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 vs 語言:極端天賦論(三)

Houin KNs
7 min readJun 17,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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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當然更「複雜」

關於第一個質疑,心理學家Dedre Gentner曾考察一組動詞:簡單動詞give和take、複雜一點的pay和trade,更複雜一點的spend、buy和sell。

按一般的理解,give、take是比較基本的「給予」、「拿取」;

pay是有條件的給予特定物件,trade是給予同時拿取,兩者都是give、take的進階版;

spend、buy、sell則是前者的抽象版本,象徵價值的「錢」加入其中。

Gentner發現,孩子們顯示出簡單動詞比複雜動詞容易表演,越是複雜的動詞越難執行,例如孩子們表演「賣東西」時,往往給予了但不收錢,顯然是將sell理解成了give,而把sell多於give的含義漏掉,即所謂「局部學習」(partial learning),「局部學習」亦常見於兒童的語言失誤,一個兩歲小孩會在提款機前問媽媽:「我們是在買錢嗎?」

這些誤用與錯漏都指出,心智處理「複合概念」確實比處理「基本概念」需要花上更多功夫。

「定義不能」這個哲學問題…?

最後終於來到Fodor對定義的質疑,其論據是及物動詞”print”和其定義”cover a surface with paint”的討論:

讓我們從一個相當天然的道理開始吧,考慮一種情況,一個油漆廠爆炸了,爆炸使旁觀者弄得滿身都是油漆(符合”cover a surface with paint”)。這可能是件很好玩的事情,但這並不等於說,這個油漆廠或這場爆炸paint了旁觀者。

Fodor對於定義的攻擊實質牽涉兩個層面,他卻常把兩者混在一起。

相對簡單的層面是「辭典上的定義不全面」,正如print的辭典定義”cover a surface with paint”,很容易便被實際使用的反例擊敗,但這其實偏離了我們在關注的問題 — 詞義的表徵。

無論是Fodor的「極端天賦論」、「先天後天派」的主張都同意「詞義是概念的表徵」,即心智裡面、大腦裡面、神經聯結之間就是有些「概念結構」在那裡,就是有那個「紅色的」在心智裡面,所以我們才有「紅色的」這個詞及其詞義。

「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理想主義總是引發暴力」,並不是哈姆雷特、理想主義在每個人的頭腦裡沒有一個定義了的概念結構,對「概念結構」存在的否定是「激進語用學」 (Radical Progmatics)的觀點,這點後面會再論。

正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概念結構、一個哈姆雷特、一個理想主義,而又各不相同,才導致共識分歧,才會出現辭典的定義不盡人意。

所以”cover a surface with paint”不盡人意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需要做的只是對及物動詞”print”作更深入的考察,有一類動詞叫「使役動詞」,如let、help,這些動詞的語義表徵通常要求一個「有生命的施事者」,不然我們就會在使用上覺得怪怪的,或者認為那是一種文學性手法。

這種「怪怪的」,就是我們不會說油漆廠或爆炸print了旁觀者的原因,因為油漆廠或爆炸都「沒有生命」,很明顯的,print的詞義表徵在我們的心智中被歸到使役動詞一類。

Fodor的挑戰還不止於此,我們來看看Fodor提出的更多疑問:

考慮一下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藝術家米開朗基羅的情況,儘管他是油畫的施事者,但他卻不是個油漆工。尤其當他將油漆噴刷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時,他並不是在print天花板,而是在天花板上繪製油畫。

針對這點,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提到,當他在google上搜索”Michelangelo painted the ceiling”,檢索到335個連結,而如果你在2018年搜索相同的短語,拜網路世界的急速膨脹,搜索結果接近18000個,當中包括大眾的百科全書「維基」。

Fodor繼續說:

無論怎樣,這個定義還是不起作用。請考慮一下這種情況,當米開朗基羅將畫筆浸入藍色的油彩中,他就等于用油漆覆蓋了畫筆的表面(符合cover a surface with paint和有生命的施事者),而且他這麼做的主要意圖就是想通過浸漬畫筆而令它被油漆所覆蓋。但儘管如此,米開朗基羅並不是在print他的畫筆。

一個拿著水桶要去打井水的人,半路掉在湖裡,雖然水桶「裝滿了」,但我們不會說他filled the bucket;一個人把綳帶繞在肩上取暖,跟她受傷了所以bandaged her shoulders,是完全兩件事。

fill也好,bandage也好,這些動詞均指定一種狀態變化,fill、bandage前是一種狀態,fill、bandage後會讓對象變成另一種狀態,但關鍵在於,這種狀態變化是「有特定目的」地施加影響而引發的。

當「目的性」消失 — 不小心掉在水中所以水桶滿了,事情就不是”fill”;當「目的性」改變 — 取暖而不是固定肩膀,事情就不是”bandage”。

除了「目的」會影響我們看待事情從而使用不同的動詞之外,「手段vs目的」之區分也扮演重要角色,這就回到Fodor上面的例子,米開朗基羅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呢?是”print the brush”還是”print the ceiling”?如果是”print the ceiling”,所謂”print the brush”就只是一種手段,而當我們知道它只是”print the ceiling”的手段,一種「格式塔轉換」就發生,老婦人變成了少女,”print the brush”不能叫”print” the brush,那只是「沾上顏料」;如果”print the brush”真的就是本來的目的,那”print”一個brush好像也就沒什麼奇怪。

搗蛋鬼Fodor和他的「極端天賦論」

「我真不知何去何從了」

這是Fodor最後的嘆息。

但正如我們上面所看到的,只要對「paint的使用」進行更細緻的觀察,它的特性與規範是可以被發現的,而諸如「有生命的施事者」、「目的性」、「目的和手段之分」等特性,亦並非動詞”print”所特有,它們是許多與”print”類似的動詞共有的特性,這與Fodor試圖宣稱”print”是一個基礎概念背道而馳。

三篇下來讓我們經歷了Fodor有點荒謬(但其實也不易回答,對吧?)的理論如何被拆解,應該有足夠的熱身去面對更流行、更深刻的其它「心理-語言」理論,像「徹底否定大腦中有本字典」的超級脈絡主義;或有尼采、海德格、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等無數思想家背書的「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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