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民族饭店门口,20岁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陈卫穿着一件用白布做的衣服,上面写着“誓与李鹏之流不共戴天”和“历史无情淘尽小丑”,头上系着一根写着“民主何处有”的红布带,站在阻拦军车的游行队伍第一排。一阵阵的枪声响彻在夜未央的北京上空。陈卫与同伴们手拉手,眼里流着热泪,一遍又一遍的唱着《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当陈卫走到一辆军用吉普车旁进行宣传,让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刚才与他挽着手的美丽女孩走了过来,对着吉普车里面的军人说了刚说了一句“你们的枪口可千万不要对准人民啊”,车内一个穿着白衬衣的军官,拿出手枪对着这个女孩,在她脑门上开了一枪,把这个女孩打死了。

这个女孩就在陈卫的身边。20岁的陈卫整个人都懵了,觉得一切都如虚幻一样,不敢相信这个事实。虽然刚才与她手挽手在队伍,陈卫和她没有交流,没有说一句话。陈卫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学校,她的声音很清脆,标准的北方普通话。

“很美丽,在我的印象中很美丽。”多年以后,陈卫还记得倒在血泊中永远定格在青春的那个女孩。军用吉普车马上从缝隙中飞驰而去,陈卫牢牢记住了它的号码:V05–1147,时间是6月4日早上3点45分。

陈卫是北京理工大学胡耀邦治丧小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髙自联常委、秘书长和绝食团团长。他与大多数参加八九民运的学生一样,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愿望,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在被从小洗脑的教育下真的相信共产党是代表人民,是进步力量,加上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所以他们本质上是当时政权的支持者,相信自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未来的希望,所以希望当局能惩治腐败,增加社会的自由度。六月四日的枪声惊醒了陈卫的中国梦,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荆棘路。

“六四”屠杀后,陈卫回到老家四川省遂宁市,同刘贤斌等同学一起筹划成立地下高自联,不久被捕,收押在秦城监狱,1990年12月获释,被开除学籍。

第一次出狱后的陈卫在当时万马齐喑的红色恐怖中,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1991年在北京与胡石根、康玉春、王国齐、王天成、刘京生、熊焱、赵昕等人秘密成立“中国自民党”、“中华进步同盟”、“自由工会”、“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等地下组织,后因筹划“六四”事件三周年纪念活动被国安机关侦破,被判有期徒刑五年。

1997年陈卫第二次出狱后,和刘贤斌等朋友一起,积极参与了四川民主党的筹组、人权观察四川分部活动,并开始致力于协调、组织川渝和西南各地的人权活动和对入狱人权捍卫者和家属的救援工作。执着地坚持89一代人的理想,多年身体力行推进中国民主转型的坚持、勇气和毅力,使陈卫在四川拥有巨大的威望。四川一个商人与圈子朋友曾说:“我最怕卫哥了,他每次来,我都得掏腰包。关键是卫哥不是为自己问我们要钱,而是为了救援民主圈朋友,怕归怕,我还是得给。卫哥说出来的话,我不可能回绝。”陈卫在四川的影响,由此可见。

亲身参与了89学运,组建自由工会,秘密和公开组党,08宪章首批联署人,陈卫已成为事实上的四川民运领袖,向不可一世的中共暴政显示了普通的中国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被任何磨难动摇而追求民主自由之理想的勇气,意志和决心,也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

2011年在席卷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中国国内茉莉花革命暗潮涌动之际,陈卫于2011年2月21日被遂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莫须有罪名刑事拘留,2011年12月23日,遂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陈卫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陈卫以《沙漠的童话》为题作为在法庭的最后陈述词。他用哲人的思维和诗一般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信念。他写道:“我对宪政民主的到来充满信心,我相信那不是少数人功劳和等待的结果,而是每一个公民都意识到这是自己的责任,并努力的结果。”,“当绿杨成林,草场成片,沙漠不再是狂风恣行的游乐园,而是孕育希望的发祥地。”

在法庭上陈卫被强制带走时高呼“宪政民主必胜!专制必亡!”的呐喊响彻在这个沙漠国度。


Yu Tongan was falling into despair.

