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rf自身提出的沃爾夫假說很早便站不住陣腳，但沃爾夫主義，或更廣泛地說，語言決定論卻歷久不衰。
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將語言決定論分成10個版本，用他的話來說，當中包含從「最無聊」、「陳腐」的版本開始，一直到「更刺激」、「意義深遠」、「引人入勝」的版本。
我們先從Pinker認為是「陳腐」的5個版本開始。
那些低級的語言決定論
1.語言影響思想，因為人們的多數知識都是通過閱讀和交流獲得。
在一些「字」對「記憶」的實驗中成功地驗證了這個宣稱前半部分。
實驗中，受試者必須要記住一些顏色方塊來回答問題，結果是受試者對他們語言中有該顏色名字的色塊記憶較好，但對沒有名字的色塊記憶也不差。
這種實驗更多地是在說明人有不同的記憶方法，可以是影像的，可以是語言的，那當然足証語言有其影響力，就像沒有人會反對語言作為某種媒介、某種交流手段的影響力，不然在寫的我、在看的你又是在做什麼呢？
問題是，這完全跟「語言決定論」無關，這不過是在說「語言是有用的」，或者還是「很有用的」。
2.比上一點稍為有趣的是：句子除了簡單地傳達「誰為誰做了什麼」之外，還可以對事件進行框架，影響人們對該事件的識解方式。
「女人就是要對自己好」，讓一個身為女人的「自己」有更大的合理性關注自身；
「我就是想要對自己好」，讓一個習慣躲在「女人」、「群體」底下的「自己」更能「自我面對」。
除了心理工作者，政客、社會運動者、推銷員等都熟悉這種語言框架的影響力：「錯誤已經造成」總比「我們犯錯了」來得輕鬆，「我們犯錯了」又比「我犯錯了」來得事不關己；在「解放」面前所有毀滅都不成問題，但在「毀滅」當前所有解放都成了借口；面對新貨上架時當然是「你值得擁有」，面對家中那些「以前的新貨」當然是「斷、捨、離」。
心理學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的研究顯示，一個公共衛生項目若被醫生識解為「能從600名病人中拯救200條生命」時，他非常容易選擇加入該項目，但若識解為「會有400人從600名病人中死去」時，他便傾向離開該項目。
這些都確實說明了語言對事件存在框架能力而影響著我們的思想，但相比起「決定」，整件事更像是「瞞騙」，或者是一種「障眼法」，語言對事件的框架能力並不能強迫思想無條件、無止境地陷入某種識解當中，除非我們不願意、或無能為力地持續無知，最終我們還是會不斷喚起「評估框架是否符合現實」的能力，正如你現在會意識到上面的「救200人」跟「死400人」是在描述同一件事，然後會知道「要判斷該項目是否值得參與」需要更多資訊，而不是在兩種框架下瘋狂切換。
語言框架的威力不輕，它甚至是某些職業的看家本領，但明顯地，它並不決定思想。
3.一種語言的詞語量，反映了該語言使用者在日常生活中要處理和考慮的事情。
這顯然是來自於「雪與愛斯基摩語」的故事。
首先要強調是愛斯基摩語並沒有數十、數百個描寫雪的詞，Pinker說在字典裡只找到2個，把標準放寛也只有約12個。
人類學家Laura Martin(1986)曾追蹤這個「愛斯基摩語傳說」的來龍去脈，一開始是Sapir的老師、知名的人類學家Franz Boas在1911年偶然提起愛斯基摩人用4個不相關的字根來談「雪」；後來Whorf說找到7個，並暗示數量遠不止於此，Whorf的文章流傳甚廣，也被許多教科書引用，後來每經一次轉播就誇張一點，數字不斷膨脹，最後變成新聞上那些驚人的事實。
語言學家Geoffrey Pullum(1991)就事件寫道：
這個不實的誤傳背後有個很令人沮喪的事情。
一個北極圈的語言就算真的有很多詞彙來描寫雪，也不會引起什麼學術上的興趣，只會是一個普通、沒什麼大不了的事實。
育馬的人有各種不同的詞彙來描寫馬的大小、年齡、品種；植物學家有各種詞彙來形容樹葉的形狀；室內設計師有不同的名稱指稱各種紫紅；印刷業者有不同詞彙形容排版的字體。這些都很自然，為什麼沒有人想到要為「印刷者用了很多詞彙指稱字體」這件事訴諸筆墨呢？
Pullum然後以一本語言學的教科書為例，上面寫著「對愛斯基摩的文化來說，無疑的，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把這個相當於英文中一個字一個想法的概念，切割成許多截然不同的層次」，Pullum調侃道：
試想像下面這段話：「印刷業的文化中，無疑的，字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它把這個相當於非印刷業中一個字一個想法的概念，切割成許多截然不同的層次…」
