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的文革情意結
中國教育部將在下月推出新版歷史科教材，而在上月時就有人披露了當中有關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改動：原本文革獨立成章，現在拼入「艱辛探索與十年成就」裏；原本「動亂和災難」的標題被刪去，內文增加了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
港台兩地人民，包括筆者，視文革為人類災難的終極形態，這改動一言以敝之就是為文革塗脂抹粉。事後人民教育出版社澄清，指新教科書乃會有一課專談文革。然而人們當然不會輕易相信。粉飾文革，被視為習近平準備專權的前置工夫，新一輪極權統治的陰霾，已遍佈整個華語區。
就在港台兩地對中共粉飾文革感到義憤填膺時，筆者卻發現一些法國哲學家在港台，可能因為吹普及哲學風之故，越來越獲推崇，以致筆者時有他們已上神台之感。但每逢想到這些神台級哲學家都曾支持和肯定過文革，筆者就不寒而慄。
本文就談談這些哲學家。
尚﹒保羅﹒沙特
在筆者極為非正式的觀察中，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常常是各類普及哲學運動中第一批獲介紹的人。如果筆者是運動推手，很可能也會這樣做，因為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很能勾起當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共鳴。另外，他的存在主義與很多文學作品深深結連，一來讓大眾有比較輕鬆的讀物，二來在介紹時一雞兩食，順便推動文學。
沙特等於「存在主義」，其實沙特也是毛澤東主義者。
「歷史人物名—主義」這種形容詞應用在一位大哲學家身上，令人十分不安。就像說西蒙波娃是「沙特主義者」一樣，霎眼間那位哲學家的獨立性和重要性被貶低了幾個等級。除了「馬克思主義」外，似乎所有「人名主義」都有這效果（這反映了馬克思何其利害）。筆者特意用這手法提醒讀者大哲學家也是人。
沙特在1943年出版其名著《存在與虛無》，在50年代後已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倡議者，但他沒有加入共產黨。在54年和55年沙特受邀訪問蘇聯和中國，在60年代時還到過古巴訪問卡斯特羅。
沙特經常為史太林政權和毛澤東政權的暴行辯護，雖然也偶有批評。 Brian C. Anderson甚至將70年代的沙特形容為「暴政和恐怖政治的辯護士」。在一次報章訪問中，沙特形容他在54年訪問蘇聯的所見所聞。他形容俄羅斯人有完全的自由去批評政權，還帶著大讚俄羅斯永不批評他人而只會評量他人。他們不批評「哪個」政府，只會批評「我們的」政府。對被蘇聯驅趕的作者們，沙特更是說他們依然有機會「寫一本更好的書去恢復自己」！[1]
在史太林死後，沙特在1960年出版了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試圖將社會主義在歷史的實際哲學化，筆者沒看過全文，但只看了一小部份就理解為何如Brian C. Anderson對沙特如此深痛惡絕：
Historical experience has shown quite undeniably that the first mo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ociety ...could only be the indissoluble aggregation of bureaucracy, of Terror and of the cult of personality
還有：
It is true that Stalin was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or rather, that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were Stalin. But his violence is art expression, in a specific process, of the viol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dialectics
這些文字筆者不想翻譯，全文可按這裏。總括來說就是新版新科書上所謂「艱辛探索與十年成就」的哲學版。腦海升起這句：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
若說 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是對恐怖和暴力的系統性正名，那麼沙特對個別暴力事件的辯護更是多不勝算。例如，1973年，11個參與奧運的以色列運動員被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殺害，沙特就說巴勒斯坦人展現自身勇氣和仇恨的唯一方法就是發動死亡襲擊，又說指責法國媒體對事件說三道四。（ Levy,P343）
