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者的位置

[ 是觀眾的想像力決定了有多少東西可供展現,而非用我們的講述和展示來超越他們的想像力。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觀眾的想像力,決定了一部電影的質量。]
 — — 阿巴斯 ‧ 基阿魯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伊朗導演,1940年6月22日-2016年7月4日。引自《World Directors In Dialogue》

如果把「觀眾」改成「讀者」,「電影」改成「研究」,那麼這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本土研究了!

近來跟一些研究社群的伙伴討論什麼是本土?本土應該包含哪些元素?做研究是為了什麼?做研究的「聽眾」是誰?如何推動?或甚至何謂「推動」?討論的結果總是越來越分歧,也頗令人挫折。

但是,從最底限來看,研究和論述都得是針對讀者和聽眾來的吧?教授是針對學生來的吧?那麼這位導演說的就是我的心聲。

連帶著這也讓我想到對於科普文的一些爭議。有人覺得科普文對於大眾科學教育(或者推廣心理學)很重要,但是也有人覺得在科學研究還沒有得到確切結論之前,又加上必須取閱讀者,科普文往往誇大研究結果,造成錯誤的知識傳播。這個兩難,也一直很困惑著我(如果我自認為是一個研究者,但又是一個講授者)。但是,若從上述的角度來思考,那是「講者」的心態與位置不同吧?上述的科普文的兩難爭議都是把講者定位成「傳道者」,甚或講者把心態定位成「我高你低」,「我知你不知」等等,因此才會陷入「講述有多少真理」的困境。如果,用這位電影導演的話來想,講者要思考的是自己如何扮演好激發思考延伸的啟發者,是否就有一個新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