰爭還沒有移動一寸呢。但是最後拿破侖一出來,他就把這個規範給打破了。我徵出幾十萬大軍來,剎那之間從一個首都打到另外一個首都,他佔了很大的便宜。但從威靈頓將軍這種角度來看,他就說,拿破侖不是個紳士,是個下等人。紳士打仗是不應該是這樣野蠻的。但是你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打法看,拿破侖又算是相當文明的了。

這樣演化到最後的結果,可以說它突破了一個閾值以後,戰爭就會摧毀文明本身,在徹底的軍國主義之下建立專制帝國。但這樣的專制帝國,它等於是形成了一種抽吸社會資本的一種機制,使被抽吸的社會很難再向更高層次發展了。它等於是一個生態學上所謂的收割者。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出現過多次。可以考證的第一次就是在兩河流域出現的。阿卡德帝國出現以後,等於說是,兩河流域文明發展的最高峰就過去了。以後發生的事情就比較乏味了,就是中國人後來熟悉的那種情況,蠻族入侵,建立新的帝國,或者是本土再建立新的帝國,但是無論如何,總是帝國和朝代循環,而且多半,無論宮廷怎麼樣豪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質量是每況愈下的,越來越被當作是可以隨意犧牲的戰利品或者是資源那些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古老的文明漸漸趨於毀滅,最後新一代的文明,來自南方的閃米特人和北方的雅利安人,完全毀滅了第一代文明,產生第二代文明。

第一代文明留下了很奇怪的種子,就是猶太人。猶太人可能是,他的主要文化好像是在他們的巴比倫之囚時期形成的。在那以前的猶太人可能還是比較土鱉,沒有產生出高度進化的祭司階級。而他經過了巴比倫之囚時期,產生了祭司階級以後,就始終沒有動搖過。他傳下來的很多秘傳知識,可能就是巴比倫人在行將滅亡的時候留下的一個精密版本。從風格上來講,他和,比如說波斯人、印度人、希臘人、羅馬人這些雅利安來源的新民族都不一樣,在這些擁有統治權的新民族當中,它顯得是異常另類的。

蘇美爾人,從他最初的城邦時代轉化為蠻族軍事帝國的過程中間,損失的東西很多,其中就包括他的商業性格。因為開始時候的神廟,也是一個重大的商業交易中心。蘇美爾地區的商業交易是非常發達的,很可能猶太人那一套是受他們的影響產生的。但是阿卡德帝國以後的帝國的話,基本上越來越變得是武士佔上峰了,商業性格變得不太明顯了。而亞述人就變成了一個赤裸裸的、瘋狂的軍國主義。這一點,埃及方面的文明就在這方面特徵不太明顯,儘管埃及尼羅河流域那些城邦最開始的時候…【被打斷】

某聽眾:埃及人是不是猶太人?

劉仲敬:不是。現在的埃及人不是,古代的埃及人也不是。

某聽眾:古代埃及人是沒了是吧?

劉仲敬:是。古代埃及人可能跟現在的埃塞俄比亞人還比較相似。照當時他們留下來的畫像,他們是高鼻子、高個子的人,而周圍的努比亞人、利比亞人則是卷頭髮、塌鼻子的人。他們認為這些人比他們要低賤,他們的鼻子高、長相好看,畫像比較有稜有角。

某聽眾:以色列前期是不是希伯來人?

劉仲敬:以色列前期是不是有一個固定的種族來源,不好說。它很可能是一系列有產部落糾集成的。猶太人有好幾次,像亞伯拉罕那一次和摩西那一次,發生的情況都很像是一個本來是來自於外族或者外來文化的先知,因為在本國沒有得到足夠的賞識,索性就跑到比較原始的民族,向原始民族傳教,把他收納作為自己的子弟這種味道。所以猶太人強大其實也可能跟他們的收養性質有關係,他跟他們那些宗教領袖的關係,可能不是像很多部落那樣是本部落的長老選舉產生的,而是一個外來的宗教改革領袖對比較原始的民族實行教化、收養的結果,他們跟那些宗教領袖之間,一開始就是靠簽約的方式建立起來的。

猶太人引以為自豪的就是說,他是一個律法的共同體。猶太人天生就是共和主義者,也就是他們是依法而治的,他們的統治者不是具體的國王或者是長老或者是其他什麼的,就是他們那些律法以及律法的注釋。遵守那些律法,就是他們的共同體根源。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其他的外族都是講人治的,因為你崇拜國王或者是其他人,那就是人治,國王說了就算數,這就是你們比較低級的緣故。而我們是根據律法統治的,律法不是人,是神的意志,比你們那些根據人的意志統治的就要高級得多了。

某聽眾:為何歐洲人都非常痛恨猶太人呢?

劉仲敬:這個,理論上講,他們找的藉口是猶太人殺害了基督,但是這更有可能就是因為猶太人那個共同體,在他們之間構成一個沒有辦法同化的一個異質體,始終像是眼裡面的沙子一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歐洲人對他們有一種隱隱約約的疑心,就是說,他們認為,各地的以色列人是不是有一種陰謀團體式的地下連接,彼此之間策應什麼的。這樣做可以使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對其他人佔有某種不公正的便宜。後來也有人把這種理論用到共濟會或者其他什麼人身上。至少金融方面的聯絡是很可能有的,這一點不限於猶太人,聖殿騎士團也有這方面的特點,他們在各國,蘇格蘭、法國和耶路撒冷什麼地方,都有自己的分壇,然後這個分壇之間,相互之間迅速的交流信息。結果他們利用這個優勢,本來開始的時候是個軍事組織,但是結果變成一個國際金融集團。從埃及到東方各國,再到歐洲各國之間,迅速的傳遞信息、買進賣出,在金融市場上佔了很大的優勢。從法國國王或者英國國王這樣的人來看的話,就等於說是,你們這一小撮人、這一個團體,就把本國的金融命脈都給操縱了。而且法國國王要錢的時候,還要以很不利的條件向你們借錢,所以隨時都想做掉你們。而普通老百姓就覺得,小麥、麵包價格上漲什麼的,肯定是有人操縱市場,幹些什麼事情,那麼你們這些人也是眾矢之的,多半就是你們幹的。

