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 Chan
Nov 21, 2018 · 5 min read
Pablo Vargas Lugo “Shanghai Eclipse”

本屆上海雙年展題為《Proregress》,就是progress+regress 的意思,從e.e. cummings習慣性的文字戲謔而來,中文則選了「禹步」作題,本是傳說中的大禹,十年克苦治水,過門而不入,導致身體狀況不佳而舉步維艱之象,早期道家吸收巫者的儀式,成為道教科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功以迂迴的步法去進行各種儀式,冀以宇宙的力量改善現況,似乎暗示藝術家與藝術實踐在這紛亂的世界中的作為。

在偌大的空間中先入眼簾的是三組大型裝置,代表大型雙年展作品選擇的三個脈絡,Fernando Sánchez Castillo 的《Leader Swing》把大人物銅像拉下作鞦韆的社會寓言;Enrique Ježik 以列寧文章題目為題的作品《One Step Foward, Two Step Back》,籍着索隱而反照當下、照屋勇賢《我父親最喜歡的比賽(天翻地覆)》的藝術家介入項目。但當觀眾面向着這幾件作品時,後面卻高掛着Clarire Fontaine仿照Apple而做,白色完整蘋果燈箱,怎樣要推動社會也好,資本永遠在上面盯着,實在諷刺。在新自由主義下的資本就正是阻礙社會進程的其中一大原因,美國Citizen United一案就是其中的公眾例子,剛過去的中期選,參選人就有意圖與資本巨頭切割,能夠貼近民眾需要。

不管上雙如何與其他雙年展產生關係,歸根結底也是一個展覽,除了一樓大廳的作品之間有一定的互動以外,今次展場將每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分別放到獨立的小房間內,由長長的走廊連結,配以商業大樓的照明,在大廳入口看特別顯得枯燥乏味。三層的展廳,當所有作品都被分成蜂巢的小格格,各個策展人板塊之間的差別也被磨平,在板塊內隱若出現的詩文,又未能將觀眾帶入不同的意境,展覽中策展人塑造自己的語境的意圖是失敗的,展覽的節奏太平緩也沒有什麼重心,觀眾在看眾多的作品(特別時大量長度相當長的錄像),難免有迷失的感覺。

錄像成為今次雙年展作品的主要型式,像Clemencia Echeverri 《River by Assault》、鄭恩瑛《八景》一些架設在獨立房間的多頻錄像,特別顯得合適。但相反地,Yishai Jusidman 《Prussian Blue》系列中那些駭人的毒氣室圖像與Miguel Ángel Rojas的大型繪畫等,實質呈現的圖像作品,被困在房間內,感覺缺氧而變得了無生氣。

深刻而訊息量大的作品亦是展覽的大宗,如Forensic Architecture《Ayotzinapa Project》以info graphics 的方法,鉅細無遺的審視一宗墨西哥警察綁架學生的事件,Michael Rakowitz 《The Invisible Enemy Should Not Exist》 以阿拉伯地區食物包裝紙,重塑原本是伊拉克國家博物館所藏,2003年美軍攻佔巴格達後,被搶掠失去的新月沃土文物,作品讓觀眾輕易進入他們的敍述,相反地Alexander Apostol 《Dramatis Personae》利用舞台化妝化身成為委內瑞拉政經商界文化人物,肖像下只有題人物的地位而不名,或Andrew Fraser《2016 in Museum, Money & Politics》將美國博物館捐獻人的政黨背景疏理成另一組info graphics,這些作品離開了各自的語景或隱匿了太多資訊,讓觀眾難以理解箇中的意義。

而在右傾的保守主義席卷全球後,傳統進步思想說教式的批評表現空白,許家維《馬來謨》(後殖)、Ursula Biemann & Paulo Tavares 《Forest Laws》(環保)、啾小組(城市發展問題),如隔靴搔癢,未能提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不及那些從藝術家自身經驗出發,對外部世界作出批判的作品來得有趣,如許哲瑜的《穿顱透寫》、C&G《床下底問答比賽》、徐喆《匱乏》等。

具表演性的錄像作品,亦佔展覽重要位置,康瑞璟的《黑席鶯》,來自韓國傳統記譜方法「井間譜」 — — 一個以空間記錄時間的方法,楊嘉輝《Muted Situation #22 Muted Tchaikosky’s 5th》著眼於平常音樂而外的聲音,小泉明剆的大型錄像《The New Breath Just after The Tempest / Seven Deadly Sin》集合了巴黎市郊的第一二代移民青少年,利用他們的舞蹈和與藝術家之間的訪談,剖釋他們與國家的關係,延續藝術家本人對國家政權的討論。相對於強調文本的當代藝術錄像作品來說,這一類倚重choreography — — 時間與動作之間的交互 — — 的作品,利用表演藝術的傳統,縮短作品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至少免去很多自說多話的感覺。

策展團隊所選擇遠離近年流行於雙年展圈子的藝術家,屬於所謂邊緣的作品,在這個環境中實在不容易,有說上雙不夠在地、本地議題太少等,反過來說有多少個本地藝術家能真正切入到社會議題,而又能夠登堂入室在這個博物館展出。陸揚的作品利用一種對電子遊戲的nostalgia,企圖講述一個對未來的想像,內容粗疏而且缺乏真正的前瞻性。徐喆的作品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要浪漫化對一整代人牽連甚深的衝突,最後還好有小孩無心插柳完成遊戲,兩位在展覽中的狀態,大概能說明本地藝術家所面對的問題。

在滬期間,看到本地有前輩在說M+ 始終沒有做本地藝術家的展覽,那不就是廣東話說的「塘水滾塘魚」嗎?倒不如把自己的藝術家拿去外邊跑,外邊的藝術家拿到本地,不是更有流動性、更乎合現在當代藝術中去地域化的芻議嗎?再說,前面楊嘉輝的展覽不就是本地藝術家展覽嗎,各方媒體也跟著這個民粹套路來走,要一個本地的美術館,如果只有展本地的藝術家的想的話,真的是好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