His 11 year-old son had a seizure and fell into a coma after being vaccinated. He and other parents of affected children visited every level of Health Department, went petitioning in Beijing, and even protested on Tiananmen Square, all to no avail. They have…


余同安快要绝望了。

他11岁的儿子在接种了疫苗后抽搐昏迷,他和一班受害家长跑遍了各级卫生部门,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示威,都没有结果。他们联系了很多律师,但律师一听说是疫苗维权,均耍手摇头。他们尝试过找媒体,但没有记者愿意碰这个事。他们也尝试过去法院,但法院拒不立案。他不肯放弃,拿着打印的材料在广州街头喊寃,虽然明知道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作用。却不料,让他在街头等来了奇迹。

时间是2007年初。那天,唐荆陵律师碰巧路过,了解了余同安的情况后,二话不说就接下了他们的案子。2008年11月,法院判家长胜诉,每人获判8万元赔偿。纵使赔偿金额远远不足,但总是讨回了一点公道。

唐荆陵是位非典型律师,他自执业之初,就没有对中国的法治抱有过幻想。这缘于他甫入行就见到的一件事。98年的夏天,刚取得律师资格证的唐荆陵正到处去旁听庭审,以熟习自己所要从事的职业。当时法庭正在审理一宗强奸案,快要结束了,年轻的被告突然以一种几乎要哭出来的腔调说,他受到了警察的严刑拷打,连一只睪丸都被踢碎了。他绝望地问: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该怎么办?法官惊慌地制止了他的说话,好让审理继续。这一幕,让年轻的律师无法释怀,也奠定了他以后的路向。

同年,唐荆陵和交往一年的汪艳芳结婚。小两口过得清贫,以地板作婚床,但对未来充满期盼。他总是满怀信心地对妻子说:「我们的日子过得肥肥美美」,然后满意地大笑。他的意思,是和妻子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但就在夫妻俩的生活渐上轨道时,唐荆陵介入了著名的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为参与罢免而被逼害的村民辩护。在唐荆陵等的努力下,所有被羁押的村民均在数月内获释。然而,唐荆陵却从此失去了他的律师执照。那是2005年底。

停牌对唐荆陵是个严重的考验,他的收入大幅下降,以至得为5元钱的门票而踌躇。然而这段时间的停顿与沉殿反促使了他走向更大的舞台;自2006年9月起,他陆续发起了一连串公民不合作运动,包括赎回选票行动、六四静思节、民心片行动(向政治犯寄明信片)、四二九林昭日、文化衫行动等,希望以公民抗命的方式反抗暴政,最终驱除专制、实现民主中国。同时,他继续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协助有需要的人,以公民代理身份介入各种无人敢碰的维权案件,包括毒疫苗案、李旺阳案等。2008年,唐荆陵成为了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

唐荆陵的活跃使他频频被软禁、被旅游、被关押,连妻子也在当局压力下被失业。2011年2月,唐荆陵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带走,汪艳芳也被軟禁在家。家里的电脑被没收,电话线被剪断,汪艳芳只得每天坐在阳台数日子,几近崩溃。6月,有朋友乔装装修工人入屋,带了一部手机给她,才使得她和外界恢复联系。8月,唐荆陵在写下悔过书后获释。

被逼「悔罪」的屈辱让唐荆陵愈加投入去推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当居的监控亦日益升级。家门口装上了摄像头,24小时都有人监视,朋友来访也都要做登记,还会被阻挡。一直想要个孩子,组个安稳的小家庭的汪艳芳,愈发觉得那样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了。

「我们一起回到小屋

柴米油盐

我们一起来到海边

观看日落

这就是我

情人节的期盼。」

终于,2014年5月16日,唐荆陵再次被捕,获刑5年。他最主要的罪状,就是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他在狱中发出声明:「如果你要说这是犯罪,那我将很乐意继续犯罪。」

