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路上相遇(下): 那些關於台灣的故事
上一篇關於《幸福路上》(以下簡稱《幸》 ) 的評論，主要聚焦於動畫表現與製作面進行討論，而《幸》之中所乘載的巨大企圖與論述似乎又可另文來探討。《幸》 是一部台灣國產動畫，以女主角小琪的生命故事為主軸，來關照台灣近代歷史與狀態流變，以下心得與評論皆會涉及電影情節與內容，如害怕影響觀影體驗者可自行斟酌觀看。
主角林淑琪出生於蔣公逝世當天，成長於七零年代的台灣。影片裡對於七零年代以降的社會狀態描寫豐富，結合對台灣當下政經狀態的反思，構成一部六七年級知識份子的成長回憶錄。雖然主題環繞在“幸福”一詞之上，看似尋找個人生命意義，實則是一部充滿對台灣社會提出種種詰問的成人政治動畫。在主題上相當類似2007年上映的法國動畫《茉莉人生(PERSEPOLIS , 2007)》，導演宋欣穎在多篇專訪中也多次提到《幸》的創作過程受到茉莉人生啟發甚多。這部動畫電影藉著一個成長於德黑蘭左翼知識分子家庭的小女孩——瑪嘉的成長過程，讓人看盡近代伊朗的政治流變並感受到瑪嘉作為伊朗女性在歐洲生活時所感覺到的疏離與挫敗，在國際間得到相當漂亮的評價與成績，也讓我益發期待《幸》的表現。
然而在離開電影院時，我個人第一時間其實並不那麼喜歡《幸福路上》。故事的時間跨度大、資訊量繁多，頻繁切換不同的時間線雖然透過前後呼應交織成複雜而緊密的結構，卻也給人一種難以親近的感覺。另外，雖然是以成人為客群所設計的劇本，但在對白的設計上顯得過於淺薄，主題雖確實環繞人生意義的自省及自我認同的追尋，卻又極其直白地反覆提及"幸福"一詞，文字質量感覺較鬆散，許多小琪自問自答的獨白亦有些造作而不自然，缺乏情感，個人覺得難以沈浸其中。這部分個人認為可以拿《幸》 與《茉莉人生》作一個對照與比較，即便同樣是動畫電影、同樣談論國族與成長，在敘事視角上同樣有種企圖保持客觀的疏離感，但《茉》 在對白的寫實性與情感表達上似乎更勝一籌。
若是要在台灣電影中找出同樣是以大時代與個人的交互映照的其他作品，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男朋友女朋友》(這兩部作品的女主角皆由桂綸鎂所飾演)。《男朋友女朋友》是我個人極為喜愛的一部電影作品，楊雅喆將時代狀態蘊含在角色本身的成長與關係變化之中，讓角色帶動故事推進，歷史事件鋪墊在後方，私我的焦慮與大環境困境隱隱疊合；但幸福路上從時代記憶裡提取故事的敘事觀點對我來說較缺乏距離美感，甚至帶有特定的意識形態與批判意味，那些回憶與情懷顯得有些直接，讓人難以沉浸在故事之中。或者像是移民美國這個對小琪影響極大的決定，也可以回頭從《青梅竹馬》中看到同樣的時代風景，楊德昌的《青梅竹馬》將八零年代台灣人惘惘的美國夢與中產階級的焦慮迷惘展現得絲絲入扣，移民美國彷彿是生命困境的一切解答，然而真是如此嗎？《幸》則是提供了另一種範本，那些成功到了美國、透過婚姻實現了社會流動的人們，反而在完成夢想之後反而感到更加虛無(如同電影裡小琪剛從台大畢業時出現在電視螢幕中的《畢業生》經典結尾鏡頭)，找不到自身的定位與意義。在《幸》中我很喜歡林淑琪與莊貝蒂這一組角色，利用動畫人物的鮮明特徵，以及後半段兩個極為不同的人生境遇，創造出一組強烈的對比。但電影對於小琪失敗的異國婚姻卻又著墨極少，讓人有種好像少了些什麼的感覺。
當你在看完電影後重新回想整個劇情，你會發現整部電影林淑琪都在不斷面對與接受生命中的種種挫敗，到最後決定接受美國夢碎、與丈夫離婚，帶著懷中的小孩待在台灣，直至片尾斷在小琪父母爭論318學運事件，小琪依然沒有在故事中得到什麼明確的救贖，《幸》 彷彿旁敲側擊地對台灣社會狀態作了一番批判，然後也沒能留下一個結論或定見，便陡然落幕。懷著一種若有所失的心情，回到家後我閱讀了相當多的專訪與影評，從中也慢慢閱讀到一些我在觀影當下沒能解讀出來的訊息。其中有一篇較為冷硬的分析文將故事背後的意識形態剖析出來，對於故事中的諸多細節也才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與理解，也補充了許多主題相近台灣電影裡的相關論述。而對於《幸》那樣迷惘的結尾，也在看了小說家朱宥勳跟影評人鄭秉泓的評論後，也才對於那樣的狀態有所釋然。
即便在閱讀了大量影評後理解到自身對於台灣社會過去所經歷過的諸多歷程還了解得不夠多，也察覺導演在影像中欲傳遞的資訊比我原本理解的還多，但作為一個觀眾，我對於這部電影依然無法全然地喜歡。而作為一位創作者，我對於宋欣穎能將如此大量的訊息安插於故事中還是必須感到佩服，其野心之大彷彿要以小琪的一生來綜觀台灣這四五十年來的興衰變化，將各種議題都囊括其中，一吐為快。雖然我並不那麼喜歡這部電影，但《幸》這部電影絕對有其歷史價值，而我們也得以透過這些文本，無論是電影、小說、動畫...等等，刺激台灣社會辯證我們的身分認同、探究我們對自身環境的反思與期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