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語言決定論的陳腐版本至此檢視完畢，接下來是2個比較「到位」的版本。
6.任何計算機系統都必須具備存儲計算中間產品的功能。
這是個把心智、大腦類比成電腦後的宣稱。
除了那些沒有計數系統的原始社會，大部分人都有過計數、算數的經驗，當你還處於連話都沒能講好的年齡，像「1+2」、「2+5」這樣的計數符號工具就已經開始根值於我們心中。
對於那些連「兩位數加減」都未能掌握的小學生，計算必須依賴紙筆寫出整齊的算式，一邊看著紙上的數學符號，一邊動用小小的大腦中那些剛學會的運算法則，又一邊再把運算結果記錄在紙上。
這時候，紙上的記錄，那些算式，或者小學老師口中反覆提醒的「要寫下的計算過程」，就負擔著上面所謂「存儲計算中間產品的功能」；而孩子，加上紙、筆和紙上的記錄，就是一個簡單的「計算機系統」。
但我們都不是小學生，我們通常都有能力做到一些基本的「心算」，這代表我們不需要計算過程了嗎？
只要觀察一下自己做心算的狀況，就會發現答案。極少數的數學天才會直接看到答案浮現在自己的心智中，而我們絕大部分人不過是把計算過程從實際的白紙換到心中的白紙，就是心理學所謂的「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工作記憶」除了有圖像式的「白紙版本」，即所謂心智意象(mental image)，或叫視覺空間模板(visuospatial sketchpad)；還有另一種錄音機式的「默唸版本」，就是當我告訴你電話是「2257844」時，你會不停在心中「2257844…2257844..2257844」的讓自己暫時記住，這是所謂「內部言語片段」(snatches of inner speech)，或叫語音回路(phonological loop)。
「任何計算機系統都必須具備存儲計算中間產品的功能」就是針對人類大腦必須依賴「儲存中介」才能運作的特性而提出，「儲存中介」可以是相對於電腦的”RAM”，或相對人腦的紙張和工作記憶。
它想說的是，既然任何運算、思考都必須經過儲存中介，而人腦的儲存中介又必須依賴語言，等於說沒了語言就無法動用儲存中介，無法動用儲存中介人也就無法思考，那不就說明人的任何思考都必須經過語言、受限於語言嗎？
關鍵點在「人的儲存中介必須依賴語言」是否真確。
一篇名為《語法無能，但計算超能》的論文中，神經心理學家Rosemary Varley和同事們對3個病人進行了測試，這些病人因大腦左半球的語言區域嚴重受損，既不能說出完整的句子，也聽不懂語言，連說出或理解一個口頭上的數字都有困難。
但測試結果卻顯示，他們都能做基本的四則運算，如50-[(4+7)x4]，甚至包括負數、分數。
顯然運算不見得跟語言有關，但為什麼我們總覺得有關呢？
想想看，那怕只是叫你算「43–29」，我們腦中第一件事多數是浮現語言的聲音：「四十三…減…二十九」，緊接著還是語言的聲音「然..後….先是…三減九…..四..」，這是我們在進行運算時唯一「自我意識到」的東西：一堆語音，這種「腦內語音」的自覺讓我們覺得運算都在語言當中。
這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想像，卻忽略了大腦的很多「工作」，都不會、也許永遠不會讓你意識到，
例如現在拿起我們的手機看著它，我們都能正正常常的「看到」一個外觀上、顏色上穩定的手機，但實際上，如果我們還記得中學時教過，光線投射到視網膜後，影像是顛倒的，這些訊號在神經間收放也是有頻率上的限制，所以視覺訊息總是斷斷續續的，全靠大腦的無意識偷偷對這些顛倒又斷裂的訊息進行加工，才有了我們意識到的「畫面」，就是我們所謂的「看到」；
如果大腦的所有運作都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將會不停的「看到」顛倒的斷裂視覺訊息閃現，然後同時又不停「看到」它們被重新加工，再同時「看到」加工後那個我們熟悉的穩定畫面，還有其它千千萬萬包括聽覺、觸覺這樣那樣的東西飛來飛去，我不知道那到底是怎樣的體驗，但肯定不是已知生命所能承受的體驗。
大腦的運算，尤其是「計算」，不見得需要語言參與，可見上面的宣稱是不健全的；但把這些幾近「知覺處理」的運算叫做「思考」，好像又偏離了「語言決定論」的焦點，接下來我們將重新回到焦點當中。
7.任何語言的使用者在構想或理解語句時都不得不留心世界的某些方面。
以中文作母語的我們，一開始可能都會感到困擾，玩就玩，為什麼在過去玩就要「玩ed」；已經看了就已經看了，為什麼要「看n」；為什麼在過去玩要「玩ed」，在過去做卻要「估id」。
對，這是「play、played」、「see、seen」和「do、did」。