某聽眾:猶太人很神奇。猶太人的小孩都很聰明,我覺得這種聰明是天生的。

劉仲敬:他們可能有一套優生學在裡面。我記得哈西迪派還是其他什麼派,有一套很繁瑣的規定,新郎和新娘應該在什麼年齡結婚什麼什麼的,就是說,其中有一條好像是這樣的,堅決不能讓年輕姑娘嫁給老男人,因為這樣生出的後代質量不好,而且為了生出的後代質量好的話,還要很多很苛細的,也不知道靈不靈的規定,就是說,什麼樣的日子和什麼樣的日子之間適合於行房,什麼樣的日子和什麼樣的日子之間又不適合行房。

某聽眾:老女人娶年輕男人呢?

劉仲敬:那可能更不行。不過這種情況很少見,一般是老男人娶年輕姑娘比較多。

某聽眾:咱們華夏的周易也講這些。

劉仲敬:房中術是很奇特的東西。漢代那些房中術就有那樣的內容,皇帝應該按照陰陽五行的節奏排一個週期律,什麼時候是適合的,採陰補陽什麼什麼的。這些東西跟神秘的數字體系有點關係,數字體系和天體方位什麼的。

某聽眾:阿基米德在那麼久遠的年代,就發現了許多東西。

劉仲敬:古希臘的科學是很奇特的。我們現在理解的東西好像都是理性的,其實他底下有一整套數字神秘主義,而數字神秘主義跟巫術這些東西是很有聯繫的。像畢達哥拉斯學派,它在當時根本就不是一個數學學派,它根本就是一個秘密宗教團體,它用數學那些東西,等於像是當切口一樣用的。懂得這一套切口的人才是他的自己人,不懂這套切口,那就暴露了你不是我們團體的人了。對於他們來說那是一個宇宙秩序的問題,因為數學的合理性是體現了宇宙本身是有秩序的,否則的話數學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某聽眾:我覺得瑪雅文化中數學的東西跟巫術和玄學很密切。現在看來,他們巫術的很多理念的基礎都是數學和科學。

劉仲敬:巫術其實跟科學是最接近的。因為巫術就是講的一個特定的程序嘛,它等於說是,你只要按照特定的程序作一定的法,那你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效果。這跟信神是不一樣的。信神有一種意思就是說,神可以這麼做也可以不這麼做。你按照同樣的程序去做的話,具體怎麼做是神按照它自己的意志獨斷的。但是巫師不是這個樣子的。可以說是,信徒認為神明比自己強大,我求神明,神明愛怎麼做那是我控制不了的事情。神明能控制我,但是我控制不了神明。但是巫師不一樣,巫師認為他能夠控制精靈的。比如說像一千零一夜那些精靈一樣,我只要念咒念對了以後,即使精靈非常強大,它也只能根據我的咒語去做。但是我如果自己念錯了的話,那當然是我自己倒霉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他就認為他那個咒語跟科學定義是一樣的,跟實驗程序是一樣的。按照實驗程序做了以後,化學物質一定會產生出相應的結果出來,就好像是我能夠操縱它一樣。

某聽眾:我覺得當時那些科學的基本原理和思想都要通過某種巫術或神學來傳播,如果純粹的堅持科學的角度,像布魯諾,就會被燒死。

劉仲敬:布魯諾其實不是因為堅持科學而被燒死的,他恰好是兼任神學家的。他受人迫害主要是因為他的神學觀念跟其他人不一致。他的神學觀念,照現在的看法有一點科幻色彩,他是有一種多宇宙論。所以當時教會的主流派認為這是離經叛道的事情。其實他那些關於科學方面的結論反倒不是特別重要,如果他只講了這些科學的東西,人家還不一定會迫害他。

某聽眾:現在有些科學家就是神學家。

劉仲敬:現在有些科學,比如說宇宙物理學那些東西,實際上搞的就中世紀相當於是神學那種東西。宇宙論實際上是這個樣子,無所謂證明,而且是根本不可能證明的。關鍵在於就是說,第一你要假定宇宙有秩序,第二你要設計出一種可能的宇宙秩序出來。而邏輯上可能存在的宇宙秩序,很可能是非常少的。這就好像說是,比如說你只能有幾種完美形狀,比如說是立方體是完美形狀,八面體是完美形狀,另外還有幾種,好像總共就只有六種,不能隨便設計出來,能夠完全相等的,每一個邊長度都相等的立體圖形就只有那麼六種。很可能能夠自圓其說的、邏輯上能夠站得住腳的宇宙圖景,在數量上也是非常有限的。你只要能夠搞出來就行了。從邏輯上來講,要麼你說宇宙沒有秩序,要麼宇宙有秩序的話,可能就只有那幾種秩序能夠站得住腳,其他的情況下,那麼宇宙就沒有秩序了。牛頓其實也是一個巴比倫神學家性質那種人。從他的角度來看,他等於是認為各個學科在最根本的核心層面上是相通的。有一些神秘規則能把它們都聯繫在一起。牛頓等於說認為是,聖經裡面的文字也好、煉金術也好,這個那個也好,骨子裡面都是在神秘層面上相互貫通的。這種觀念其實可能在巴比倫時代就已經有了。

某聽眾:您覺得人類的歷史是不是在不斷重復?