若簡單地說，沙特的政治生涯就是不斷找尋可支持的社會主義實際者。1956年，沙特譴責蘇聯入侵匈牙利，其後轉而欣賞波蘭共產黨領袖哥穆爾卡；1968年沙特因布拉格之春與蘇聯徹底決裂，差不多時間他開始對毛澤東傾心，認為他帶領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簡直是不世奇才。對文革，他就如此說：
一個革命政權必須擺脫一定數量的威脅它的個人，除了死亡之外，我看不到其他任何手段。因為人總有機會離開監獄，1793年的革命者就是殺得不夠多人。（ Levy,p.344）
《存在與虛無》是一本論說人有絕對自由的作品，單看這本書人會以為沙特毫無條件地擁護個體自由；事實上，比起個體自由沙特認為集體/群體自由（collective freedom）才是更根本的。由此，他認為無產階級要從壓迫中解放得到真正自由，除革命外別無他法，而革命當然是要殺人的。
上述的資料大部份來自下書（不要問，我沒有看完全本書）：
當然也有人為沙特辯護：
米榭﹒福柯
福柯（Michel Foucault）也許是當代左翼引用最多的思想家。如果有一個文化研究的課程或著作沒有直接或間接引用福柯，那麼那個課程和著作本身，就足以成為研究對象。
福柯在二十出頭時，就經他的老師阿爾都塞（ Althusser）介紹，加入法國共產黨；但不到三年就因蘇聯史太林政權的所作所為而退出了（不像沙特）。但福柯一生都沒有放棄過思考「解放」這問題，他後來的作品全都與這問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在當時都視福柯為左翼的一份子。例如，在1966年時，他出版其名著《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時，沙特就評擊該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堡壘」。政治就是這樣：你反對蘇聯嗎？就因為你是小資產階級呀！
但沙特和福柯最終都在1968年因毛澤東走到一起。
「五月風暴」——一場以馬克思、毛澤東和馬爾庫塞，3M，為思想旗幟的火紅運動——沙特、福柯、拉康以及一眾左翼學者，懷著最高的熱情全力支持和聲援示威抗爭的學生；一時間兩陣營截然對立，誰左誰右，一目了然。事後，法政府因「五月風暴」，成立實驗性的梵林大學，福柯就出任其哲學系主任。
其時，福柯就任名了大量年青的，認同「五月風暴」理念的學者；當中，有不少在今日已成為大師級人物，例如洪席耶、巴廸歐等。在梵林大學的小天地裹，福柯與他的盟友盡情地研究和宣揚毛澤東思想，大開「文化大革命」、「意識形態鬥爭」之類的課程。
福柯本人可謂毛澤東的崇拜者，證據就是他與其他高手人辯論時，每到兇險處，都會引用毛澤東及其發動的文革，仿佛兩者有極高的權威性。例如，1971年福柯與喬布斯基（ Noam Chomsky）辯論人性和正義問題。喬布斯基認為有某種共通的人性，正義觀是必不可少的；福柯卻引用毛澤東，指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和權力操作，說
毛澤東曾談到資產階級人性和無產階級人性，他認為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總之，一切正義觀念都是權力操作的結果。
1972年時，福柯又和左派領袖，自稱毛澤東主義者的皮耶﹒維克多（ Pierre Victor）辯論「群眾正義」和「人民法庭」的問題。其時，法國毛派主張在政府以外成立「人民法庭」，對打壓革命和抗爭的警員作缺席聆訊，從而為人民「制裁」該員警求得合法性。這意見在今日看來已是極為激進，但福柯否定「人民法庭」的狂想，認為法庭從來只會為政權服務。他轉而提倡「群眾正義」，即讓群眾自行「制裁」所些反革命的人。
維克多也是毛澤東主義者，他當然也贊成所謂的「群眾正義」，但他依然認為應有一介乎群眾和壓迫者間的「中立機構」，以防群眾發洩私憤。福柯對此全盤否定，認為所謂「中立機構」只會脫離群眾。在此，他又引用文革的情況，說中國「國家機器並不執法」，其作用僅在於
教育群眾，給群眾以政治的訓練，開闊群眾的政治視野，豐富群眾的政治經驗，以至於群眾自己就可以決定：「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者』我們必須殺死他。」
可以面不改容地說出這種話，福柯不愧是左翼的聖人。但親身經歷文革的郭建教授就忍不住大罵福柯了。
福柯與喬布斯基的辯論影像到現在都還能找到：
法國文論家
有些大思想家在嚴格來說不算哲學家，在這麼輕輕介紹。
如讀者修讀文學或讀過一點後現代理論，必定聽過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他就是提出「作者已死」一說的大人物。事實上，他也擁抱過毛澤東主義。
他有份創辦的前衛文學雜誌Tel Quel，就曾高度擁戴毛澤東主義，以致他和Tel Quel的一眾編輯在1974年去北京朝聖[2]。這些群編輯當中，就包括鼎鼎大名的女性主義者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筆者對他們如何談論毛澤東思想和文革沒有深入研究，也頗為好奇他們會如何看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之類的文藝理論。不過實在沒時間了。有興趣的人可看「註2」那本參考書。據說， 由Jean-Luc Godard所拍的La Chinoise, The Wind from the East和 See You at Mao. La Chinoise 很能反映當時有革命熱情的人對毛澤東的狂熱，研究電影的人也可找找看。
