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窮又厭世論壇徵文活動：第二組特獎」｜作者：游家權（清大社會所碩一）
註：原文刊於《文化研究》網站（刊出日期：2019/07/21）。因原網址失效，故轉貼全文於此，共一萬字。
（引用格式可參考：游家權，2019，〈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發表於「又窮又厭世」徵文活動。新竹：《文化研究》。）
人文與社會科學曾有過一波「情感轉向」（Affective Turn），當代台灣乃至東亞社會也掀起了另一種情感轉向──負面情緒的檯面化。近幾年，「厭世」成了台灣社會（尤其是年輕人）的常用詞彙，不少創作者也把厭世一詞放到平台或作品的名稱上，例如擁有破萬臉書用戶追蹤的「厭世動物園」、「厭世哲學家」和「政大厭世陣線」，更有專書《厭世代》的出版。
關於「厭世」，需要討論的面向甚廣，因此本文將參考社會學、心理學、文化研究與文學等領域的相關研究（主要文本包含：《工作、消費與新貧》、《情感政治》、《民困愁城》和《焦慮的意義》等書），並佐以些許個人經歷、觀察和相關藝文作品，試圖探討人為何厭世。
本文將指出：厭世既不是台灣社會獨有，也不是當代才出現的新現象；厭世的成因不只有經濟因素，不同族群的厭世根源也不盡相同。而在文末，我將討論如何改善厭世。
一、為何厭世？經濟不平等、個人主義、工作質變、現代化、消費社會、社會轉型
在分析人為什麼厭世之前，得先初步定義何謂厭世。當一個人提到「厭世」時，通常是指涉以下一種或多種情緒與狀態的結合，包括：厭倦、高度焦慮、失落、無力、憂鬱或絕望等。
而厭世的可能成因大致包含：停滯已久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現代性的黑暗面、個人主義和消費社會的負面影響、失控的正向思考、右翼崛起與「左翼憂鬱」、社會轉型下的徬徨與不適應等。
在逐一分析厭世原因之前，我們可以先想像一個1980年後出生的台灣人「厭世青年」普遍經歷過的大致狀況，以便理解並串起上述幾種厭世的成因：
從小，家人總是威脅利誘厭世青年要專心讀書，並不時提醒他：只要把書讀好、努力考上名校和有「錢途」的科系，之後的人生就能一路順遂，而其他無助於考試的課外活動能免則免。當厭世青年閉關埋頭讀書多時，考完升學考之後，他填了一個家人能夠接受、但是不確定是否適合的科系──因為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歡什麼領域，過去的家庭和教育也一直沒有給他探索自我的機會。
升上大學後，厭世青年因為家裡經濟狀況不佳，所以得一邊上課，一邊打著制式且沒什麼成長機會的工，還要一邊煩惱自己的高額學貸。課業方面，他開始覺得無感、無趣還有繁重。而到了即將畢業的年級，他日漸徬徨，因為不知道自己未來要做和能做什麼工作。除了迷茫，厭世青年也開始感到恐慌、焦慮，因為身邊的長輩和媒體總是提醒他，現在的職場非常競爭，而且變化萬千，如果他沒有及早去考證照、檢定或實習，很有可能會找不到工作。此外，厭世青年知道當前的薪資待遇已停滯多年，如果想在佔有多數資源和工作機會的大台北繼續生活，每個月扣掉學貸、房租和生活費之後，薪水恐怕所剩無幾。買房買車、結婚生子這些老一輩人的基本經歷，他更是不敢想像。
厭世青年讀的是人文社會科系，他自認不只「求職競爭力」堪憂，薪資展望也會比理組低一大截。厭世青年還因為開了「社會學之眼」，因此變得更為敏感。他漸漸察覺到週遭的種種不合理之處，像是：讀國立名校、不用半工半讀、能夠從容地尋找實習或遊學的人，往往有著他所沒有的先天資源與後天優勢。厭世青年發現，這些落差似乎不是靠個人努力就能完全彌補的。
而近幾年，除了青年貧窮和居住正義等議題持續延燒，全球保守勢力與極端右翼民粹又再度崛起，性別議題和中國因素等辯論抗爭更日漸白熱化。因此，作為一個會耗費諸多心力關心和參與社會議題的人，厭世青年的注意力與情緒時常隨著這些負面事件的變化而起伏。