劉仲敬:我覺得,確實是組織模式可能是非常有限的。很可能是,能夠存在的組織模式大部分都已經在歷史上產生了。所以它們經常改頭換面重新出現。

某聽眾:那麼比如說美國的政治制度呢?

劉仲敬:這個政治制度一點都不新鮮呀,絕大部分元素在古代都已經出現過了。它等於說是,簡單粗暴地說,它就是三種成分:一種就是它的新教,新教成分,那就直接是猶太基督教傳統出來的東西,那是非常古老的;另一種是共和主義,希臘城邦那種模式;第三種模式就是封建歐洲榮譽法典製造出來的那種貴族騎士精神。這三點加在一起,差不多就是現在的美國了。三大傳統。

某聽眾:我認為美國制度是迄今為止最先進和文明的制度。

劉仲敬:我倒覺得它是比較古老而野蠻的制度。美好的制度都是比較野蠻的,因為一個文明發展到比較末期的情況下,它的成員就會變得比較無賴了。系統之所以能夠良好的運轉,為什麼呢,因為它比較年輕啊,狡猾的人還太少,賴皮的人還太少。文明進入晚期的時候就比較像現在的希臘一樣,習慣於耍賴了。這種情況下,在全體國民都習慣於耍賴,沒有血性的情況下,你很難僅僅依靠有形的契約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了。相反,蠻族還比較好,因為蠻族雖然沒有文明,但是他比較有血性,他說話算話,比較有尊嚴。這種人在加以適當的訓練以後,很容易製造出比較好的文明。但是已經文明了,然後又變得軟弱和墮落的人,那他很可能把他的聰明才智全部用在無賴方面,這種人,才是真正不可救藥的。現在的希臘,你跟伯利克里時代比較起來,那不是很明顯麼。

文明這個東西太容易產生出搭便車者。比如說你如果足夠不要臉的話,你在複雜的文明體系中間當剝削者是比較容易的,在野蠻時代很難。你要在原始部落中間,經常跟大自然作鬥爭或者是各部落相互殘殺,在這樣的環境中間,你想做一個寄生蟲是很難的,寄生蟲很容易在第一時間被淘汰掉。能夠幸存下來的那都是有勇氣、有擔當的人,才能夠幸存下來。多半來說,部落裡面比較有名望的人都是部落勇士那種類型的人,他們要麼是像赫拉克勒斯一樣,跟豺狼虎豹搏鬥,比其他人更能幹一些,因此贏得尊重;要麼是在戰爭中間,比別的人更善於打仗。所以這些原始部落經過這樣的淘汰產生出來的人,一般是比較有尊嚴有血性的。但是文明人當中,他很可能是依靠耍狡猾的。文明越是複雜,你中間可以鑽的空子越多,就越容易產生出寄生性的人格來。

某聽眾:那為何新加坡不一樣呢?

劉仲敬:李光耀就是一個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已經看透了中國人的沒落性質,所以他就不把中國人當作文明人來對待,它用從日本人那裡學來的那種抽鞭子的手段來對付他。如果你不用這套手段的話,很可能新加坡還是松松垮垮,還一塌糊塗呢。但是這種做法對於日耳曼人大概就沒有必要,因為他們比較有榮譽感,用孔子的說法來說,他們比較知恥,他不會說是像比較頑鈍無恥那種人,他們是吃硬的不吃軟的。中國人就不是這樣,因為他是沒落民族,跟希臘人印度人這些文明古國比較相似,你給他講孔子時代的禮義廉恥,這不頂用了,宋朝明朝都已經講了多少次了,最後都是無賴贏。比較老實的人,認真按照孔子的那種做法去,那你就做了文天祥,被人消滅掉了;而比較無賴那種人,慷慨激昂一通,然後自己就出去投降了。這種人繼承了世界。

這種情況在中國文明的晚期是一次又一次的出現,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無賴的厲害。你從中國本身的歷史就可以看出這個無賴化的傾向。我相信這個傾向其實對印度、埃及這樣的,跟中國比較相似的文明古國,都是適用的。像滿洲人打進明朝的時候,它對明朝就有一個評判就是,明朝人號稱是天朝大國,怎麼不如朝鮮呢?我們打到朝鮮去的時候,俘虜的那些朝鮮女子都是痛不欲生,被我們強姦了、侮辱了,但是都是恨不得要死;到明朝的時候,怎麼一個個都倒貼上來,還想利用我們去迫害其他人。明朝社會還真是這樣的。

蒙古人打進宋朝的時候,宋朝士大夫也就是死了就算了,要不投降,老老實實投降就行了;明朝士大夫,滿洲人一進來以後,他們馬上採取的措施是什麼呢,盡可能的說服滿洲人去消滅他們的敵人。東林黨和閹黨都是這個樣子的。後來你說滿洲人搞文字獄,其實好幾次文字獄,就是山東人整江蘇人或者是江蘇人整山東人。他們在明朝末年的時候就相互之間整了很多次了。現在清朝人來了以後,他們就想辦法把這些沒有文化的滿洲人騙一騙,盡可能的去說服你,哎~那些江蘇的蠻子是反清復明的,包藏不軌的,把他們殺了比較好;或者說是,山東那些人,他們不是好人,都是魏忠賢的餘孽,殺了他們比較好。他們等於都是,一股腦的都跑到滿洲主人那兒去,利用滿洲人去殺他們的敵人。明末清初的時候,東林黨和閹黨的衝突,很大程度上就是江東士大夫和山東士大夫之間的衝突。馮銓啊,像李精白那些人是什麼地方的人?山東河南那一帶的人。而張家兄弟、錢謙益那批人是從哪裡來的?江蘇南部,江浙一帶出來的。這個地域衝突和黨派衝突是連在一起的。

中國人確實是很賴的。很賴這一點就很麻煩,就是說,很賴的民族是比較適合於專制統治,因為你用文明和民主的方法去對付他的話,他會把你活活賴死的。你如果用鞭子去收拾他的話,他反而會乖乖的聽話。結果構成了一種自然淘汰,就是說能夠在這塊土地上站得住腳的人,都是比較狠比較壞的人。中國人服二球,服殘忍的人,但是不服講道理的文明人。講道理的文明人,他會覺得你是個傻瓜,還要佔你的便宜。

某聽眾:日耳曼民族的民族意識是怎麼來的?

