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拒絕在語言的囚籠裡思考，那我們就只能停止思考了。
—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我語言的局限意味著我世界的局限。
— Ludwig Wittgenstein
人類表現得仿佛他是語言的塑造者和主宰者，而事實上語言始終是人類的主宰者。
— Martin Heidegger
語言產生之前並無人類的存在，無論作為物種還是作為個體。
— Roland Barthes
面對如此聞名於世的思想家們，讓我們也為接下來的這位思想家擠出點「形象」來吧。
曾經被《時代》、《前景》、《外交政策》等雜誌評選為「全球10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公共知識分子」、「全球頂尖思想家」、「最偉大思想家」的Steven Pinker，他認為，要真正呈現「語言決定論」，要先搞清楚3個問題是否屬實：
第一個是，一種語言的使用者發現，他們幾乎不可能、或至少極度困難地以另一種語言使用者的某種特定思維方式進行思考。即：英語使用者的某些思維方式對印度語使用者來說就是難以參透；同樣，印度語使用者的某些思維方式對漢語使用者來說就是無法進行。
第二個是，人們對現實的推理受到思想差異的影響。這種思想差異所造成的改變絕非「墨跡測驗」中簡單的主觀印象，而是導致人們在某些問題面前會完全喪失解決能力，或深陷悖論中不能自拔。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人們思想的差異就是由語言導致的，絕不是其它諸如文化或環境所造成。
「語言」與「思想的三個基本範疇」
Pinker建議我們將思想分成更基本的範疇來一一探討它們與語言之間的關係，3種範疇分別是「物體」、「數字」與「空間」。
語言與物體
心理學家許飛和Susan Carey對嬰兒的心智進行了一個獨創性研究。
他們讓一隻玩具鴨出現在屏幕前右側，然後回到屏幕後，又讓一架小卡車玩具出現在屏幕前左側，然後小卡車又回到屏幕後，一直重覆上演直到嬰兒表現出厭倦，這時，屏幕落地，展現出幕後的狀況，露出一隻小鴨子和一架小卡車，這與預期一置；但有時屏幕落地後，僅露出小卡車，或僅露出小鴨子。
12個月大的嬰兒跟你我一樣對這種結果感到困惑，表情疑惑地看著剩下的那個玩具；但10個月大的嬰兒卻不感到驚訝，他們看著小卡車或小鴨子的表情顯得理所當然。
事情是，對12個月大的嬰兒來說，小鴨子是小鴨子、小卡車是小卡車，他們知道幕前曾經出現的是「2個不同的物體」；但即使兩者形狀上不同，10個月大的嬰兒卻不認為有「2個不同的物體」，所以幕前只不過是同個物體在重覆出現，最後只剩下一個也就毫不奇怪。
這2個月的差距發生了什麼呢？許飛和Carey注意到12個月大是嬰兒第一次對詞語作出反應的年齡，他們認為也許正是詞語的學習讓嬰兒能夠將玩具彼此分開來。他們也發現如果在9個月大的嬰兒進行實驗時，給小鴨子和小卡車的出場配上「快看，小鴨子」、「快看，小卡車」的旁白，有助於小嬰兒將注意力放在玩具的區別上。
這是否強勢地支持了語言決定論呢？再看一個類似的實驗：
心理學家Laurie Santos和Marc Hauser做了一系列打擊主張「語言是人們歸類物體時所需的必要條件」的實驗。實驗人員先吸引猴子的注意力，然後給牠們上演那場「鴨子 — 卡車劇」，只是把鴨子卡車換成猴子比較喜歡的南瓜和胡蘿蔔。當戲碼上演到屏幕後只剩一個物品時，猴子跟12個月大的嬰兒一樣表示出驚訝；更關鍵的是，4個月大的猴寶寶卻對此無動於衷，跟10個月大的嬰兒一樣。
不單是辨認物體，靈長類動物學家Dorothy Cheney和Robert Seyfarth(1992)注意到猴子還能做更多：
一隻小猴子把另一隻小猴子摔到地上，弄得牠吱吱地叫，二十分鐘後，被欺負的小猴子的姐姐，走到欺凌者的姐姐身旁，毫無預警地在她的尾巴上咬了一口。要完成這次復仇，不光要認得其它猴子，辨認出自己的姐姐身份，還要知道猴子間的關係，找出對方同等關係的對象，相當於進行了「A跟B的關係 等於 C跟D關係」的推算。