2016年底,不堪国保滋扰的汪艳芳避走美国,在彼岸继续为丈夫奔走呼吁。然而,俩小口柴米油盐的小屋,终究是回不去了。


2009年冬天,北京救助流民的志愿者团队来了一位新成员。

这位刚到京城的老头子出手豪爽,一下子就捐出了一万块钱给贫病交逼的流民。其后他在北京住了下来,每天去“流民营”了解情况、安慰流民,为流民们的救治生活等琐事奔走。

细心的队友却发现,这位对流民阔绰的“大款”,却原来蜗居在一个每天30块钱的小旅馆里,生活条件比访民好不了多少。

这就是朱承志,一个古道热肠,对自己的事却不萦于心的人。

他自己的事本来就够麻烦的,还害得他差点死了一次。

他本来是云南的一个矿主,拥有上百万资产,一对双胞胎女儿,一家子生活幸福美满。但其后矿场被侵吞,对方更恶人先告状,法院一纸判决,令他多年资产化为乌有。他投诉、上访,换来的是40天的关押。他愤而在云南高院当庭喝农药,自杀抗议。死神没有收他,他的案子也仍是毫无进展。

但上访和维权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看到了那些和他同样受苦受屈的人们。 他对其后在抗争路上认识的朋友说:“官司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了你们。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官司,让我凤凰涅槃,明白了人生还还有另一种活法。”

这“另一种活法”,就是不停的为他人的事奔走。他帮助过天安门广场的流民,坚持每年去祭奠林昭,围观过福州三网民案、王荔蕻案等,也因此多次被抓捕、传唤。 但他是个乐天的老顽童,难关一过,哈哈一笑又继续上路。

“老婆讲,我是六十岁的年龄,四十岁的身体,二十岁的心态。”他笑说。

他为外界所知,是因为李旺阳的事。

李旺阳和他是同乡兼同学,因为六四被关押了廿多年,出狱时双耳失聪,双目失明,被严密监控,但却无人关注,无人援手。朱承志义不容辞地担起了照顾和发声的责任,去看望,陪聊天,发起募捐,联系记者采访,甚至还安排了让李旺阳去北京治耳朵。


In a car was a family of four, having a good time. The two children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heir grandmother from Xinjiang.

Suddenly, there was. a loud noise “boom!” The car was rear-ended.

Shocked, the father immediately checked on his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a few men…


车上,一家四口正有说有笑。孩子即将要见到从新疆过来的祖母了,都很兴奋。

这时「砰」的一声,后面的车轰然撞了上来。

他吓了一跳,正确认孩子有没有受伤,后面车的人就走了上来,对他破口大骂。

是警察。

警察对他说:“你在媒体上就装逼吧你,在媒体上说了那么多,我撞死你,撞死你全家,杀你全家。”

那之后,伊力哈木写下了遗书。

“我一旦出问题,哪怕我是被国保或国安杀死,不要以为是汉族人杀死我的。不要把这个仇恨加在两个民族之间。应该认为是这个体制杀了我,而不是汉人。”

两个多月后,他就因分裂国家罪被捕。体制没有直接杀死他,但却给他判了个无期徒刑。

他本出身自一个又红又专的维吾尔族家庭。1969年出生的他,自小在维汉混居的政府大院长大。两岁时父亲在文革中惨死,四兄弟就由母亲拉扯着长大。大哥15岁参军,其后仕途畅顺,更当上了政协委员。二哥很早就进入了公安系统工作,曾是最年轻的刑侦大队长,也是党委委员。二嫂和侄儿,也在公安系统工作。

他16岁便离开故乡到内地求学,1991年毕业后留了在北京民族大学工作。为了更好的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他自学了韩语、日语、乌尔都语和俄语,加上英语、汉语和维吾尔语,他能用7种语言进行沟通。

他的才华并不限于学术和语言,他在业余时间经商投资,异常成功,一度被称为“北京城里最富有的维吾尔人”。事业有成的他广泛游历了中亚、俄罗斯、南亚等地区,却目睹了大量民族冲突仇杀、政治动荡、社会转型失败的情况。他为自己深爱的民族担忧,想尽一己之力,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新疆重演。