劉仲敬:因為他們是從部落武士發展到封建騎士,還沒有進入官僚政治階段。等進入官僚政治階段以後,他就會慢慢的越來越壞了。日本在這方面就比中國佔便宜,日本是武士,而中國是官僚。你從清朝末年就可以看出來,日本武士要比中國官僚要老實得多,沒那麼狡猾。而且他們是像春秋戰國時代孔子時代的中國人一樣,是仗義任俠的那種角色,是動不動要拼命,但是說話比較誠實,比較有廉恥。孔子時代,有子路那樣的弟子,可以看出,當時春秋時期的士大夫的特點。當然那時候的中國還處在封建階段。等你進入官僚階段以後,那你就主要靠厚黑了。厚黑比較厲害的那種人就會戰勝不那麼厲害的角色。

某聽眾:春秋時各小國打仗特別文明,講規矩。

劉仲敬:他有榮譽感。如果用卑鄙的手段,打贏了也不光彩。

某聽眾:如何解釋台灣、韓國相對還是好一些?

劉仲敬:我想,台灣、韓國都不如日本,這是很明顯的。我剛剛從它們這兩個地方走過來,感覺就很清楚:日本人是一絲不苟,無比清潔;而台灣人呢,在這方面就比較像中國,比較混亂,有很多腐敗的多神教什麼的,賄賂性的信仰比較多。他們那些民間信仰基本上是許願行賄那種性質的,而且跟政治是連在一起的。我覺得他們那種民主政治跟他們上香拜鬼也是有點相似之處。我給你許願,給你做些什麼事情,我們支持你,這種情況,一種短期交易的情況。而日本人的政治呢,他比較有家族性、傳承性,榮譽感比較強,責任感比較強,他好像是,像麻生太郎那些家族,他就不是拿小恩小惠來收買選民的,他自己就是一面旗幟,我們家的人說話是不會不算話的。就是那種感覺。像是中國這種動不動學術造假被揭發出來,然後大家也不當回事,這種事情在日本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偶爾出一件這樣的事情,當事人都要去自殺。中國哪一個科學家會去自殺?這是絕對不可想象的事情。

某聽眾:美國人也是這樣,也不會去造假的。

劉仲敬:美國人他也是日耳曼系統的。歐洲國家,你把北歐和南歐一比就可以看出了:日耳曼系統的人就是比較講榮譽、講誠信的;而南歐系統的,經過了羅馬帝國,他已經是比較費拉了。他就比較像東方了,像意大利人和希臘人,主要是這兩國。我覺得法國人好像還比意大利和希臘稍微好一點,它是介於南歐和北歐之間的。最賴的應該是意大利人和希臘人,他們比較像東方帝國。

某聽眾:按照歷史來講,這種腐敗的民族都是要遭報應的。

劉仲敬:對,蠻族征服,把他們殺得精光。其實殺光了可能還是比較好的。我覺得英國或者是北歐比較好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當年羅馬帝國滅亡的時候,入侵的蠻族基本上是把羅馬不列顛的人都給殺絕了。但是南方的人口比較稠密,蠻族雖然也進了倫巴第,但他沒有把意大利人給殺光。所以北方等於是,經過了消毒以後,文明重啓了。而中國呢,比如說是蒙古人來了以後把中國人殺光了,像日耳曼人一樣,蒙古部落重新造出新文明,可能還比較好一點。但是恰好又是這一點沒法做到。就要經過一個中世紀的野蠻和黑暗,然後重啓。但是這樣重啓的新文明可能像是日本或者是封建歐洲一樣,比較有騎士精神,不那麼賴,不那麼腐敗。

某聽眾:是不是日本三七年進攻中國就有這個目的?

劉仲敬:那倒不是。老實說三七年進攻中國也跟中國的賴債有點關係。因為中國人老打敗仗,打了敗仗以後就簽署一個割地賠款的條約,然後簽署了以後,等日本兵撤退了以後,他又撕毀了條約。結果日本人覺得你純粹是賴皮,不狠狠揍你一頓出不了這一口氣。

某聽眾:您如何看台灣的民主?

劉仲敬:可能台灣大概是沒有能力獨立搞民主的,但是在美國和日本的保護之下是可以的。

某聽眾:我覺得台灣的政府因為有監督,根本就沒有像內地那樣大吃大喝的。

劉仲敬:這個嘛,台灣社會,你得把這個結果主要歸功於殖民主義。因為台灣在日本人剛剛來的時候,社會可以說是比福建廣東那些地方相比起來的話,也許好一點,但是好一點也不是好得很多。劉銘傳時代也好,雖說它是一個新政典範,但是當時貪污的人還是很多的。台灣的士紳階級開始的時候也是比較腐敗的。也就是經過了日本人整肅的五十年以後,台灣社會變得比較健康了。後來蔣介石到了台灣以後就覺得台灣社會跟大陸不一樣:第一是沒有匪諜,沒有遍地都是共產黨滲透分子和左派文藝青年 — — 這些人是,等於說是,除了做官或者做革命家以外,在社會上找不到固定地位的;第二就是民風比較淳樸、比較老實。他覺得這個地方比起千瘡百孔的大陸來說更適合作為基地。後來他在台灣搞白色恐怖,你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他殺的那些人,殺了很多人,但是除了台獨那一系列的人以外,可以說是,有匪諜嫌疑的,大部分恰好就是蔣介石自己帶過來的大陸人,特別是大陸知識分子。台灣的日本社會中間,反倒不大容易出這種人。

某聽眾:為何很多台灣人都恨國民黨而喜歡日本人?