阿蘭﹒巴廸歐
上面介紹的人大部分已經過身。但巴廸歐（Alain Badiou）卻是依然在生，而且還當今最灸手可熱的法國哲學家，上文談論福柯時已提過。香港的哲學媒體對他情有獨鍾，不斷報導他的思想，然而大多集中在他的形上學方面，很少談及他與毛澤東思想的關係。
巴廸歐在一次訪問中，其他法國的毛澤東主義者對毛澤東不過是膚淺、短暫的迷戀和興奮，但他不同，「他已作了永久的委身，不是兒時的玩樂」。[3]對他而言，毛澤東將他從思考馬克思主義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在他年輕時，史太林政權的惡行令他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深感懷疑，但毛澤東對史太林的批判就使他得到解放。他完全認同毛澤東對史太林的批評，其後一直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即使到毛澤東在70年代中倒台時仍一樣。
今時今日，巴廸歐已是共產——社會主義——革命思想一脈最高級別的代言人和辯護士。他否定代議式民主，認為選舉完全是廢的：
換言之，他是徹頭徹尾主張以全球革命來改變社會的激進份子！而他所謂對毛澤東的「終生委身」亦不是謊言。在2005年，他就寫了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Last Revolution?一文，確確實實地為文革辯護！該文中，他認為我們必須思考文革，暗示文革的經驗是我們超越黨——國政體的必要階段；而文革的性質只是歷史觀點和角度的問題。
2009年，巴廸歐出版The Communist Hypothesis，再次視文革為落實社會主現的寶貴經驗。到17年，巴廸歐完成 The Immanence of Truths，與 Being and Event 和 Logics of Worlds 構成三部曲，為巴廸歐最重的哲學著作，在這書中，巴廸歐再次肯定文革。
巴廸歐此舉令訪問他的 Laurent Joffrin也大為震驚。在訪問中後者問到，文革中的紅衛兵捉著知識份子任意批鬥，社會一片混亂，為何巴廸歐仍可肯定文革。巴廸歐回答說：
你論文革的方式就像一些小省份的子爵談論法國大革命
Joffrin甚為不滿，問巴廸歐自己有何錯。巴廸歐說
…你比錯誤更糟，因為當你將文革還原為這類情節時，你選了一些黑色的傳說，一些荒謬和反動的傳說…
巴廸歐說Joffrin將批鬥當成文革的象徵，就像將南特的行刑故事當成法國大革命的象徵一樣。
Joffrin答法國大革命其後的恐怖時期是歷史的污點，現在沒有人會為其辯護。我們肯定法國大革命是因為它建立了一自由的社會，但毛澤東發動紅衛兵不過是為了恐怖和壓迫！
巴廸歐指Joffrin甚麼都不知道，而去除「平等」來看「自由」根本毫無意義。他指資本主義造成經濟上的極端，那「自由」根本是虛假的。最後Joffrin將二人的分歧歸結為對自由和平等的看法不同。
不知讀者對巴廸歐的言論有何感想。筆者只感到一股強烈的氣：
人世間沒有一帆風順的事業，世界歷史總是在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中前進的。
結語
其實中國共產黨與法國左翼都源自馬克思，他們說的話互相回響正常不過。我們常以為左翼思想意味著「解放」、「自由」和「人權」，有時還希望用這些思想來批判中共，但上文大概會告訴你事情沒有那麼簡單，不要太過天真，思考總是困難的。筆者常常在西方左翼有關性別和去殖民的運動中看到文革的影子；事實上，它們確實有一定的思想源頭。
寬容 ——Tolerance不是馬克思認同的道性和社會價值：一個主張革命的人怎可能寬容資本家和壓迫者呢？
本文的寫作目的不是說：「看那麼思想家的思想都是有毒的」，而是希望鼓勵更全面的思考和閱讀，要在歷史的脈絡中把握和反思各思想家的動向和價值。
筆者由心認為上述思想家的作品都有極高價值，自己也喜歡閱讀；只是這些歷史故事提醒我，不要把任何人封神。那張「神台」確實是「神」台，凡人與它無關。
[1] Bondy, Francois (1967) “Jean-Paul Sartre and Politics” pages 25–48 from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ume 2, №2, p.41 April 1967.
[2]見Eric Hayot（2004) Chinese Dreams: Pound, Brecht, “Tel quel”,Ch.3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3] Alain Badiou(Sept.–Oct. 2008) “Road to Renegacy: Interview by Eric Hazan,” New Left Review 53 : 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