畢業後，厭世青年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月薪兩萬多的工作，職場上的技能學習與競爭壓力，以及得適應各種潛規則，都逼得他喘不過氣。至於工作能不能發揮所長、有不有趣、有沒有意義、能不能幫助社會，都是次要。能夠賺到足夠的錢養活自己、繳房租、帳單和學貸，才是厭世青年的當務之急。此外，他時常加班，每天還得擠著擁塞的大眾交通工具上下班，而為了爭取時間和省錢，厭世青年常以連鎖店的食物果腹，最後帶著一身疲憊回到狹小的租屋處，如果不用繼續加班趕工，就是看連續劇或打電動放鬆。至於他的假日休閒，就是待在家裡補眠、滑手機、用電腦，或是出門看場電影、跟朋友聚餐吃美食、逛街，然後被指責是「宅男／女」、「小確幸」，只知道享受，不會存錢去投資理財、展望未來。
綜上所述，「厭世」源自於達不到種種社會的「成功標準」而失落──成為「魯蛇」，或是對自身的未來發展和人生意義感到迷茫；「厭世」也包含了窮忙上班族每天要面對的龐雜壓力與挫敗，或是對政治和社會議題的衝突加劇感到煩惱或倦怠。而便捷的知識管道與冒出頭的各種進步價值，讓他們以為當前社會是自由、鼓勵多元的，但實際踏入社會後，才發現現實還是充滿了保守而傳統的束縛與規則；他們以為全球化後的世界是遼闊開放的，但是他們看得到卻去不了。種種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當代年輕人不斷經歷打擊和失落，並開始對未來感到無力、無望。
「政大厭世陣線」在其臉書貼文（2019/2/25）便清楚道出類似心境，以下節錄部分段落：
其實這已經不是個念書就一定可以翻身的年代，知識是很棒的東西，能讓人看到大海的遼闊，但有時候我們就只是看到了，卻也沒能游到那裏去。
新聞有很多放榜的文，好像考上哪間大學哪個系，人生就功德圓滿，不是的，這個社會有資源的人其實大多跟念書這件事沒有什麼關係，唸書，頂多就是拿到替他們打工的門票而已。
無論念什麼大學，出社會後大部分的人都得很辛苦很努力才能活下去，曾經我們都幻想過自己會是那個天縱英才的例外，但往往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個不那麼不舒服的位置待著，如果想過得再更快樂一點，就好好地在大學思考自己的人生跟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或許四年根本不夠，但至少也能知道自己不想成為怎樣的人。等到出社會才明白或才去思考這些事情的代價極大，往往大到不敢嘗試，最後就是每天醒來都在懷疑人生。
學業社團愛情很重要，因為這些東西能讓我們認識自己，甚至能嚐到失敗跟背叛的滋味，這些都能讓人變得更強，是面對這個社會滿滿惡意與不公的裝備。
念什麼系其實都不太重要（政大的話啦），很多人在大一就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在這個系就是個錯誤，但能把自己修正到正確位置上的人很少，多的是繳錢最後多了一個錯誤的學位，然後做著一份對自己來說是個錯誤的工作，最後錯掉整個人生。
畢竟找出自己人生的意義是一件太難的事，有時候說服自己「其實這樣也不錯」，人生就會輕鬆很多，但要有騙自己一輩子的心理準備。
青年在校園中迷了路，出社會後的處境太糟，可見的未來又無變好的可能，厭世感便油然而生。
簡略回顧完厭世青年的心路歷程，以下將對厭世的幾大成因進行介紹與分析。
1、停滯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
由林宗弘等人所寫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清楚點出台灣社會的危機：在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導致了資本外移、財團減稅、公債惡化、工會流失與薪資停滯等衝擊，更造成許多負面後果，包括貧富差距惡化、資本集中與創業無望、文憑貶值和工作貧窮、非典型就業擴大、少子女化與人口老化等危機。
