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任何人都無權說『讓過去的事過去吧』，然後揮手間一切就真的過去了。我們的共同經驗恰好相反 — — 過去的一切並未消失、沉寂。除非我們能徹底地解決一切，堅定地直視它的核心，否則它就會不斷回過頭來糾纏我們，甚至挾持我們；因為這正是它奇特的本質。」（屠圖南非大主教）
會選擇以這句話開頭，主要想透過最容易被理解的邏輯來闡述這個問題。犯錯並非無法原諒，但原諒的前提要有真相、反省的誠意。當一個人做錯事，有了釐清事實與反省的作為，才能帶著避免重蹈覆轍的前提，繼續生活，否則那個陰影將伴隨他一輩子，甚至在不經意的時刻重返痛苦的循環。同理，一個國家在歷史進程中曾侵害人權，若在事後以淡忘的鴕鳥心態迴避，那麼即使倡議著「民主人權」，終將淪為麻痺自己的口號，對於實質民主的落實遙遙無期。
轉型正義的認知
轉型正義是個長久以來被討論的議題，然而卻仍有一大部分的人對於轉型正義的實質意義一無所知。就定義上而言，「轉型正義」指的是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之後，處理「正義」的過程，包括處置加害者、回復受害者、以及歷史與真相的正義。對我而言，「轉型正義」四字同時背負著沈重的歷史包袱、關鍵的現況與對未來的企盼，因此它充滿高度複雜性，絕非僅由名詞解釋可理解的，而是必須對於過去的歷史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才能逐步拼湊出跟其相關的一切脈絡。當你知鑑歷史後，將會發現，許多社會現存的憲法正義、刑事正義、教育、歷史正義、補償正義的不公義，是有跡可循的，社會不正義並非必然，更不是喊著「一切都是政治環境使然」就能解決。然而，很遺憾的是，現今台灣社會對於轉型正義的問題意識並不高，又主流媒體常將此議題定位為政治手段的操作，讓原本就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的人民，更排斥了解它，在此先不論政黨間是否只將轉型正義視為「提款機」、拿來炒作，一味陷入這些仇視政治的泥淖、視其為政治工具，反而模糊了轉型正義的重點，甚至成為推動轉型正義的阻礙，而忽略轉型正義是關乎民主、人權、以及公民自由與尊嚴的重要議程。
關於轉型正義的推動，目前台灣面對的兩大難題在於：轉型政權沒有意願或無法釐清加害者罪行、以及對此議題的嚴重「公民硬化」，甚至有些人將其窄化限縮在政治層面，但諷刺的卻是連歷史認知都沒有，就將一切順應鄉愿風向推給政治惡鬥，不諱言地說，這是逃避卸責，那真正導致族群分裂、破壞社會和諧的幫兇豈不是這些人？仇視政治的當下卻忘了，我們的生活其實與政治息息相關，更脫離不了歷史，我們當今享受、經歷的一切都有前兩者的參與。唯有將牽涉歷史過錯的真相攤在陽光下，反省面對，才有足夠的力量彌補受害者傷痛、追究加害者。
轉型正義三階段，我認為首要之務為真相的挖掘、共同歷史記憶的建立。否則對轉型正義有再多因應政策都只是空談，因為不了解歷史，造成「多數寬容」的聲浪一再成為彌補受害者的阻礙，甚至也讓當權者乘著「寬容」風氣怠於追查加害者，寬容的前提必須是充分瞭解真相，否則這豈不是另一股仗著「多數聲音」再對受害者們二次傷害的勢力？以太陽花學運相對照，政府違反程序正義的黑箱操作、服貿協定內容對本國產業明顯不利，這些也是歷史的一部份，卻不會有人出來高喊放下318，繼續向前。顯然「問題意識」也與群眾自身經歷與對議題的關注程度相關，威權遺緒的轉型正義相對不被重視，一來因為大部分的人對於那段時期的歷史記憶不深刻，二來因為政府並未積極將這些資訊公布，導致大眾認知不足甚至被誤導。
黃長玲教授：「對於台灣而言，民主化之後，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有許多人不但自己希望遺忘威權體制曾經存在的事實，還爭先恐後地勸導其他人也要向前看。但是要看什麼呢？沒有共同過去的社會，如何可能有共同的未來？」轉型正義牽涉面向廣泛，但一切得先從69年前談起，當年政府以暴力壓制、杜絕任何親共勢力，以維持其統治正當性。進行思想控制、政治壓迫，濫捕濫殺，未經正當法律程序。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主張：「寧願殺錯九十九個，也不要放過一個真正的『共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自己殘酷。」，延續到白色恐怖時期演變成「體制型」侵權，透過官僚化程序進行人權侵害，由體制內的執行者「依法行事」認定政治犯並逕行懲處。因此，在當時威權掌控下，部分人民為情勢所逼選擇服從，「惡法亦法」在此時期受遵從，漸漸地順服的人民對於政府的殘害行為完全噤聲，也不敢有異議，顯示威權政府洗腦教育的貫徹。有思想的人招致國家機器迫害，歷經手段兇殘的刑求、極刑，當局忽視程序正義甚至自行編撰自白書定罪受難者。
