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通訊的倫理思考

按︰原文刊於2019年3月26日《明報》，當時在《明報》寫了三篇跟科技有關的文章，另外兩篇分別是〈Block人的倫理〉和〈面對人工智能，我們應該擔心的不是機器消滅人類〉。本來跟其餘兩文一樣加長並補回資料來源，但遲遲未有處理，又找不到原稿，所以先貼出來，有空再算。

文章為刊登版本（而非我交出去的版本），僅修改了「facebook」（變回大楷）及不再使用「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一詞，後者原因可參考V太太的〈你的情慾不是你的情慾：當「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成為一種龐大產業〉。

《The Imitation Game》截圖

早前，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發文表示，該公司將會建立一個以私隱為重心的通訊平台。這個新平台的核心包括整合旗下三大品牌的通訊服務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及Instagram Direct，而且將全部使用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使通訊雙方以外的第三者 — — 包括Facebook — — 也無法得悉對話內容。

Facebook近年飽受私隱醜聞困擾，這個新路線難免受人質疑，例如整合通訊服務會令該公司更準確掌握使用者的個人數據 — — 包括什麼時候上線、用哪個軟件跟誰對話等。另一方面，全面使用端對端加密的決定，確實是用戶私隱權一大進步，但也觸及近年科技界與各國政府的衝突。

國家以安全為名打擊加密通訊

早於1990年代初期，加密技術仍在美國軍需品清單之上，出口受到嚴格限制，以致美國境內的民用軟件需要刻意削弱加密，以免觸犯法例。基於個人電腦及互聯網逐漸流行，私隱權及公民自由倡議者的挑戰，其他國家已有相應的加密軟件，電子商貿需求增長等因素，美國政府在1990年中期開始放寬限制。

事隔多年，智能手機發展令一般民眾也可以隨時隨地使用加密通訊軟件 — — 例如約3年前開始全面採用端對端加密的WhatsApp — — 無論是傳送文字、圖片，抑或以語音、視像通話，通訊內容均經過加密，難以截取。

斯諾登（Edward Snowden）於2013年揭露美國政府情報部門的大規模監控計劃，說明以加密通訊保障公民私隱並非杞人憂天。然而近年多國政府均有意規管加密通訊，不少高官、情報部門發言向科技公司施壓，宣稱加密通訊令執法、調查困難，甚至危害國家安全，要求服務供應商「有需要時」配合執法部門，交出通訊內容。尤有甚者，中國、俄羅斯、英國及澳洲等國家已經通過類似法例，俄羅斯更因此封鎖通訊軟件Telegram。

端對端加密服務的原意正是「令通訊雙方（或多方）以外的任何人都無法得悉內容」，因為用作解密的密鑰均儲存在使用者的裝置上，提供服務的科技公司也不能解密信息，要求他們交出通訊內容根本是強人所難。假如服務供應商在「有需要時」能夠交出通訊內容，那代表他們本來已可解密信息，這就不可能是端對端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