但正是这颗赤子之心,为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他用自己赚到的钱,自费进行大量社会调查,分析和批评新疆政府的工作失误。他逐渐发现自己的教学受到干扰,自1999年起,他的论文再无发表机会。他另辟奚径,于2005年创办了图兰研究所。这是中国第一个维吾尔族民间NGO,关注维族人的人权、社会、法律问题等,并开展相关培训。

同时间,他感受到维汉两族隔膜日深,两者之间缺少沟通和对话的平台,种族歧视和仇恨的言语在网络上铺天盖地。他遂以自己大学老师的身份,于每周六开办公开课,义务向学生讲述新疆问题。他的讲课大受欢迎,学校限制上课人数为20到30人,来听课的学生却动辄达两三百人。

他又于 2006年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希望建立平台去促族维汉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如他所料,维吾尔在线吸引了大量维汉两族的“愤青”,在论坛上争论得不可开交。他从不加阻止。他认为,分歧与对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隔绝交流的机会,只要有交流,总会取得共识。但他也是坚定的非暴力提倡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 “汉民族不是我们的敌人”。

然而,当2009年新疆7.5事件发生后,维吾尔在线迅速被当局定性为煽动民族仇恨和暴力的幕后黑手。7月8日,伊力哈木失联,8月23日才获释。但他的財产和土地被当局以反恐名义没收,学校也不给他发工资。他一下子变得一贫如洗。

但他还是回到了他热爱的讲台,继续毫不避讳地谈新疆问题、谈独立与自决、也谈7.5事件。维吾尔在线不停被关,他不停重建,最后只能把服务器搬到国外。当局对他的监控亦愈加严密;家门有国保蹲守,电话被监听,敏感时期全家均会“被旅游”。

有时候我抱着儿子,对他说:“对不起,儿子”。他不知道,问我:“为什么对不起”?

2013年2月2日,他和女儿菊尔一同拿着去美国的机票去到首都机场,女儿是去升学,他则是受邀过去访学。但他们被关员拦下,最后只有菊尔被允许出境。

这是菊尔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2014年1月15日下午3点半,警察闯进门时,家里只有他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警察把伊力哈木推倒在沙发上,铐上带走。7岁的大儿子被吓哭,但他甚至来不及和孩子说句安慰的话。那三四十个警察随即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妻子古再努尔回到家里时,只看到满屋的警察,和两个惊恐的孩子。警察一直闹到9点半才离开。大儿子从此变得孤僻内向,噩梦连连。

伊力哈木被判无期徒刑,他的7名学生也被判了3至8年的刑期。他被关押在遥远的新疆第一监狱,困于工作和两个孩子之间的古再努尔根本难以探视。

他早已作了最坏打算,只是愧对家人。他在入狱前的访问中说:

“我有时候觉得,我选择的道路,不仅让我的人生坎坷,也影响了无辜的孩子。有时候我抱着儿子,对他说:“对不起,儿子”。他不知道,问我:“为什么对不起”?我内心确实对母亲、家人有愧疚之心。但是这是我选择的路。一千多万维人中能够像我这样敢于表达的并不多,既然我走了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哪怕前面有死亡的危险,也往前走吧。”


He was once a teacher of the law enforcers. Yet ironically, he had now become their target. He was chased away by agents from the Urban Administrative and Law Enforcement Bureau, and could no longer run the cigarette stall that he had relied on for a living.