而上述的社會困境不只發生在台灣，日本、香港、韓國乃至中國等東亞國家都正在面臨類似的狀況。因此，這些國家的青年普遍帶有厭世情緒，像是「地獄朝鮮」的「全拋世代」和中國的「喪文化」都象徵著相近的情感與境遇。
有期待才會有失望，「厭世」便是跟一個人對未來的「預期」、「希望」和「夢想」息息相關。當長輩與各式媒介許諾過的種種白手起家傳說或美國夢，都在長大後日漸破滅；當經濟環境不再提供多數青年足夠的發展機會，曾努力逐夢的青年接連遭遇挫敗後，只剩魯蛇和厭世等標籤聊以自嘲。而在階級固化且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社會，那些少數「成功者」的存在，更加重了這些失落青年的相對剝奪感和厭世情緒。
而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我認為「青年貧窮」與惡化的政治經濟結構是構成厭世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成因。厭世的原因與厭世者的樣貌極為多元複雜，除了經濟因素外，厭世和「現代性」、「個人主義」、「消費社會」、「右翼崛起」、「人生意義」和「社會變革」等因素也緊密相關。
2、現代性的黑暗面、個人主義興盛下的競爭文化、工作質變與財富追逐賽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中指出，讓人們朝向理性算計、利益與效率最大化發展的「現代性」動力，是造成負面情緒擴張的來源之一。像是「去傳統化」雖然讓我們不受傳統侷限、擁有更多機會，卻喪失了依循傳統的安全感；而快速變動的社會發展，除了讓精於計算和思考的現代人時常感到疲於奔命，也讓現代人的人生充滿著不確定性和焦慮。
因此，甯應斌和何春蕤認為，「Depression」（經濟蕭條和停滯）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黑暗面，而「depression」則是現代性的情緒黑暗面，包含了無動能、焦慮、憂鬱、消沉等情感和狀態。
除了現代性的黑暗面外，更早出現的「個體化」和「個人主義」也是使人感到厭世的關鍵。歐洲在文藝復興運動之後，開始從神與宗教的世界觀中走出，朝向以人為本，漸漸意識到人是作為一個個體而存在。美國存在主義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在《焦慮的意義》中便提到，文藝復興的重要主題之一是「對個體的新評價」，並認為社會只是烘托個人功成名就的背景，於是在文藝復興後，萌芽的個人主義逐漸跟「競爭」綁在一起，個人的成功被視為美德，整個文化也在獎勵勝過他人。
羅洛梅接著指出，個人焦慮常受制於他所處的文化價值與標準，「個人競逐成功既是西方文化的主導目標，又是最普遍的焦慮情境。」深受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影響的東亞社會，當然也難逃此鼓勵個人競爭的文化──包括考名校、找體面且高薪的工作、買車買房等「成功標準」。
而過度的競爭和個人主義會造成緊張、焦慮與人際孤立等後果（厭世情緒的組成之一，便包括了難以排解的焦慮）。因此，焦慮研究在20世紀中葉之後成了顯學。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1977年的修訂版序提到：「本書初版於1950年，當時只有兩本論述焦慮的書出版，一是佛洛依德，一是齊克果⋯⋯。在1950年以後，焦慮相關主題的研究與博士論文，則估計至少有六千篇。」
為什麼這些因個人主義而來的焦慮狀態會變得如此嚴重？羅洛梅認為，這是工業革命跟資本主義高度交織之後，「工作」本質與目的轉變的結果。原本「工作」（work）是人們獲取成就感與意義的創造性活動，而且能增加個人的尊嚴，並透過此務實勞動降低焦慮。但是當財富擴張被工業資本主義視為最高價值後，工作不只轉變為攫取財富的手段，還成了無趣、制式的「苦工」（job），其價值標準不再是生產活動本身，而是工資和薪水。