就最基本的司法制度而言，現今仍在審判品質上有缺陷可追溯到威權時期所遺留的影響。回溯到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當時的威權統治奪走無數人命。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直到80年後才真正開始扎根，目前尚未穩固，嚴格來說，白色恐怖並非隨著解嚴而終止，其延續時間很漫長，是到了民主化開啟後才真正結束。後期暴力鎮壓的強度隨著人民順服、被馴化的程度而降低，當時除了街運、社運外，大多數人都被馴化成服從體制、不太有思想。為何人民能乖乖順從甚至縱容此種獨裁恐怖統治？原因是獨裁者為了建立統治正當性，拿被統治者的自由換取安全。「只要服從，就保障安全」。恐怖戒嚴時期，在戒嚴法底下，舊刑法第100條叛亂罪，以思想叛亂為由大肆逮捕，且均送軍審處置，但除了當時軍法審判的侵害，司法體制本身也參與加害行為。
白色恐怖時期的司法實務＝自白+刑求，目的主要為了達到鎮壓功能。為何根據自白書定罪？因為這是羅織罪名最容易且最不容易被懷疑的方式，花錢請人做偽證還容易被拆穿。「當你做出自白，百分之90的人都會相信就是你做的，因為那是你自己說的。」問題在於，高度仰賴自白的情況下，往往忽略自白產生的方式及過程，「刑求取得的自白不可採」這是容易理解的刑法概念，卻到很後期刑求比例才漸漸減少。在民國91年以前，法官要求被告證明自己被刑求，如果被告表示有，法院還甚至荒謬到趣聞警察機關問是否對被告施以刑求。91年起，及改制成傳喚警察到法庭問話。
刑求現況大大降低，以往環境容易誘發警察施以暴力，而這些轉變卻是建立在某些冤案的犧牲者之上，兩種體制的出現徹底扭轉刑求風氣。1. 王迎先案後，司法體制經由反省，改制成被告可自行選任辯護人。2. 蘇建和案後，警詢制度改成全程錄音錄影。雖然如此，並不能保證刑求完全消失，只是比例相對降低許多，通常在這兩個機制底下，刑求機率極低。殘酷現實就是台灣司法實務文化常被稱為：鋸劍法，敷衍了事，只處理表面看到的問題，忽略背後事實關鍵，猶如一把劍插進身體，鋸掉外露的那一截，表面沒事後不管還有一段留在身體，直接結束這回合。這些明顯不符司法應有的公正客觀與可信度，所以透過推演到以往歷史背景來看，找出其中盲點，努力朝司改之路邁進。回溯歷史，司法體制對於街頭運動始終抱持著高度敵意，甚至到了現今民國百年以後，有法官在審理社會運動案件時，竟然告訴被告大學生：「學生不好好讀書，參加什麼社運，等你都把書唸完，再出來搞社運」。如果一個國家不讓人民有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那麼革命將不可避免。在過去長期以來，台灣的司法歷史，司法一直扮演著鎮壓的角色，任務即是將人定罪，而非把事實真相查清楚，到頭來往往只能讓被告自己承擔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
換句話說，如果不去了解以往的歷史的話，以後在實務上你會受到極大的衝擊：為何法官審判理念跟我在教科書上讀過的相去甚遠？老實說，司法基本上不該是封閉的體系，然而司法界的階層體制連帶牽動升遷制度，卻引發一些審判正義的詬病。以徐自強案為例，前幾位法官都判處有罪，到下一任法官卻改判無罪，上級會認為自己被打臉，進而以各種手段牽制改判的法官，影響官途，這是最黑暗的一面也徹底侵害被告法益。然而案情有轉折希望，往往在於外界對此案關注程度提高，因此法官必須顧及進步人權觀以及社會民意走向。
唯有轉型正義，才能逼迫執法人員徹底面對反省過去司法曾犯錯的真相，也才是司法改革真正的希望，否則我們就只能苦等黨國體制下訓練出來的法官全部退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則法案的通過，「法官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或政黨活動，任職前已參加政黨者，應退出之」，明確規範法官審判獨立的精神。因此101年，總計674位法官退出政黨，其中位居上層階級的法官佔高達百分之50的比例，黨國體制養出來的法官，而且大都是位高權重的法官。