Cheney和Seyfarth又嘗試把擴音器放在樹叢中，然後放出一個2歲幼猴的尖叫聲，所有的母猴聽到後都停下來望向尖叫小猴的母親。她們知道誰在叫，也知道誰是牠的母親。
Verena Dasser從更加具操作性的模式驗証了猴子能辨認關係：
給一群養在實驗室的彌猴看一些圖片，圖片上有3隻猴子：中間是媽媽、一邊是她的孩子、另一邊是同齡同性別但跟她沒關係的猴子。圖片下方附有按鈕，觀看的彌猴會被訓練去按母猴孩子那邊的按鈕，直到訓練成功後，便讓觀看的彌猴獨自完成大量這樣的圖片按鈕操作。實驗結果是彌猴們的正確率達90%以上。
事情更像是，靈長類的大腦到了某個成熟期便能按照種類一一分辨事物，畢竟應該沒有人會反對，猴子是沒有語言的。
提到沒有語言，我們再從猴子回到人類，看看之前提到的那些「沒有語言的人」：我們發現有完全沒有語言的聾人，沒有手語、不會書寫、不會讀唇，沒有口語。
Susan Schaller(1991)在她《沒有字的人》(a man without words)一書中，描寫這個二十七歲的墨西哥非法移民Ildefonso的情形，他在三分鐘內便學會在紙上做加法，對十進制的二位數學習無礙；教他「貓」的手語時，他立刻明白所有東西都有名字的原則，要Schaller教他所有熟悉事物的名稱，很快地，他開始能夠說出自己的生平，包括他的父母很窮，他如何懇求父母送他上學，如何在各地巡迴收割穀物，如何逃避移民官員。
Ildefonso還引見了其它同樣沒有語言、被社會遺忘的人，這些人能修理壞掉的鎖、管錢、玩卡牌、用啞劇的方式說故事，他們有抽象思考能力。
誠如Pinker所說，一個在成長過程中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語言的聾人在跟踪他周圍的事物時，一樣能夠區分什麼是自行車、香蕉和啤酒罐。因些，我們對於發生在嬰兒身上有關「語言與分辨事物」的現象，解釋的因果箭頭應該相反於許飛和Susan Carey在「鴨子 — 卡車」實驗的宣稱，實際上，只有當嬰兒的心智有能力區分事物時，他們才開始從中學習事物的名稱。
語言與數字
現在我們回到心理語言學家Peter Gordon的那篇《南美洲部落的計數能力》，讓視點從物體轉向數字。
Gordon發現，巴西食人魚部落(Piraha)只用3個數字詞來計數，分別是「1」、「2」和「許多」，而即便是對這3個數詞，他們在使用上也不是很嚴格，「2」通常便用來指稱「少量」。
食人魚部落幾乎無法應付「3」到「9」的準確計算任務：面對桌上的幾個堅果，他們無法將相同數量的電池排放在堅果下方；無法在紙上畫一條線來代表每一塊電池；實驗員在他們面前將堅果一個一個地放入罐頭盒，又將堅果一個一個地拿出時，他們無法猜出要幾次才能把罐頭拿空。
Gordon因此下了結論，食人魚部落無法思考準確數量的原因是他們沒有足夠表達數量的詞。
同樣研究食人魚部落超過20年的語言學家Daniel Everett反對Gordon的論斷，他認為該部落數字推理的局限應歸因於該部落文化的模式；認知科學家Daniel Casasanto也認為Gordon這是由「相關」向「因果」無甚把握的飛躍。
那該如何理解食人魚部落的情況呢？如何理解他們的「1、2、3」以及他們數詞上和數字能力上的缺乏？
另一篇同樣發表在《科學》雜誌的研究可以作為食人魚部落的對照組。
巴西的蒙杜魯庫(Munduruku)也是個不識字的狩獵民族，文化上跟食人魚部落相似，但他們的數詞達到了5個，這5個數詞卻依然沒有讓他們擁有「5個數字的概念」，什麼意思呢？蒙杜魯庫族也跟食人魚部落一樣，只是近似地使用除了「1」和「2」之外的數詞，「3」類似於比「2」多的「少量」，「4」、「5」又表示更多。對於「3」以上的所謂「數字」，蒙杜魯庫人並無法做準確的減法，例如當他們看到5個點進入一個盒子，後來4個點又走出來，若詢問他們盒中剩下幾個點，他們會感到十分困惑；而當數字愈大，這種困惑會愈大。
如果我們對這些狩獵部落的狀況感到困惑，可能是由於我們對「數詞」理解上的一廂情願；也源於我們對「計數」(counting)和「數字系統」的存在，已經理所當然到如呼吸一樣自然。