羅洛梅指出，「財富的擴張本具競爭性，成功便是比鄰人更有錢，別人財富的縮水等於我們自己財富的增長。」而財富不只成為公認的成功標準，還是壓力與焦慮的主要來源。此外，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擴張，更加重了台灣社會的競爭文化、個人主義和貧富差距，如此便會產生更多的挫敗與焦慮。
3、消費社會的負面影響
類似於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提到的「工作質變」，社會學家包曼（Zygmunt Bauman）在《工作、消費與新貧》也指出，在消費美學取代原先工作倫理的「消費社會」中，有意義且能達到自我實現的「志業」變成了特權，只有少數幸運者能夠享有，而在彈性勞動市場的擴大下，有更多的人無法獲得這類工作；包曼認為：「工作的美學價值在消費者社會裡，已經轉變爲強大的階層化因素。」
包曼也指出，在消費社會裡，貧窮不僅包含身體病痛和物質匱乏，還攸關個人的社會與心理狀態，因為窮人會被貼上各種負面的道德標籤：懶惰、失敗、有缺陷、不正常。而這會導致自尊低落、苦惱和羞恥。青年貧窮者的部分厭世感便由此負面標籤而來。
包曼接著提到，在消費社會中，「正常的生活」是指能夠把握愉悅和快樂的體驗，更上一層的「快樂生活」則是指充滿新鮮刺激的不無聊生活。而消費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有趣選擇，便是要確保消費者能夠避免煩悶、厭倦和憂鬱。包曼認為，在消費文化下如果想紓解無聊，需要花錢，「有錢才能進入可以治療無聊的地方（例如購物中心、遊樂場或健身中心）」。如果想進一步達到「快樂境界」，則需要有一大筆錢。但是，因消費而來快樂是短暫，包曼提到，佛洛依德認為沒有所謂的快樂境界，「我們只有在滿足令人苦惱的需求時，會快樂一下子，但事後的無聊感立即侵入。」而消費者如果失足跌出「無聊－欲望－消費」的循環，便容易感受到「遭受貶抑的苦痛」。
此外，在看似人人都有得選的廣大消費市場幻象中，無力負擔的「有缺陷消費者」，還會因為這個看得到吃不到的落差而失望與自卑。尤其在打破時間、空間限制下的社群網路時代，同儕間能輕易地透過上網進行炫耀和互相比較（例如：買奢侈品、出國旅遊），於是前述的失落感會更顯龐大且更頻繁產生。這對貧困青年是另一種常見的情緒打擊。
4、失控的正向思考與滿載的負能量
或許有些讀者會好奇，在資源有限但欲望被無限行銷的矛盾衝突下，無法滿足欲望的「有缺陷消費者」是否會察覺到其中的資源分配不均問題，甚至起而反抗？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互有關連的狀況來談。其中一個是，這些貧困族群早已對不平等的現況麻痺，甚至「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了，因為他們光是要保住現有的工作或尋找下一餐，就耗盡心力。另一個情形是，近十幾年，從歐美席捲來台的「正向思考」／「正能量」，有效地置換、壓制了他們的不滿情緒。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失控的正向思考》指出，「正向思考」幾乎成了一種新興宗教，信徒們時常自我審查，逼迫自己消除負面念頭，獨尊正能量。許寶強在《情感政治》也提到，正向思考被商業界大力鼓吹，變成了另類的商品。而商業界之所以鼓吹正向思考，是為了挖掘其中的經濟利益，許寶強寫道：「在緊張焦慮、容易令人沮喪的社會現實下，各類好心情工業也就不乏需求，除了各式吃喝玩樂的消費商機外，照顧個體身心靈的服務、正向思維書刊，以至日新月異的抗抑鬱藥物，在在吸引大小企業的投資。」
