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番我們管不著

讀雷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或許是以前唸電影系的緣故,年輕時我已不相信有「客觀的歷史」。所謂「歷史」是什麼?是經由敍述者「剪裁」而成的國家或時代興衰故事。

正如紀錄片的鏡頭與影像,皆由敍述者(導演)來編排及取捨,歷史的敍述何嘗不是如此?只不過,歷史研究者未必有紀錄片導演的自覺,幻想自己在逼近客觀真實。在歷史書寫這範疇裡,「客觀」仍是美德。其實,某一歷史敍述顯露了什麼、裁掉了什麼、刻意略過了什麼,反映了敍述者對所述時代或國家的預設取態與自身史觀(再工心計一點的說法,是反映了敍述者意欲他人產生怎樣的取態與史觀)。以此角度理解「歷史」,自會明白以前大陸人寫中國皇朝史,為何老充斥著「偉大農民起義運動」、「無產階級革命萬歲」、「地主階級奪去革命果實」等字眼。

因為沒將「歷史」視作客觀之物,所以我喜歡「平行」地讀史。譬如關於中日甲午戰爭(或日清戰爭),會同時並讀敵對雙方寫的史。史學家也是人,而人總習慣從己方角度陳述事件,按心中形象展示自己,所以敵對兩方寫的歷史通常面貌迥異,如兩個不相干的故事。清人會認為日本仔奸狡、愛玩偷襲、說話不算數,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信函裡便如此形容:「其人外貌呴呴恭謹,性情狙詐深險,變幻百端,與西人迥異」。但從日本角度看,為求盡快擺脫野蠻不文明弱國角色,躋身列強一員,不擇手段向外擴張也是沒法子的事。你不打人人便來打你呀。加上大量前武士階級因廢除階級制而「失業」,蠢蠢欲動,發動戰爭正好消耗這股不安穩勢力。總之先下手為強。

這幾年台灣「八旗文化」出版不少「非漢族中心」的普及歷史著作,找「平行」讀物比以前容易得多。近日讀大陸作家雷頤的《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發現這也是本不錯的「平行」著作。

雷頤引用大量李鴻章寫的奏折及書信原文,細致勾勒出十九世紀清廷上下如何因愚昩固執和幼稚的外交思維,斷送片片河山。對於李鴻章以失敗告終的多次對日交涉,著墨尤多。此書難得能拋開華人世界對晚清歷史與人物的固有觀念,直接讓「史料」(奏折書信)說話,對清官員種種蠢笨固執行徑,也少有避諱。

作者寫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一事,便跟只諉過日方野心的歷史書不同,對前因後果和清方失誤都有所述。雷頤提到,早於1871年(明治維新第四年)日本已異想天開,要中國跟她簽不平等條約,單方面給予日本通商特權、領事裁判權等。在李鴻章大力反對下,才死死地氣簽平等通商條約。此時李鴻章仍未看清日本,還以為有了條約,就可把她「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沒想到翌年日方就派人來說要修改條約,還暗中打著台灣主意。

到1874年4月,日本已設置「台灣事務局」,並於長崎設「侵台基地」,一個月後,即派三千餘日軍,從台灣南部登陸。是為日本維新後首次出兵海外。

按中史課的思維邏輯:日本明知台灣屬清廷領土,還強行侵入,錯誤自然全在日方。不過若將鏡頭拉濶,看看前一年(1873)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官員如何笨拙回答日本官員副島種臣對「琉球船民被台灣生番殺死」的拮問,會看到更多事情的脈絡。雷頤詳述了副島與總理衙門的交鋒,且抄錄部分內容:

日方提出琉球船民被殺事件,要向台灣東部「土番」興師問罪。……日方爭辯說琉球人即日本人,之後便話鋒一轉,十分狡猾地問道:「今謂貴國官吏對琉民曾加救恤,請問對狂暴虐殺琉民之生番,又曾做何處置?」總理大臣……信口回答說:「該島(指台灣)之民向有生熟兩種,其已服我朝王化者為「熟番」……其未服者為「生番」,姑置之化外,尚未甚加治理……生番之橫暴未能制服,乃我政教未逮所致

所謂「生番」是當時尚未受清廷控制的台灣原住民部落。琉球船民遇海難、五十多人遭台灣生番殺害,發生於1871年。對於日方查問「為何不處置殺琉球民的生番?」,總理大臣的答話也真老實得過份:「生番我們管不著呀」。總理衙門等同現代的外交部,外交官員如此回話,豈不等於告訴對方,台灣還有好些「無人地」?正在找空子鑽的日本人,哪有不打蛇隨棍之理。

這次「牡丹社事件」,日本固然野心勃勃,但清政府確也是「外交失言」在先,才使對方有機可乘。要說錯的話,此事清廷也非全然沒錯吧。又或者不是錯,而是笨和保守,欠缺對外交重要性的充份認識。狼子野心者,也得有豬一樣的對手,才能一起跳出炮聲隆隆的歷史探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