在追訴加害者層面，各國依據其政治環境不同對於清理威權遺緒所採取的方式也不同，任何的措施都必須兼顧法律、倫理、道德的難題。在加害體制下「合法化」進行侵害的執行者，只是依法行事有必要追究嗎？「權威服從」有足夠立論依據嗎？加害者在執行時沒有自行裁量刑罰強弱的空間嗎？漢納鄂蘭曾提出「邪惡的平庸性」理論，認為邪惡行為的存在主要是人對權威的盲目服從，缺乏思考能力。然而不能一味以「權威服從」來規避道德問題。令人納悶的點是，這些執行者連對於此種迫害，消極不遵從的道德彈性都沒有嗎？一些事例足以推翻前述聽命行事的「螺絲釘」理論，艾希曼起初也被認為只是個接受命令的執行者，然而後來卻證實他絕非只是一位內心空白的服從者，而是受當時反猶太思潮影響，狂熱的參與接收到的命令。大戰間，有朋友問艾希曼，如果德國戰敗他會有什麼遭遇？艾希曼回答：「我會很高興的跳進墳墓，因為至少我成功地屠殺了五十萬猶太人，這給我很大的滿足與光榮。」而在台灣官僚化的迫害體制下，許多審訊的情治人員對受害者的刑求，並非為了獲得資訊，而是為了讓受害者屈服，以發洩其個人的憤怒和政治敵視，滿足內心那種崇高的自我優越。有些情治人員審訊時透露強烈個人情緒，例如嚷著：「台獨！」、「你英雄？」加害體制下的被動服從者與積極附和者兩者確實不容易區分，因此南非真相和解委員會除了將重心聚焦在真相的公開外，對於事後與受害者對質認錯的加害者們進行有條件的赦免，而德國採用「除垢」方式將所有威權時期任職於政府下的人員解除職務。這些都各有利弊，重要的是如何找出複合型手段落實轉型正義。
賠償受害者的機制卻沒有一套明確的標準，對於受難者家屬日後的教育、就業等狀況呢？因為自己親屬莫名遇害而得承擔突如其來的家便與日後生活。關於當時有些受難者主張左傾、獨立，甚至有些莫名被定罪，由當今觀點看來，嚴重思想控制明顯違背人權，這些受難前輩的理想有一部分也是為了改變當年獨裁不人道的體制，再者如果沒有那些民主前輩的努力，我們能擁有今日憲法保障的這些基本權嗎？民主絕不是必然存在的體制，而是必須透過一些力量去爭取而來，雖然目前台灣的民主略顯空洞，只反映在表層，許多體制內的結構性問題仍存在。
參觀人權園區這天下午，雨勢滂礡，天色灰暗，到人權館的途中持續下著大雨，彷彿呼應著當年那些受難者被送往軍法處的心情寫照，許多人莫名被迫中止人生，對當時的威權政府只有滿滿的控訴。
在園區裡聽著導覽員的解說，那些內容大致從受難者們的口述歷史聽過了，但當天配合著身旁走過的實景，無以名狀的悲憤油然而生，對於仁愛樓的牢房不敢直視，不忍想起他們遭受慘無人道對待的畫面，一些熟悉的名字從導覽員口中說出，我邊聽眼角不自覺泛起淚光，這地方對我而言不只是個展覽場地，而是歷史悲劇的原生地，因此特別有感。刑求、思想控制、逼迫寫下自白書，這些都出自威權控制，一走進當年的軍事法庭還原場景，情緒糾結，以自己目前對司法領域的認知，完全無法接受以往如此專橫獨裁的判決手段，當時簡單來說就是上級說了算，隨時都可定人生死，甚至可以在毫無出庭的情況下傳送編撰罪名的判決書。那些民主前輩沒有義務為我們做出這些犧牲，但後世部分人民卻無情的忽視這段過去。
轉型尚未成功反映在當今社會許多事上，大學教官強制撕毀228海報，另類思想審查？司法罔顧程序正義、未落實無罪推定原則，誤判死刑。回應一些對於政治冷漠的言論，轉型正義若要完全推動勢必借助政治力量的立法、修憲等政策，讓一個國家政權嚴肅面對此歷史錯誤，推動時較具公信力，雖然大家高喊「超越藍綠」，的確若藍綠僅將此做為意識形態的對立與爭執，那確實該超越。然而若兩派底下包含一些具體實際的訴求、價值，例如綠主張清除不當黨產、人權、真相公佈等，那這些就不只侷限於藍綠了，而提升至民主公共價值，如果不去正視，那也只是活在民主假象底下。
結語
確實在協商式民主的國家，亦即威權政黨做出民主妥協，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上有困難度。而最重要的歷史記憶與真相公開，檔案開放程度的提升，需要細緻的審議機制，主要是針對當事人、研究者、政府單位，而非無條件的全然透明攤在一般大眾面前，畢竟當年「抓耙子」很多，哪些是不實報告需要小心辨明，避免造成當事人的後代子孫二度傷害。以及政府必須擔起責任，透過教育等方式公開必要資訊，提高人民對歷史的認知，避免更多誤會與分裂產生。更需要去反思的是：社會在追求正義的努力中，受難者其實對正義的主張有高度的正當性，因為他們是直接的受害者，任何社會，即使為了公益，也沒有資格要求受難者對於正義的要求，許多人主張追究過去只是揭開歷史傷口，但這些到底是誰的傷口？我們這些沒有受害的人，哪裡有傷口？當然受害者也可能選擇原諒，重點是要原諒誰？只有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問題將持續停滯不前，要繼續向前需要雙方面的對話與釐清事實，否則將過去一併埋葬的結果，下一個墳墓可能就是我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