使用英文，要注意動詞的時態，小學開始我們已經在練習這個中文沒有的東西；土耳語則強迫使用者交代所談及的事是不是親眼所見。在某些狀況，中文使用起來：「我好喜歡你送的禮物」，可能比日文：「我對你送的禮物…..好喜歡」，來得開門見山。
Dan Slobin將這種令語言使用者在選詞造句時必須注意某些方面的效應稱為”thinking for speaking”，可以翻成「講話上的考量」，但Pinker質疑，這種「講話上的考量」的習慣是否就會深入到「思想上的考量」(thinking for thinking)之中。
仔細地想，中文使用者就不注意事情的發生時間嗎？或者反過來問，英語使用者就真的會因為語言上必須注意時態而特別關注時態嗎？
1994年，發生了一單轟動人心的新聞，叫蘇珊史密斯(Susan smith)的母親親手溺死了自己的兩個兒子，卻報警宣稱兩名兒子被綁架。
在所有人都把這件事看成是小孩綁架案時，蘇珊在記者的訪問裡卻說了”My children wanted me.They needed me. And now I can’t help them”，極力想要把事情掩瞞的她卻對句子中的時態毫無留心，”wanted”跟”needed”的使用透露了她心底的秘密。
2003年被執行注射死刑的皮特森(Scott Peterson)，同樣在其妻子未被找到的情況下，用過去時態指稱被他殺掉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
這些應該會吸引老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口誤都說明，即便你念茲在茲的是說謊，即便你的語言使用上需要注重某些方面，平日計算時態的長久習慣並無法幫助你當場判斷要說什麼，它不過是有時會強迫你講了你不想講的想法而已。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Pinker所謂「真正的語言決定論」。
8.一種語言的詞語和語法結構深刻地影響著該語言者的思維方式，即使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講話或者聆聽他人講話。
9.思想的媒介是由說話者母語中的實際詞語和句子組成的。
10.如果是兩種文化使用概念不同的語言，那麼它們的使用者的信仰是沒有可比性的，而且他們之間的交流也是不可能的。
這些宣稱的著眼點意義深遠，而且不像很多新沃爾夫主義者的新腔濫調 — 諸如「語言能影響你的思維方式」(Language can affect the way you think)、「語言能重構認知結構」(Language can restructure cognition)等。
真正的語言決定論亦受到自然科學界的重視，某期《科學》雜誌報導了「英語是如何成為科學界的通用語」後，刊登了一封信，信中警世地寫道：
語言通常引導思想。假如有一天，所有科學家都使用同一種語言，而這種語言將對事實和理論的描述通通塞進一個單一的「主語 — 動詞 — 賓語」的語序中，我們將會失去些什麼呢？在科學領域中，用一種通用的「主謂賓結構」的語言來取代所有其他語言，很可能會嚴重地扭曲科學家對世界、時間、空間和因果關係的觀察方式。不僅如此，它還可能會無意識地將一些未曾涉獵的研究領域拒之門外。我認為，我們絕不應該低估這種可能性。
後來該著名雜誌又發表了心理語言學家Peter Gordon的《南美洲部落的計數能力》，其中提到：
我們對一些概念無法理解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這是真的嗎？這裡討論的問題是沃爾夫假說的最強勢版本，即語言決定思想的本質和內容……本項研究為強勢的語言決定論提供了一種罕見的、也可能是獨一無二的實證。
Gordon的研究我們後面會再提到，在這之前，為了讓事情更為隆重，有進入某種殿堂的厚重感，看一下歷來聞名於世的思想家如何為「語言決定論」背書：
如果我們拒絕在語言的囚籠裡思考，那我們就只能停止思考了。
— 弗里德里希．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我語言的局限意味著我世界的局限。
—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人類表現得仿佛他是語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者，而事實上語言始終是人類的主宰者。
— 馬丁．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語言產生之前並無人類的存在，無論作為物種還是作為個體。
— 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