而相關的勵志書、心靈雞湯除了鼓勵讀者去滿足消費欲或小確幸，更讓人免於反思個人處境跟政治經濟現況的關聯，如此也進一步加強了個人主義式的思維，彷彿什麼問題都能靠樂觀與個人之力來解決。許寶強便指出，「正向思考」除了不容許負面情緒，還認為「只要努力，總能克服困難、尋取希望、獲得快樂。許寶強提到，構成這種思維的是：「不應把個人的成敗苦樂歸咎於社會環境，而應完全由個體肩負的成見。」然而，被過度鼓吹的正向思考會對貧困青年產生負面效果。許寶強指出：「在希望匱乏的社會環境下，仍無時無刻被提醒缺乏愉快樂觀心境完全是個人心理素質的問題，或被鼓勵遭遇逆境時要加把勁、迎難則必須而上，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不僅容易疲憊，產生焦慮憂鬱也絕不令人驚訝。」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在金融危機與青年貧窮的持續惡化下，被過度鼓吹的正向情緒開始引起厭世青年的強烈反彈，在網路社群方面，許多以「厭世」為名的專頁在這幾年陸續出現，更有「消極男子」和破七十萬人追蹤的「每天來點負能量」，直接跟滿溢的「正能量」打對臺。「每天來點負能量」版主林育聖在接受端傳媒的專訪時便表示：「因為每天（臉書）塗鴉牆上都有很多正能量的語錄或名人金句，看久了就覺得都是自我欺騙，乾脆開了一個粉絲團來吐嘈。」他接著指出：「痛苦來自於現實和能力的落差，很多人永遠在羨慕看似成功的人，努力依循他們分享的言論與價值，但是若沒有認清背後資源和能力的差異，也只會走向失敗。」
除了上述的粉絲專頁外，不少東亞的藝文創作也開始呈現當代青年的厭世情緒。以台灣獨立樂團為例，像是「傷心欲絕」、「草東沒有派對」、「Deca Joins」、「落日飛車」、「老王樂隊」、「巨大的轟鳴」、「顯然樂隊」、「甜梅號」等，都讓不盡同群的厭世青年所喜愛。此外，幾部日本影劇也緊貼青年厭世的環境脈絡，像是被影評稱作是「向日本苦悶抑鬱『崩世代』致敬的悼歌」的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生動地呈現了日本「後經濟泡沫社會」中仍屹立不搖的「集體主義」（重視服從和群體利益）和「性別歧視」等議題，以及職場中的諸多不合理要求與沉重壓力；而由直木賞小說改編成電影的《何者》，則描繪了大學新鮮人的求職之苦；小說《年輕人們》及其改編電影《東京難民》，則以一位平凡大學生淪為貧民的故事，點出了都市社會的底層樣態，還有日本殘酷的經濟環境。
5、右翼崛起與「左翼抑鬱」
這段所要討論的厭世成因，較常發生在關心政治與社會議題的左傾年輕人身上。首先，我們簡要回顧20世紀中葉後的政治經濟和左右翼發展。1950和60年代是歐美的經濟高度成長期，後來因為工業衰退、越戰的鉅額開銷和石油危機等衝擊，歐美在1970年代後面臨了「停滯性通貨膨脹」，經濟開始進入低潮期，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失業率雙雙攀升，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右翼勢力因此得勢，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上台，著手減少政府對市場和稅制的干預，並削減社會福利。當時除了左翼與工運的勢力式微，貧富差距也日漸擴大。爾後，歐美面臨一波全球化下的產業外移與轉型，當地的勞工階級苦不堪言，有些人便把低薪、失業的原因歸咎到移工和少數族群身上，右翼民粹因此崛起。
