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莫輕言「煽惑」

「佔中九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黃浩銘及李永達),於周二(4月9日)被法庭裁定「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等罪名成立,4月24日宣判刑期。

我相信,這幾天很多人的內心都隱隱覺著有條刺。為什麼?因為「九子」的被判入獄幾成定局,而曾經高叫「我要真普選」、之後因失望而丟開此事不理不想四年幾的我們,最終要面對一個灰暗憂傷的事實:九子,其實是代所有雨傘運動的參與者去受刑。

就如 D7(第七被告)鍾耀華的陳情:「現在控告的並不是 D7,或者D1、2、3、4、5、6、8、9⋯⋯而是所有用不同辦法參與過或沒有參與過雨傘運動的朋友,是控告所有對香港珍而重之的人。」其代表律師在「判刑簡記」有這樣一句話:「他是數千位在添美道及附近街道聚集、想要表達對人大8.31決定深感不滿的香港市民的其中一人。他是每個人(An Everyman)。」

被告的是九人,但其實也可以是九百人、九千人。或任何人。任何曾經有民主夢的香港人。他們九子,只是懷著眾人的夢走到最前線代為發聲,代為行動,然後正好被律政司「相中」,成為被起訴的代表。

仔細想想,這「九子」帶著一點隨機性。或換個說法,他們並不算很有「代表性」。我們都心知肚明,佔領時最核心的角色,並非這幾人。

譬如D7鍾耀華,大家都會同意他是「學聯五子」最不亮眼的一位,但當戴耀廷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一時多宣布「佔領中環,正式啟動」時,主要的學生領袖(如黃之鋒、周永康、岑敖暉)因參與了9.26「重奪公民廣場」行動正被警方拘捕,鍾耀華便成為頂替的主持大局者。又因為政府的檢控邏輯是「在開始的一剎那,誰正in charge,誰正鼓動眾人參與,那就告誰」,所以最低調的鍾耀華,便成了佔中案九子之一。

這當中有著隨機性,同時也有著一份責任。

就連「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也絕非整場佔領運動的話事人,這是所有參加過傘運的人,都清楚明白的事。從戴耀廷高呼「佔領中環,正式啟動」那一刻起,事情就沒有如三子所想的那樣發展。一點也沒有。這是一場沒明確領導者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人人都可提主意。運動以團結始(團結在689四周)、以散亂分裂終(分裂成溫和派勇武派/金鐘派旺角派),也正緣於此。

即是說,三子因發起了一場並沒有發生的民主運動(那沒有發生的事情是:在中環靜坐爭取普選、然後等警方抬走,整件事頂多last幾小時),而被控告。

他們用心編了一齣文明的戲,但參與者最後決定improvise玩即興,不跟劇本演,有時還嘲笑戲本老套,劇力不夠萬鈞。所以三子如果是「煽惑者」,就絕對是失敗的「煽惑者」,或沒能令他人緊隨的「煽惑者」。


九子被判罪成後,有人在臉書發起「我沒有被煽惑」的頭像加banner行動。但這行動令我困惑。我明白,這樣做是一種打蛇隨棍的反諷法。法庭說九子「煽惑」了大眾,於是我們便說,自己不是被煽惑的一份子。

但問題是:有必要墜進對手劃定的棋盤格子嗎?

「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Incitement to commit public nuisance)、「煽惑他人去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Incitement to incite public nuisance)之類,是律政司從櫃桶底翻出的陳舊貨,以前幾乎沒用過,這次則是法庭首度以「公眾妨擾」相關罪名控告參與集會人士。從此,很多集會行為將變得「踩界」:站著看別人呼籲集會,或在臉書share集會post,或叫人來「逼爆」廣場,都有可能被扣上罪名。

「煽惑」與「公眾妨擾」,將是我們頭上的刀。

「煽惑」一詞很生僻,「雙重煽惑」更像個無聊無限loop的玩笑。然而,當大家都挪用「煽惑」這詞(譬如,說自己是被689或87粒催淚彈煽惑上街的,或帶點輕挑的說「我沒有被煽惑」),豈不令「煽惑」一詞的運用變得「常理化」?令它的荒誕感被快速磨平?

要知道,這個政府就是想你快快pick up這本來沒人說的詞,快快習以為常。因為當「煽惑」變成常用語,漸漸人們就不再會用原初的詞去述說當日的運動,去述說當日上街的初衷。

初衷是什麼? 是「普選」。關鍵字是什麼?是「爭取真普選」。這才是我們談雨傘運動時該採用的框架呀。跟煽惑不煽惑,沒丁點關係。如果現在就不斷把「煽惑」掛在咀邊,豈不正中對手下懷?

走筆至此,想起很多年前,一位女性朋友在金鐘遇到色魔,成功逃脫後她到警署報案,落口供的警員,劈頭的話卻是:你穿得太少吧⋯⋯可見,怎樣言說一件事(採用什麼詞語什麼角度什麼動機),可製造極不相同效果。

同樣道理,就請大家莫再用「煽惑」一詞,來述說傘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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