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與杜勒斯先生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祖父曾經是本傑明·哈里森總統的國務卿,父親則是傑出的神學家和牧師。約翰自幼沐浴在新教徒的原則當中,深信追隨基督才是做人的根本。如果他登上傳道人的講壇,父親可能會更高興。他最終走上了祖父的道路,卻將傳教士的精神帶進了最世故和勢利的外交界。他將冷戰變成了十字軍,稱蘇聯的革命理論為「邪惡、無知、絕望的意識形態」。Ole Holsti 說:杜勒斯心目中的冷戰不是政治衝突,而是道德衝突。喬治·凱南譴責杜勒斯,不該為宗教熱忱犧牲了外交的靈活性。杜勒斯的朋友不會同意這種看法,因為在某些重要的歷史節點,杜勒斯的靈活性恰好就來自他的道德直覺。凱南本著歐洲式的現實主義,不願意看到日本帝國的瓦解。無論日本人的統治有多少問題,至少能夠在東北亞提供穩定的預期。政治真空可能發生任何問題,包括朝鮮戰爭。他主張復興日本,亡羊補牢。杜勒斯的出發點不一樣,但得出的結論非常相似。他在舊金山條約的籌備期間,力主減輕日本的賠款負擔,以免重演魏瑪共和國的悲劇。

「第四章處理的是貿易與商業。約文有些技術性,但總結是:日本不受恆久的歧視與限制。她的經濟不受限制,也沒有極限,不管她與各個不同國家貿易的權利如何被定義。日本的貿易、海運與其他商業關係(第二十二條)、海洋漁業(第九條)、國際空運(第十三條)等方面,只要各盟國願意,日本都可與之協商。在締結和約前,四年的過渡期間,各盟國將在互惠原則下享有關稅的最惠國待遇。這些是開明的和約條款。然而,條款所表達的期望是否能實現,端賴日本是否不辜負其意志,即在前言中所述「遵守國際上通行的公平交易慣例」,以及盟國的國內立法部門在衡量其國內情況後,是否能給日本貿易合理的機會。在這些項目上,這個和平條約僅能指出建立正常貿易關係的大方向,並且往這方向製造機會。此事,這個和約辦到了……日本無法生產足夠其人民溫飽的糧食,也無充足的原料供應。從投降之後,日本為了維持最低標準的生存,進口糧食與原料,短缺了二十億美元。美國已負擔了這二十億的赤字。我們認為這是佔領當局的責任。但是美國殷盼日本的經濟能夠自給自足,以便結束對我們的依賴。而且,無論直接或間接,美國都不願意幫日本支付未來的賠償費。在此情況之下,若和約使得對日本的金錢賠償主張生效,或有條件地生效,日本的一般商業信用將破產,工作誘因將被摧毀,人民身心俱愴之下,極易淪為被剝削的對象。極權主義搧動家勢必起而承諾解除人民的痛苦,然後,在早已圖謀不軌的鄰國侵略者協助下,進行新的一波侵略,就像朝鮮所發生的狀況一樣。老式的威嚇將以更嚴重的形態重現。這樣的和約,團結了侵略者,卻擴張了盟國間的嫌隙。大家將會為了取得最大的虛幻利益而進行怨怒的競爭。事實上已經有幾個國家跟美國接觸,提議犧牲他國的利益來完成自己的賠償主張。一方面促使非侵略國家分崩離析,另一方面卻為侵略者增加新血,這種和約會魯莽地糟蹋勝利的良機。這種條約的參與國將自身暴露在新的毀滅當中,比差點就捱不過來的那個戰爭還更可怕。」

美國在上次戰爭結束時,沒有能力在歐洲實現自己的理想。當時的歐洲國家和日本普遍認為威爾遜主義和集體安全體系純屬烏托邦,只是為了遷就美國人才象徵性地表示贊同。在這些老於世故的人看來,國聯的垮台和戰爭的重啓證明他們早有先見之明。基辛格直到今天仍然堅持這種看法,但他所代表的歐洲傳統始終沒有構成美國外交的主流。美國人寧願從相反的方向理解凡爾賽體系的失敗,也就是說錯在沒有徹底清除馬基雅維利主義的余毒。國內的自由政體和國際的集體安全互為表裡,都是共同價值觀的自然體現。如果戰敗國的自由不能鞏固,戰勝國的安全永遠不會有真正的保障。因此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講,誠實仍然是最好的政策。現實主義即使取得局部的成功,總會以整體的扭曲為代價。日本不同於德國,是美國人能夠徹底貫徹自身意志的地方。如果威爾遜主義需要經受檢驗,這裡就是最恰當的場所。

「我們共同的期望是在連天烽火的戰爭中讓日本新生。這不是愚昧的期望。日本偉大的文化與傳統能夠出色且真實地孕育出,所有的國家與民族在全球性民主自由下都會擁有的優雅美德。但是,為讓潛力實現,日本需要自由政治體制,藉以引導出蓬勃的成長、社會的進步、司法的公正、人道尊嚴的覺醒、自尊心與對他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日本要有與鄰國和平共存的意志。若是我們現在創造了和平,所有這一切都可能實現。但,若是日本長久以來的希望在今天破滅了,這一切就不可能實現,或者頂多不太可能實現。在日本,已經有了新生的自由制度。但若軍事優越的統治無限期的持續下去,這些都會隨之枯萎。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人民是無法孕育尊嚴的,無論這外來統治者是如何的良善。那些在人間失去個體權利的人、靠別人施捨過活的人、靠他人的寬容過日子的人,是感受不到尊嚴的。拒絕今日的和平,會導致深沈的不公不義。處於這種絕境中的人,鮮少能受正義激勵。夥伴關係不是那些被拒於門外者的心情。從投降之後,便受全體盟國所委託而佔領的美國,要嚴正地對各盟國指出:除非各位就在現在賦予日本我們所協商過的正直條件下的和平與自由,情勢將會迅速惡轉。〈投降條件〉每個合理合法的目的都已經實現。在〈投降條件〉之下,「天皇與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威,應臣屬於盟國最高司令部」。讓已經存在六年的臣屬狀態長久化,是曲解與濫用佔領,使之淪落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美國無意於此,也明白你們多數無意於此。是到了解除日本政府臣屬於盟國佔領的時候了。現在該終止佔領,並承認日本人民行使其日本的完全主權。現在應該歡迎日本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且值得尊敬的一份子。這是此和平條約即將解決的事情。各國並不是非簽署這條約不可。這不是個具有法律強制力的會議。唯一的強制力是一種道德上的強制,源自險峻的局勢。這些可能惡化的局勢,同聲高呼:讓我們締造和平!」

人類歷史上的條約和協定,沒有幾項建立在自願選擇和道德強制的基礎上。杜勒斯真實的意圖就是要將不願或不能接受威爾遜原則的勢力排斥出去,以便在更小的範圍內,以更高的標淮建立更可靠的聯盟。照他自己的話說:「一心追求天邊的彩虹必將踩壞腳跟的玫瑰。有時候,追求完美反而會折損美好。現在就是這樣的狀況。」他事先做了許多工作,防止蘇聯及其盟友攪局。舊金山體系是魔鬼(蘇聯共產主義)和杜勒斯先生的共同成就,而且前者的貢獻恐怕還要更大一些。如果沒有反面角色把為數眾多的灰色人物清理掉或吸引走,價值觀高度一致的內部俱樂部恐怕還會更難整合。即使在今天,約翰·杜勒斯的幽靈仍然漂浮在威爾遜世界的上空。世界的統治者每一次需要更高層次的整合,都少不了反面人物的鼎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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