「計數」是一種方法，既需推理又要記憶，我們常常容易忽略其中背誦的成份，「1、2、3、4、5、6、7」，我們是像背詩一樣記住它們，「數數字」時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無異於死記硬背的「飛流直下三千尺」，你不可以背成「飛流下直千三尺」，同樣你也不可以數成「一二四三六五七」，不然整個數字系統就不能用了，當然你可以硬要把「4」這個讀「四」的符號說是指「三個物體」，但這樣做的人終將無法加入社會。
當我們說食人魚部落有「3個數詞」或蒙杜魯庫族有「5個數詞」，跟說他們有指稱「三個物體」、「四個物體」、「五個物體」的數字「3、4、5」是完全兩回事；實際上，我們能夠將「3」這個符號、或者「三」它的發音，輕易地、無意識地指稱「三個物體」，是從幼兒開始的教育所賦予，
想想那些幼稚園孩子的練習：左邊寫下一個「5」這樣的符號，右邊畫上「剪刀、剪刀、剪刀、剪刀、剪刀」的圖案；左邊又寫下「5」這樣的符號，右邊畫上「蘋果、蘋果、蘋果、蘋果、蘋果」這樣的圖案；當然同時還要學會「5」的發音。只有當孩子對這些「數字」的概念熟練得自然而然，才有辦法做最基本的「5把剪刀，沒了2把，剩幾把呢」這種東西。
「計數」的能力和「數字系統」的存在都非必然，我們的義務教育已經讓我們感受不到某種震撼：這些原始狩獵群在計數上，會完敗於一個現代社會中跑步都會跌倒的小毛頭。
在大概了解了計數與數字以後，我們回到Gordon的語言決定論宣稱，實際上除了Daniel Casasanto和Daniel Everett的質疑，我們之前提到的《語法無能，但計算超能》的論文也說明了計數跟語言不是同一回事。
Casasanto便提到食人魚族之所以缺乏大數量詞，跟他們以狩獵和採集為生不無關係；如研究過亞諾瑪米部落的人類學家Napoleon Chagnon提到，在日常生活中，部落的人根本不需要精確數字，他們以「個體」來追蹤事物便足夠，我不需要知道我有「4」個堂兄弟，反正我記得我堂兄弟有阿明、阿張、阿嵐、阿和就可以。
Pinker也補充道，沒有哪個現代城市的社會缺乏詳盡的數字詞語體系，也沒有哪個採集狩獵社會會擁有一套這樣的體系，語言決定論者的版本會認為，正正是有些民族的語言中碰巧數字詞不足，這不幸的偶然導致了這些民族歷史上至今也沒有開發出一套包含計數系統的文化實踐；
但歷史事實表明，現實生活中，當社會發展到一個更加安定和複雜的階段，當物品變多，基於發展的需要加上鄰邦的壓力，很快會發展或借鑒一個計數系統，這與他們的語言類型毫不相干。
語言與空間
物體、數字，接下來就是空間。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對空間位置的描述，而且我們早就用得爛熟。
「看看上面」、「我的左手右邊是右手，我的右手左邊是左手」、「澳門半島在氹仔的北邊，氹仔的南邊是路環」等等，絕大部分人都能輕易看懂這些話，這些簡單的話其實就包含了四種描述空間的主要坐標系統。
首先是最簡單的「看看上面」，它是很少產生誤會的「上-下維度」，除非你身處國際太空站，不然的話，「感受到地心引力拉扯」的方向總是「下方」，相反的就是「上方」，所以也可以說「上-下維度」是依據「地心引力參考坐標系」。
之後是「澳門半島在氹仔的北邊，氹仔的南邊是路環」，它是鳥瞰式的「東-西、南-北維度」，除非身處南北極，不然在地球上是相對穩定；只要拿著指南針，對地球磁場的測量及反饋便能告知你東南西北，我們叫它「地心參照坐標系」。它的優勢是當我們找到一個固定的地形或地標，便能鎖定性地交代空間位置，畢竟誰的東邊都是「那個東邊」。但把它用於其它地方便會曝露弱點，例如「請從車的南邊門下車」就非常荒謬。
為了填補這種缺憾，我們有了「我的左手右邊是右手，我的右手左邊是左手」，這叫「自我中心參照坐標系」，以自己作為依據分出「前-後、左-右、頭-腳維度」；
還有一個演講者熟悉的變形版，當你需要面對面叫你的聽眾往你的右邊看時，你需要說「請大家往左邊看」，這是「物體中心的參照坐標系」，它非常受限於物體的外型，例如「冰箱的前面」我們幾乎都有共識，「冰箱的左面」也應該沒問題，「茶杯的左面」就很模糊，如果換成是講一個足球，整個「物體中心的參照坐標系」大概就不能用了。