劉仲敬:那是肯定的。蔣介石一方面是殺共產黨、親共的左派,一方面是殺親日的台獨分子,那些人其實就是台灣本地的精英。像林獻堂那些人,日本人在的時候,他是日本的貴族院議員,又是台灣自治運動的領袖。二二八事變一髮生他就跑到日本去,再也不會來了。回來絕對沒啥好日子過。蔣介石整肅的目的就是要把台灣本土社會,那些日本人教出來的那些精英給你打掉。打掉了這些精英,剩下的都是比較窮的比較散的老百姓,那就無能為力了。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手段。當年亞述人打到猶太的時候,也是把富人和有影響力的人抓走,然後剩下的這些窮人他就不管了。因為你反正都已經很窮,又是一盤散沙,你鬧不起什麼事情來,我已經把可以給你們當領袖的人都給做掉了,沒有領袖,那是蛇無頭不行,你人多也不管用的。蔣之所以能夠後來在台灣統治這幾十年,就是因為他能夠通過土改和二二八以後的鎮壓,把台灣本地的精英做掉了。

其實毛澤東搞出來也是這個意思。中國農村傳統的統治者就是地主士紳,不把這些人搞掉的話,共產黨人搞的那些地痞流氓在地方上就沒有威望,還不一定佔領得了呢。這件事情上,財政方面可能還是次要的問題,可能權力才是最主要的。不把有可能跟你競爭的人搞掉的話,那你的權力根基就不容易扎穩。這一點上是達到目的了。共產黨的政權能夠比北洋軍閥什麼的站得更穩,關鍵就在於他殺人殺得更多,而且他把原來的精英階級消滅掉了,沒有競爭對手了,他就容易站的住腳了。北洋政府為什麼站不住腳呢?像張作霖到了江蘇,然後江蘇本地的士紳就這樣刁難他,那樣刁難他,然後過不了多久又把孫傳芳給引進來了,結果把他給趕出去了。如果他也像毛澤東一樣,首先就把你們這些地主資產階級統統給你殺光,讓你們再也沒有機會到上海去借兵,到浙江去借兵,那我不是在這兒坐幾十年都沒問題麼?這就是殺人殺的不夠多的情況。

某聽眾:看史記的刺客列傳,感覺在看日本當年。

劉仲敬:黃遵憲寫《日本國志》那個時代,日本就是那樣的,動不動就行刺暗殺什麼的,動不動就要決鬥什麼的。

其實中國歷史的最大災難就是什麼呢?沒有被殺得太徹底。本來漢朝滅亡就跟羅馬滅亡一樣,蠻族入侵,如果這一次被徹底滅亡了以後,鮮卑人什麼民族重新啓動一個程序的話,可能就比較像歐洲了。但是這一點沒有做到,等於說是把以前屍體上留下來的腐敗因素又給繼承下來了,於是又產生了宋代和明代,比以前漢代更加腐敗。宋代比漢代更腐敗,然後明代又比宋代更腐敗。

某聽眾:但是宋朝是中國歷史朝代中最繁榮的朝代。

劉仲敬:最繁榮的時代應該是清代,如果單從經濟上來講,那毫無疑問是清代。

某聽眾:那是不是說從人權自由這個角度,宋代更加好一些?

劉仲敬:那不能這麼說。宋代的人權和自由,就算是從士大夫階級角度來講,也肯定是遠不如唐代的。因為皇權比唐代擴張了不少,所以整人的技術也擴張了不少。北朝和唐代的皇帝,對大臣和世家是有一定忌憚的。這一點其實也還是因為它是一個遊牧民族進來的、封建因素還沒有完全消失的王朝。北魏皇帝他不能享有絕對的權力,因為他手下還有一些部落貴族,還有漢魏留下的世家大族,這些都是勢力還相當大,不能隨便想怎麼地就怎麼地。所以唐太宗還很嫉妒那些山東的門第,因為魏徵他們,如果嫁女兒的話,寧可嫁給那些世家大族,也不願意跟皇室聯姻,也就是說,在他們眼裡看來,皇室還沒有那些世家大族來得高貴。但是在宋朝就再也沒有這種現象了。

某聽眾:唐代是不是從武則天開始也漸漸的削弱世家大族?