在右翼趁勢崛起的同時，左翼一蹶不振，情緒受到波及的左傾青年於是變得憂鬱、厭世。然而，由於他們習於關注政治經濟結構遠勝過心理情感層面，導致他們往往不善處理自身的負面情緒，這便是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的「左翼憂鬱」（Left melancholy）。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提到，美國政治哲學家Wendy Brown在其〈Resisting Left Melancholy〉（1999）中，沿用「左翼憂鬱」來分析當代的歐美左翼，認為他們囿於過去的理論立場，既無力回應具體的社會變動，也無能改善個人的憂鬱狀態。此外，日漸流行的憂鬱症等心理疾病，除了影響社會大眾外，同為人民的左翼人士也難逃此劫，這正是部分左翼青年之所以厭世的原因之一；而班雅明和Wendy Brown兩人，也都因為群眾轉向右翼而憂愁──前者是面對法西斯主義的迫害，後者則是碰到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6、社會轉型期的失序、徬徨與不適應
找不到存在的「意義」是構成厭世的重要原因，這與前面提過的個體化發展、個人主義以及現代化皆密切相關，因為在啟蒙之前的神權至上時代，人們不用煩惱何謂人生意義，也沒有「個體」、「自我」的概念。而在啟蒙、「除魅」之後的現代社會，人們失去了神與宗教作為所有事情的唯一指引，必須自行尋找存在的意義，而一旦無法找到人生意義，焦慮和厭世感便油然而生。
而除了基督宗教的衰落和個人主義的興起外，許寶強在《情感政治》中提到，「boredom」（苦悶、虛無、無聊、厭煩）一詞之所以在十九世紀中成為普及用語，跟工業革命（使工作制式化、讓工作質變）、資本主義（破壞人與人的關係，讓經濟價值成為主導價值）以及浪漫主義等力量的興起都有關。許寶強指出，「浪漫主義的泛濫，滋長了個體的意識，鼓勵滿足及發展『自我』」，但同時大環境卻不支持人們追求「自我」，在這種雙重壓力下，「苦悶」由少數人（如修士或貴族）的「專利」，逐漸擴散到失去傳統價值觀的大眾身上。赫曼．赫塞（Herman Hesse）在《荒野之狼》中也寫出他對時代變革的類似觀察：「當現代人被困在兩個不同的年代，以及兩種不同的生活模式中，他們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喪失，沒有標準、沒有安全感，也沒有最起碼的共識。」
而這類因時代變遷而產生的厭世潮，不只發生在21世紀初的台灣，也曾興起於18與19世紀的交會，以及19與20世紀之交等新舊文化劇烈衝突的時代，像是「世紀末」便是描述厭世潮的代表詞彙之一。以下介紹幾個相關的文學家。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提到，社會學家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曾分析歌德（1749–1832）的浪漫主義經典《少年維特的煩惱》，指出最終自殺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其實是十八世紀德國布爾喬亞的普遍「抑鬱」（或稱「維特症候群」），這本書在當時也引起了一波自殺潮（「維特效應」）。而「維特症候群」這種厭世潮，牽涉到發揚人本主義的「浪漫主義文學」，前述的赫曼．赫塞和後面會提到的郁達夫等作家，也都曾受此思潮的影響。
另一個新舊文化衝突與政治變革下的厭世潮，是發生在中國的「五四時期」。中研院近史所的陳建守在〈青年們請安心「厭世」！因為百年前的厭世其實很正面〉指出，中國在五四運動前後也有過一波對於厭世和自殺潮的討論。陳建守認為，當時的青年之所以厭世，是因為抱有理想的他們，對所處的腐敗社會有著諸多不滿。而要注意的是，厭世不能直接跟消極或不問世事畫上等號，以下要介紹的郁達夫便是一個鮮明案例。
受浪漫主義影響且文風頹靡陰鬱的郁達夫（1896–1945），是經歷過五四運動的厭世代表之一。從東京留學歸國的郁達夫，早年曾到多間大學短期任教，而軍閥割據和高等教育的社會亂象始終讓他極為不滿，但因為無權無力難以撼動時局，加上健康和經濟狀況都不佳，於是郁達夫成了中國式「世紀末」的厭世青年。像是他的半自傳式小說主角，便大多是列強侵略下的落魄中國文人。此外，在郁達夫厭世的外表之下，其實他對於文學和時政改革也有許多投入，後來更因為宣傳反日抗戰而死於海外。