「地心引力參考坐標系」、「地心參考坐標系」、「自我中心參照坐標系」和「物體中心的參照坐標系」，為什麼要花這些篇幅去介紹這些空間參照坐標系呢？因為人類學家Stephen Levinson和同事發現，語言會決定、限制其使用者如何描述空間，換句話說，語言迫使其使用者進入某些空間參照坐標系。首先是「左-右」的問題：
Levinson團隊的研究對象是澤套語(Tzeltal)，墨西哥恰帕斯區(Chiapas)美洲原住民使用的語言，這些原住民是瑪雅人的後嗣。澤套人沒有通用的「左」、「右」字詞，也不會用「左手、左腿」和「右手、右腿」等身體用詞指稱左右。相反，澤套人用村莊附近的山坡來描述空間，他們的空間詞語包括「上坡」(大致向南)、「下坡」(大致向北)。這些坐標不僅被當地人用於山上山下的閒逛，也用於平地和室內、甚至小物品的擺放，Levinson的研究說，澤套人會說「湯匙在茶杯的下坡」，而不是「湯匙在茶杯的右邊」。
除了「左-右」，Levinson他們注意到，澤套人神奇地知道哪邊是南、哪邊是北，在室內也可以，甚至蒙上眼睛轉暈頭時也可以。在空間參照的考量上，澤套人好像也異於西方人：
在Levinson的一個實驗中，受試者面前是三件玩具，左至右排列分別是「蒼蠅」、「魚」、「青蛙」；受試者此時要180度轉身，實驗人員給他相同的3件玩具，並要求他按照之前看到的布局「一模一樣」地排放。
「一模一樣」這個模稜兩可的用詞是故意的，如我們所想到，這會出現兩種排法：以環境作為參考，原本的「蒼蠅」、「魚」、「青蛙」，被排成「青蛙」、「魚」、「蒼蠅」；以自我中心作為參考，原本的「蒼蠅」、「魚」、「青蛙」，被排成「蒼蠅」、「魚」、「青蛙」。澤套人傾向前者，有「左右」術語的荷蘭人傾向後者。
Levinson得出結論：「這種語言系統的使用……實際上迫使其使用者對那些他們原本不會去計算的東西進行計算」。
實際上，Pinker指出，英語使用者也有類似「上坡下坡」的「上城區、下城區」，也有些人可以用「航位推測法」在沒有窗戶的空間找出朝北。
但也許更直接的回應來自心理學家Peggy Li、Linda Abarbanell和Anna Papafrapou，她們找澤套人做了改良版的實驗：
實驗中，有兩個盒子分開放在受試者伸手可及處，其中一個放入一枚硬幣，受試者被蒙上雙眼，並旋轉他們的椅子，旋轉後的任務是伸手到有硬幣的盒被將其取出。
有時盒子會被放在地上，所以當椅子旋轉後，盒子的位置相對環境沒變，但相對受試者有變；有時盒子放在椅子兩側延伸處，即椅子旋轉，盒子跟著旋轉。
兩種情況澤套人都能完成，相比之下，他們更善於自我中心參照時的任務，儘管他們沒有「左右」的用語。
可以說，當需要時，澤套人可以利用自我中心參照坐標系，不受其語言限制。
Peggy Li、Abarbanell等人甚至找到如何解釋澤套人偏好環境參照：
另一個居住在恰帕斯的瑪雅民族，他們說另一種叫「佐齊爾」(Tzotzil)的瑪雅語，跟澤套語不同的是，佐齊爾語有「左右」用語，但除此之外，兩者在文化上相似。不出所料，佐齊爾人排放「蒼蠅」、「魚」、「青蛙」的方式跟澤套人一致。顯然地，這裡決定心智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文化和環境。
最後，語言決定論
經過對心智中物體、數字、空間等基本範疇的檢視，語言決定論者們的嘗試都無法通過一開始Pinker提到的3大要點：
「不同語言使用者無法以對方的特殊方式思考、語言使用者受困於自身語言而無法解難、思考的差異只源於語言。」
相反的是，我們在三個範疇中都看到不少能夠堅實顯示「思想不受語言左右」的證據；
有不少「語言影響思想」的情況，以及一些我們暫時無法解釋的現象，例如許飛和Carey的「鴨子 — 卡車」實驗中對嬰兒配上旁白後的效果，但這些都遠遠不符「語言決定論」。
所以，
即便、即便，有那麼多思想家逃不出自己的「腦內思想迴音」，
我們還是要跟強勢版的「語言決定論」，冷冷的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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