劉仲敬:武則天的恐怖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消除原來北魏留下來的鮮卑武士貴族和山東留下來的那些儒學大族,然後用科舉搞出來的寒門子弟替代他們。科舉是什麼人考的呢,就是屌絲考的嘛。就是因為,如果我本來是有錢人,那就像是陳寅恪先生考證的那樣,所謂李德裕他們家族,州官縣官求我做官我都不做,因為我本人是當地大土豪,做官對我沒啥好處。但是窮人家的子弟,通過科舉有一個做官機會就已經了不起了。這樣的人,當然是皇帝要你幹什麼你就得幹什麼。但是如果你本來就是土豪或者貴族的話,那麼皇帝給你下命令,你還不一定願意聽。皇帝要科舉就是為了利用窮人、利用下等人來削弱貴族和世家的勢力。然後皇權擴張以後,必然的,他任用的官員就比以前的貴族或者是世家更有平民性,更有奴隸性,必然就更加無賴了。更腐敗更無賴,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不可能單從道德修養和精神建設上來做到這一點,因為物質上的差距是明擺著的。像唐代那些世家子弟,北朝世家子弟,他可以免費的做官,不支薪水,因為他家裡面本來就有錢,他做官就像英國貴族一樣,他是為了實現某一個政治目的做的,他不是為錢才做的。但是宋代以後的科舉,那你絕對不可能這麼做的。好不容易,讀書是要花錢,然後向親戚朋友借多少多少債,然後好不容易從邊緣省份跑到京城考了這趟試,為了考這趟試你就要欠不少債。好不容易考上了做官了以後,你說我不做了,那你向你那些親戚朋友怎麼交待?你那些親戚朋友都指望你做了官以後,然後好好貪污腐化一下,把貪污的錢分一點給他們。我們當初資助你不就是為了這一點麼?你不腐敗不就是對不起我麼?

什麼樣的制度能夠不腐敗呢?只有兩種制度不腐敗:一種是貴族政治,一種是財閥政治。貴族本來就是不求錢的;而財閥呢,他是資本家,他本來就有錢,做官,出來從政,像布什他們從政之類的,都不是為了錢。他本來可以做董事長掙幾百萬,做個總統掙幾萬,人家圖什麼呢?人家頂多就是圖執行他自己的政策,青史留名。如果你本來就是無產階級,那麼可以保證你絕對不會代表人民,你一旦好不容易從無產階級中間,好不容易脫離了無產階級,不好好整一整無產階級,給自己發一筆財,那簡直對不起自己。

某聽眾:那不就可能變成世襲政治了麼?

劉仲敬:就是那種政治世家。你得承認,哪怕是在民主政治上,像雅典,最有政治節操的是誰呢?像伯利克里他們家族,伯利克里他們家族是幾代從政的,多少年都是雅典的世家。他們那個家族就是一面旗幟。像羅馬就是布魯圖他們家族,像日本麻生他們家族,跟平民政治家就不一樣。平民政治家,像田中那樣的人,那就是以腐敗而著名的。田中號稱是平民宰相,但他個人的生活是不檢點的,又搞女人又腐敗。麻生那種家族他是不會搞腐敗的。他連上公立大學都不肯上,麻生小時候要去上大學,想去考公立大學,他爸爸媽媽罵了他一頓,說你簡直混賬!公立大學是給誰上的?是給那些家裡沒錢的人去上的。你又不是缺錢,憑什麼去搶那些窮人子弟的飯碗?這就是貴族子弟的風格,就是這樣的。

貴族制度不容易腐敗,越平民越容易腐敗。可以說腐敗是一個文明退化的結果。可以說是社會日益傾向於民主化和平民化,那也就同時的:一方面是政治越來越腐敗;另一方面是社會越來越散、團結力越來越低。它社會上缺乏天然的領袖。最後散到一定程度,他就抵擋不住比較野蠻、但比較團結的民族。然後歷史就要重新啓動。經常都是這個樣子的。

某聽眾:中國確實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也越來越腐敗。

劉仲敬:這對中國來說是很自然的嘛。腐敗是平民政治的一個自然現象。腐敗那就是因為它本來就是非常散沙的性質,這樣的民族,你可以利用他的天然的自私和相互競爭來創造一些經濟財富,但他很容易被蠻族征服的。可以說是在現代以前的時代,像中國目前這種狀態,肯定會吸引蠻族的。比較窮困但是有戰鬥力、比較團結的蠻族,肯定會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入侵你,然後把你的財富變成他的財富,然後他來統治你。只有在國際體系的保護之下,你才能夠勉強苟延殘喘。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物質力量也轉化不成你的政治力量。像以前埃及就是這個樣子的,埃及很像中國,它比羅馬要富得多,但是從來不敢惹羅馬。羅馬更窮,但是他們的公民團體更有戰鬥力。像中國現在跟美國相比,就很像是當年埃及和羅馬的對比。所以你就不能相信GDP什麼東西。即使中國的GDP超過了美國,就像當年埃及比地中海其他國家更富裕一樣,它還是不堪一擊。他可靠的做法就是通過賄賂、腐敗、收買的辦法,才是可靠的,他自己組織的軍隊肯定是沒有戰鬥力的。因為軍隊的戰鬥力,那是直接反映了國民的團結能力。國民自己是這個樣子,由這樣的國民組成的軍隊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雖然你可以給他買很先進的武器,就像宋代的軍隊一樣,它裝備著各種當時肯定是最先進的武器,火器啦,什麼神臂弓之類的東西,但是實際上他肯定,一方面不如唐朝那些自費充兵的府兵,一方面不如蠻族士兵和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武士。

某聽眾:可是我覺得共產黨的軍隊自成立以來在什麼條件下都很能打。

劉仲敬:共產黨的特點是,不把軍人當人看,他可以讓你死的很多。但是共產黨真的沒有什麼戰鬥力,而且中國共產黨跟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相比起來,這一點暴露的非常清楚,它確實沒有什麼戰鬥力。它打過什麼仗呢?三大戰役那是吹出來的。三大戰役實際上都是依靠蘇聯武器和蘇聯將領指揮的。中國人把林彪說成軍神,但是林彪就沒有打過什麼仗,他也就是在平型關搞了一次襲擊日本後勤部隊的仗,死了幾百人,而打了這一仗以後,他再也不敢打第二仗了。朝鮮戰爭基本上是失敗了,而且失敗的方式非常之慘,基本上朝鮮戰爭,你真看那些紀錄片的話,那就是比二戰後期日本人還要慘。基本上是你躲在洞裡面,人家火力掃過來,露出去的人都死了,整建制整建制的部隊被俘。

某聽眾:但有說法稱,就是朝鮮戰爭讓世界對中國刮目相看的。

劉仲敬:那是自己吹的。朝鮮戰爭時期的時候,當時的西方世界一般都是把中國作為蘇聯的附庸來考慮的。而且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樣子。朝鮮戰爭基本上是靠蘇聯飛行員和蘇聯武器,中國只是負責出炮灰的。

某聽眾:那俄羅斯呢?