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除了上述各種歷史、文化和社會轉型原因之外，由於青春期是探索人生意義和身心發展的關鍵階段，因此年輕族群更容易感到迷茫徬徨和厭世。而伴隨著當代的青年貧窮問題、科技迅速革新，以及進步價值時時跟傳統文化產生衝突，這些因素都在在塑造了時下的青年厭世潮。
三、如何改善厭世？處理資源分配問題、正視負面情緒、避免消費社會中的享樂衝動、重建「希望政治」、尋求團體共作與社群支持、
由於篇幅與個人能力有限，以下針對上述幾個不同的厭世成因，分別作簡要的改善方案探討。
1、解決停滯已久的經濟發展與資源分配不均問題：
針對台灣近年的經濟困境，《崩世代》作者林宗弘提議：政府須轉型成「創新福利國」，利用本土的優勢產業來支撐社會需求，像是透過新的產業政策，積極協助長照、托育等社會福利產業，並擴大其中的內需，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此外，還要改革加重了貧富差距的現行稅制、強化工會的協商能力、適度管制資本外移，以及改善工作貧窮和青年就業等問題。
2、克服「左翼憂鬱」與失控的正向思考：
甯應斌和何春蕤在《民困愁城》中指出，當人們的身心理遭遇困頓時，不可能成為改變社會結構的行動者。因此為了避免陷入「左翼憂鬱」，我們要先破除這個迷思：「一旦解決社會結構的壓迫，個人的心理情感就會自然不藥而癒。」並且重新檢視佛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賴希（Wilhelm Reich）的貢獻：同時關照社會結構的壓迫和個人身心情感的困頓兩大層面。而避免接受被過度倡導的「正向思考」，則是另一個應對負面情緒的良性開端。
對於受到左翼憂鬱或失控正向思考所苦的人，得先正視並進而擁抱憂鬱、厭世等情緒，因為負面情緒既是人類正常情緒光譜中必然存在的一塊，當它們的出現時，也是在提醒人們是時候檢查自身苦惱的根源。此外，適度的悲觀比過度的樂觀更為妥當，因為適當悲觀能使人們更務實地進行判斷，有些心理學家便建議採取「防禦性的悲觀主義」（defensive pessimism），意即適時降低對自己的要求和期許（避免完美主義），並隨時做好最壞的打算（避免過度樂觀）。
而羅洛梅在《焦慮的意義》裡也提到幾個改善焦慮的方法：
（1）如上所述，首先是不要急著否定、壓抑負面情緒，並開始練習覺察不同情緒的來龍去脈。
（2）學習坦然面對與承認自己的不安，探索產生焦慮的情境，並在焦慮的狀況下繼續前行。
（3）探索當自身感到失落或受威脅時，背後代表的是哪些個人珍視的價值，進而思考自身現況和理想目標的衝突為何。
（4）重新安排自己的目標，做出價值間的選擇，然後務實地逐步達成重新排序過的目標。
3、避免消費社會中的享樂衝動
前美國心理學會主席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於《真實的快樂》指出，如果要避免深陷消費文化中的享樂陷阱──花錢找樂子後迅速產生空虛感的循環，得先辨別「快樂」的兩種不同類型：「如果沒有區分『愉悅』（pleasure）和『滿足感』（gratification），只會使你完全依賴捷徑，尋求生活中容易的愉悅。愉悅很容易就能得到，而滿足則需要動用到個人的長處。」
「愉悅感」多半跟感官相應的活動有關（例如吃零食和美食、看不太需要動腦的「爽片」），這類愉悅來得快，去得也快，而且容易讓人「適應」，導致往後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達到原本的快樂程度。而「滿足感」則是投入自己熱愛且具有挑戰性的活動後才會產生（如運動、辯論、閱讀、演奏等），滿足感的延續時間較為持久，而且不容易被人體適應。因此，當我們有意識地區分上述兩類活動，並在生活進行調整與實踐，就比較不會陷入消費社會中的短暫快樂陷阱。
4、重建「希望政治」