From a teacher…


曾经,他是执法者们的老师。但这天,他却“被执法”了,被城管驱逐,赖以维生的香烟摊也无法营运下去。

从公安专科学校的老师,变成被城管驱赶的边缘人,起因,竟是一封给学生的信。

他以为可以相信自己疼爱的学生,在信中直言对六四屠城的痛恨,谈执法者的责任。但那位在派出所工作的学生,竟就直接将信交给了领导。公安局找到了他,让他检讨认错,他抵死不从。于是,饭碗丢了,同事和同学像避瘟疫般躲着他。曾经的履历和人脉全然失效,他带着妻子幼女,一下子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

但正正是这段在底层挣扎求存的经历,让他能真正走进草根群体之中,成为连结民主运动与草根维权的关键人物。

吕耿松198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十年后,当同学们的事业开始腾飞,他却一下子成为了摆地摊的。到地摊所在夜市被强拆,他又成为了一个维权的,凭着他的学识带头为夜市经营者讨要公道。自此他成为了那些草根维权者们的救命稻草,愈来愈多走头无路的人们向他求救,找他发声。他义无反顾地去帮助他们,为他们写文章,整理维权材料,发布网上呼吁,并一边学习法律。同时,他亦撰文评撃时政,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他曾在香港出书,写中国的贪官污吏。

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党,力推中国的民主运动应当扎根于民众当中。在他和党友的努力下,民主党在浙江的访民、维权群体中无人不识。有一位访民就曾对来威胁他的警察说: “ 你们共产党只知道欺负老百姓,从来不为我们办事;民主党人不但同情我们,帮我们说话,还帮我们办事。”

“中国一天不实现民主,我就时刻准备坐牢。”

他致力于帮助别人,但为家人带来的却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家里常有蒙寃者到访,自然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后来警察直接在家对面设了个警务亭,日夜监视。妻子汪雪娥如此形容那段时间的日子:“每天下班回家,总是担心一开门见不到老吕,想着会不会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In January 1995, Liu Xianbin married Chen Mingxian, a teacher at Suining Secondary School. Before that, he had already been imprisoned for more than 2 years for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89‘ Democracy Movement.

Not long after their marriage, the newly wedded had their home burgled. However the thief took…


1995年1月,刘贤斌和在遂宁中学教书的陈明先结为夫妇。在那之前,他已经因参与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待了两年多。

婚后没多久,新家就被盗,但小偷别的没拿,只取走了一部相机。相机里面有着他们婚礼的所有纪录。

那时,他已隐约感觉到了什么。然而,他还是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到处串联、调查、组党,与她聚少离多。过不久,他们的新家就被国保查抄。

到1996年3、4月,他每次回家都会被带去问话,为了避免与公安纠缠,他便干脆不回家。以至后来回来,都得偷偷摸摸地先通知她,然后找家不用登记的小旅馆相聚。

他俩的孩子出生前夕,他暂时的结束了漂泊,紧张的看护着腹大便便的她。1997年6月13日,她剖腹诞下了女儿。然而,孩子还没满月,他又开始了他的漂泊。1998年12月,他兴高采烈地带了一台传真机回家,长时间足不出户,不断写文章传出去。警察抄家的次数愈来愈多,他被传唤的时间也愈来愈长。后来,警车索性一直停在楼下。

1999年7月7日,警员再一次闯进家里。他被带走前,紧紧地拥抱了一下才过两岁的孩子。8月6日,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被送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服刑。

结婚23年,他有18年在牢中。

之后漫长的十年间,她和孩子一次次翻越崎岖的山路去看他。然而,为了不牵连老家的亲人,她几乎和娘家的亲人都断了联繋。

他写信,在信中柔情万种,给孩子画画、讲故事。而她,当知道第一个读信的人不是他,信就变成了公式化的文字。 后来,她开始习惯用照片和他交流,希望他能从她的照片中直观地感受自然和生活。

2008年11月6日,他终于回来了。回来后一个月,他成为了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一年半后,他再次被捕。警察抄了他们的家,她被传唤,13岁的孩子在学校也被骚扰。2011年3月25日,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刑十年。8月,她把孩子送到美国,孩子出发前,两母女哭了一晚,自知以后难以相见。

结婚23年,他有18年在牢中,就算自由时也难以相见。但她还是在那里,在等那个她爱上了的人回来。「是命运吧。」她说。

Rebels of China

Stories of activists in China 中国不是没有抗争者,只是,他们的故事很少被看见。 这个专页,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努力,希望大家能看见中国的抗争者们。 每周,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位抗争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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