劉仲敬:俄羅斯他的戰鬥力很明顯是遠不如瑞典和波蘭的,跟歐洲那些小國沒法比。但是比起中國和中亞各民族,還是有明顯優勢的。

某聽眾:我覺得俄羅斯人做事還是很嚴謹的。

劉仲敬:談不上嚴謹。相當之粗糙。

某聽眾:我覺得俄羅斯在沙皇時代比後來的社會主義蘇聯要富裕得多。

劉仲敬:那是肯定的。蘇聯比俄羅斯帝國要窮得多了。

某聽眾:是不是可以說這個國家就毀在社會主義的那些年了。

劉仲敬:是。可以這麼講。

某聽眾:但是我覺得這個民族根深蒂固的精神沒變。二戰當時,它確實還很強大的。

劉仲敬:二戰這個蘇聯勝利其實是很有水分的,它主要是依靠美國給它援助的卡車和軍事器械。沒有這批援助的話,當時它已經挺不住了。當然美國人也是這樣的,你去負責出炮灰,我給你出貨物就行了。你替我死人,這對他是很滿意的。

某聽眾:我覺得俄羅斯比日本強不了多少。

劉仲敬:這也是個歧視鏈的問題。俄羅斯比歐洲弱,但是比所有亞洲人都要強。他是介乎兩者之間。他自己也是,跟歐洲如果吃了虧以後,他是能夠忍得下來,但他絕對不能容忍亞洲人騎到他頭上,只能由他來騎亞洲人,這是他絕對不能改變的基本前提。

某聽眾:阿根廷和英國當時的衝突(注:1982年馬島戰爭),蘇聯是支持阿根廷的吧?

劉仲敬:不是。阿根廷和英國那一次,其實雙方都是美國的盟國,蘇聯沒有支持任何一方的。俄羅斯傳統的敵人是南方的穆斯林、高加索和中亞民族勢力。他在歐洲人面前扮演了半野蠻人,但是在這些人面前他又扮演了半文明人。

某聽眾:您對普京是怎麼看的?

劉仲敬:普京他是搞錯方向了。他要這樣搞兩線作戰的話,會把他自己給搞死的。他以前搞的這二十年已經把俄羅斯給耽誤了。

某聽眾:我聽說俄羅斯非常腐敗,跟中國差不多。

劉仲敬:是。而且普京把這種情況搞的更惡化了。因為他搞輿論封閉什麼的,搞整肅之類的。俄羅斯政府是黑幫統治的政府。俄羅斯的警察也是出了名的腐敗的。

某聽眾:在國外經常看到說什麼習江鬥,什麼中南海的槍聲。

劉仲敬:這些東西那就是真偽難知了,誰知道人家是不是在編小說。但是你要說真是像慶安那種地方,比如說是縣委書記跟當地的黑手黨是一家,而且派黑手黨做掉他很多的同事,那我是相信的。這種事情越到基層越明顯,縣級很可能全是黑幫統治。越是內地這一點越明顯。

某聽眾:我覺得在中國,各個方面都是逆向淘汰,想有高尚情操是不可能的。

劉仲敬:我越來越覺得高尚情操這個東西跟騎士精神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的。文明到晚期以後,過度的忌憚武力和屠殺,實際上反而是一件壞事,因為它損害了淘汰腐敗成分的一種機制。而早期比較年輕的民族,之所以顯得比較健康,那實際上就是因為他們在部落環境中間和封建式的環境中間,把這些比較腐敗的東西自動的給刪除掉了的結果。

某聽眾:我覺得許多人從中國搬到美國以後,就逐漸遵守美國的遊戲規則了。

劉仲敬:我覺得你作為一個孤立的人去進入人家的社會環境中間,那恐怕是比較容易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從整體上來講是全世界的一種腐敗力量,他不是僅僅腐敗自己,他也在腐敗包括美國在內的各種地方,中國的政治獻金什麼的,那些肯定就是中國人在美國搞腐敗活動了。

某聽眾:那該怎麼改變呢?

劉仲敬:有些事情確實是很難的,幾百年都很難改變。像麥考萊那個時代,他對意大利那種評價,好像跟現在也是很相似。大體上的意思就是說,意大利人跟北歐人相比起來,是太賴、太陰暗了:北歐人頂多也就是殘忍,彼此鬥起來的話,大家決鬥殺人;而意大利人在同樣的情況下,他不會直接跟你撕逼,而是暗中用各種各樣狡詐的陰謀詭計來對付你。其實現在還都是這個樣子,現在的意大利跟北歐比起來也還是這個樣子的。雖然意大利自己的改革已經改了好多次了,在憲法形式上,他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西方民主國家了,但是人民的品德和社會風氣還是很不行,很差勁的。像希臘現在加入歐盟,多多少少應該是被德國、被北歐帶動的,但是他一旦到關鍵時刻就故態重萌的耍起賴來了。這種事情,民眾的德行幾百年都升不上去。