許寶強在《情感政治》提到，人類學家Ghassan Hage曾指出「希望」也有不同的種類。例如，當代資本主義為多數人提供的希望是：分配不均的機會，以及難以達致的單一向上流動理想。許寶強寫道，Ghassan Hage認為有另一種「希望」：「即肯定當下的愉悅和喜樂，尋求不斷增長自身的能動力，讓生命變得更有活力和能量。這種希望要的並非是一種靜止的完美狀態，而是不斷生成的過程，持續積累生命的存在意義（accumulation of being）。」Ghassan Hage還引用Pierre Bourdieu的看法，認為莎士比亞的「To Be or Not To Be」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許寶強如此轉述：「因為人的存在（Being）並不是非此即彼的To Be或Not To Be，而是一個不斷變化和積累的過程，積累的是：生存的理由或生命的意義。」
此外，許寶強認為我們也需要重塑革命和希望的話語系統：「除了發展和積累物質力量以外，革命的前提還包括了創造有利於革命的文化脈絡，例如發展新的話語，以孕育更平等、合理、美好的社會，讓人能夠有尊嚴地生活。換句話説，使『革命成為可能』的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正是發展一種可以令希望──欲求更美好生活──滋長的語言。」
5、尋求團體共作（Do It Together）與同溫社群的支持
厭世不只跟原子化後的孤立感息息相關，還跟瀰漫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無意義與競爭文化脫不了關係。因此，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擬定新計畫、凝聚新社群，並合作執行共同目標，將能重新賦予參與者自主性、動能和團結感，並從中創造意義，以削弱構成厭世的空虛、乏力與無價值感。
另外，雖然近幾年有不少對於「同溫層取暖」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同溫層即彼此熟悉且較容易互相理解的社群，也是人類必不可少的身心避風港。因此，當人們遭遇各種打擊而厭世後，尋求同溫社群的同理與支持便更顯重要。在經過相互打氣、充電後，受傷的人們才能夠再次出發。
6、發展符合新時代的教育文化
如同前述，人們之所以感到厭世，很大一部份是源自對未來的迷惘，以及在社會快速變革下，擔心被時代拋下或落於底層的焦慮。然而，長期根植於東亞社會的升學主義思維、填鴨式教育和獨尊有前途科系的想法，一直讓現代青年無法藉由家庭和學校教育來探索自我，也不斷加重當代青年的徬徨感。因此，改變無能協助甚至阻礙了青年探索自我的主流社會氛圍，以及改革不重視跨領域和博雅教育的刻板上對下教育體制等，也是改善厭世氛圍的治本之道。
最後，對於身處於變革時代與結構困境中的厭世青年，生於日本版「世紀末」的文學家廚川白村（1880–1923）在其《苦悶的象徵》有段相關勉勵：
因為有了生存的苦悶、戰鬥的苦痛，所以人生才有價值。那群服從權威，束縛於傳統，如羔羊一般地順從的醉生夢死之徒，和那群汲汲於名利，為物欲所驅使，而全然忘記自己是「人」、應有人性存在的庸俗之輩，從未意會到一種心境──人生的深遠意義，事實上在於那兩種強大力量相衝突而生的苦悶與懊惱，（人生意義）也就是這兩者的產物。
（原文刊於《文化研究》網站，刊出日期：2019/07/21。原網址失效，故轉貼全文於此。
引用格式可參考：游家權，2019，〈不只是貧窮：淺談厭世的幾種成因〉。發表於「又窮又厭世」徵文活動。新竹：《文化研究》。）
【延伸閱讀】
・〈「我就爛」：當代青年為何厭世、自卑與無動力？〉
（我在2020年改寫的濃縮版，更著重於心理學角度。
原文刊於《張老師月刊》2020年8月號第512期）
・〈強光下的暗憂──背負情緒隱傷的高學業成就青年〉（《報導者》專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