Pullum對此說，「就算都是真的，也很無趣」。
實際上，英文中關於「雪」的詞彙並不見得比愛斯基摩人少，諸如snow、sleet、slush、blizzard、avalanche、hail、hardpack、powder、flurry、dusting。
為什麼愛斯基摩語的故事特別受到媒體和人們關注？
上面提到的Franz Boas一開始之所以強調那些邊緣族群的語言，是為了顯示「沒有文字的文化」跟「歐洲文化」一樣複雜且高水準，這也是Boas成名的原因，他與學生Ruth Benedict和Margaret Mead致力突出未開發國家的人民有其語言系統、知識與文化、並非原始野蠻人。
但人們最終對「雪與愛斯基摩語的故事」產生興趣和誇大想像的傾向，卻源於以奇怪目光幻想異國文化的習慣，因為愛斯基摩人被傳言會把妻子借給陌生人、生吃海狗脂肪、把老人餵給北極熊，「雪與愛斯基摩語的故事」本身可能不太有趣，但如果誇大後再「跟亂倫雜交、生吞鯨脂等傳說連在一起時，這個平庸的東西才會引起我們的凝視。」
弄清這個人類學有名故事的過程中，我們其實已經多多少少看到，人們總是先有了某些東西，再加上對這些東西產生興趣，才有了關於這東西的詞彙，即使是「雪」這件事，使用英語的氣象學家、滑雪者也能因應需要創造新詞，諸如wet snow、sticky snow等。
那是否存在反過來的情況呢？我們先莫名有了一堆字詞，然後用這些字詞來生活呢？每個人不都是這樣成長過來的嗎？
Pinker指出，人們確實會有先知道詞彙的時候，想想看那數以百計的鳥類名稱，但除非你想成為觀鳥者，或者對鳥類有興趣，不然這些詞彙對你來說根本毫無意義，更遑論能對你的思維做些什麼。
至於「一種語言的詞彙量反映語言使用者的生活」這個宣稱，看來其實沒什麼毛病，因為它並不那麼「語言決定論」；
那「一種語言的詞彙量『決定』語言使用者的生活」嗎？肯定不是。
4.既然語言是通過喚起含義而起作用的，而且含義與通過其他手段(看到、推斷)得來的思想緊密相連，那麼如果一個人鬆散地利用「語言」這個詞來指稱含義，而不是直接使用實際的單詞、短語和組成語言的結構來指稱含義，於是，基於定義，我們可以說語言影響思想 — 即語言「就是」思想。
先來理解一下這段繞口的東西來講什麼。
「語言喚起含義」應該就是「語義」、「詞義」的意思，詞義的種種我們曾經在「極端天賦論」的一開始已經理解過，簡單重溫一下就是「大腦中的概念，經語言表達出來時，就產生所謂詞義」。
這個宣稱承認「含義」跟「語言」是不一樣的，「含義」跟其它通過「看到」或「推理」得來的思想「緊密相連」；
這又等於承認了「語言」跟思想不同，而且語言的作用是喚起思想，其實就已經承認了「語言不是思想的全部」。
但宣稱的後半則建議將「語言」鬆散地等同於「含義」，所以現在「含義」除了叫「含義」，又叫做「語言」，那原本「語言」指的那個東西叫什麼呢？
不管，反正，現在語言就是思想。
我們來看一個故事：
有一個傻瓜城，正在準備慶祝一年一度的節日，節日裡要吃一種薄餅，但做薄餅的酸奶不夠了，這是件大事，長老們絞盡腦汁，想到了一個辦法。只見一個長老走到群眾面前：「我們現在來制定一條新的法律，從今天開始，我們把水叫作酸奶，把酸奶叫水。既然我們『本來』有充足的水，那麼現在大家肯定都能得到滿滿的酸奶了！」。
自此，傻瓜城裡沒有人再抱怨酸奶不夠，但很快就有家庭埋怨「水」很缺乏，但畢竟這是個「全新」的問題，就留待以後再解決吧。
問題就在於我們接不接受酸奶跟水是差不多的東西，雖然看起來這不是一個「接不接受」的問題。
還記得「語言框架事情」的威力嗎？
5.當人們考慮一個實體時，名字是一定要考慮的問題。
嘗試支持這個宣稱的實驗是存在的：受試者必須從3個色塊中選出2個放在一類，3個色塊在色譜上是等間距的，例如「藍色、綠藍色、綠色」，沒有其他任何的依據下，受試者通常把在自身語言中有相關的色塊放在一起，如「藍色和綠色」，因為英文中”blue、green”是單詞命名。
這是個語言微弱影響思想的証明，但顯然無法對上面的宣稱進行更全面的驗證，而我們卻可以在「沒有語言」的人、甚至非人身上發現，要考慮一個實體，名字不見得是個必須品，這部分我們後面會再講。
讓我們更進一步..
5個語言決定論的陳腐版本至此檢視完畢，接下來是2個比較「到位」的版本，但用Pinker的話講：「比起真正的語言決定論還差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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