某聽眾:一些台灣人認為台灣走向民主後,民風好了一些。

劉仲敬:我覺得他們如果乾脆把國民黨趕回大陸,然後全民講日語的話,可能還會好很多的。

某聽眾:但是我覺得不能完全否定民主對民德的改變。

劉仲敬:在小的環境中間可能能管用。但是在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內實行民主,至少我是覺得,從直覺感覺到很危險,很沒信心。在這個演化過程中,我覺得最有可能勝出的那種人,很像是民國初年那些清流知識分子那種,講空話,會吹牛的人,還有就是那種比較耍賴皮那種人。比較老實肯幹但是不大會耍嘴皮的人,大概是沒什麼希望的。我覺得中國如果真要是搞民主了以後,經過短期的混亂以後,多半會土崩瓦解的。因為共產黨畢竟不是國民黨,國民黨的黑材料少多了,共產黨那些黑材料真要公開了以後,他自己大概就不存在了吧。

某聽眾:您怎麼看亞投行和一帶一路?

劉仲敬:我覺得這種行動危險得很。我覺得中國,像現在這種情況,他就是維持一定的封閉才能夠維持,像木乃伊不能見陽光一樣。如果一旦突然放開了以後,可能一下子就融化了。我覺得這肯定是一個絕對的賠本生意,賠五到六年時間,把錢賠光了他就玩不動了。而且這件事情實際上是暴露出整個決策機制混亂到驚人的地步。我覺得他好像根本就沒有參考過工程技術成員的意見,很可能就是拿著紅鉛筆在世界地圖上畫了一條線,覺得這條線很好。而畫了這條線的人多半都是文科生。像巴基斯坦那條線,我就想不通,他們到底怎麼樣打算越過喀喇崑崙山附近那個長達240公里的缺口。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至今為止,全世界到目前為止,打高山隧道,最多也就是打到三十幾公里,還沒有人說是誰能夠連打240公里的隧道的。在巴基斯坦和中國邊境上。這條鐵路,你在瓜達爾港靠沿海的地方還比較好修,但是修到靠近邊境的地方,那個洞你怎麼打法呢。

某聽眾:您如何看南海問題?

劉仲敬:這個是輸定了的格局。首先你搞的這些事情在國際法上完全站不住腳,你把一些水下的暗礁或者是沙灘,堆上一些水泥,就算是一個島,如果日本人這麼幹,那怎麼辦,日本在西太平洋有那麼多的島,他一個一個給你堆起來,那西太平洋三分之一都是日本的領海了。這事人人都可以幹的。幹起來以後,中國不是佔便宜最大的,絕對是日本和加拿大那種國家佔便宜比較大。當然,美國人絕不會讓你做成功的。這種做法就很像以前利比亞人在他海域上劃一條什麼什麼線,這條線以南全是我們的領海,然後美國人就派艦隊進去,他宣佈,絕對不承認這個地方是你的領海,我說這是公海這就是公海,你有本事來打啊~然後打了一仗,結果就是,把利比亞的攔截飛機給打下來了。現在就是這種結局。你敢不敢攔截?他之所以過來,就是說我不承認你這些地方是你的領海,你填出來的島不能作為領海的依據。我過來飛一下,你有本事就打。

某聽眾:會不會由於利益驅使,中美存在背後的默契?

劉仲敬:這個不大管用。這種做法,老實說,符合中國人的思想,但是照美國那種政治層次來說,你要想把政治精英全部收買進來,讓他們彼此之間不掐起來,那是絕對沒可能的事情。

某聽眾:可是如果存在一個小集團達成這樣的默契,對美國和世界都有好處啊。

劉仲敬:可是美國人不是這樣考慮問題的。美國那些參議員,他會考慮按照對美國發展有好處麼?那不是的。他一直考慮的是他本選區的利益。所以這個辦不到。照美國那種地方性政治運作邏輯來說的話,你這樣一個小集團是沒法過關的。人家很容易就把你給顛覆掉了。

某聽眾:您如何看待廣東的黑人?

劉仲敬:可以考慮組織一些黑人雇傭兵。他們的戰鬥力應該比普通的中國人要強得多。擁有這支雇傭兵的人,可以佔到很大的便宜。像張宗昌他們當時的白俄部隊那樣的。像南明不是就有一支黑人火槍手嗎,幾百人就能發揮很大的作用了。這主要是社會團結度在起作用。我相信黃種人的戰鬥力是比較差的,而中國人又是其中最差的,因為他團結力太差了。

某聽眾:但是日本的戰鬥力世界排名很靠前的。

劉仲敬:日本還是它的那個封建優勢,它像春秋時期的中國一樣,它是有組織度的。在這方面日本人不像亞洲人。亞洲專制主義統治下的臣民都是一盤散沙。

某聽眾:有人說日本人是早期的中國人傳過去的,反而現在的中國人混雜比較嚴重。

劉仲敬:這倒是有點道理。日本人可能比較接近於周漢之際的中國人,而後來的中國人都已經滅絕過好幾次了。

可以組織一支黑人雇傭軍,然後首先佔據廣州,然後從廣州北伐,然後成立一個黑人政權,以後黑人就變成第五十七個民族了~~~

某聽眾:聽您這麼一說我覺得中國真是爛透了,走向民主也要完蛋。

劉仲敬:我覺得中國人如果走向民主的話,那等於是一個曝光行動,把本來可以在神秘中間維持的那些東西一下子整個給戳破了。

某聽眾:為之奈何?

劉仲敬:我現在覺得沒有辦法。你如果要我幹的話,我就首先把廣東划出來,以它現有的資源建立一個類似於台灣的小共和國,或者在上海成立一個新加坡共和國。這兩件事情我覺得是有把握能做成的。內地那我就沒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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