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平城的夕阳
如果有哪座日本城市，最好地封存了一段往昔的历史，或许第一个名字就是：奈良。如果有哪座日本城市，能够让一个中国的旅行者如此动容，仿佛穿越了时空看到了自己千年前的容貌，那这个名字一定也是：奈良。奈良就像一副绮丽的长卷，一头连着日本，一头写着中国。
从大阪到达奈良是在一个阳光刺眼的早晨，离开了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身心仿佛也随之放松下来。
如今的奈良市区其实很小，东面倚靠的山峦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若草山。我们最重要的地点东大寺，就从市中心一直绵延到山脚下，而东大寺附近的地方，是一大片绿草如茵的公园。
阳光下闪烁着的，是远处塔幢的反光。
佛教最先到达中国是在东汉，然后由中国入朝鲜则是在朝鲜的三国时期，并很快就被当时的三个政权先后接受。公元552年，三国中的百济派遣使者第一次为日本天皇送去了一尊释迦像，希望自己的这位邻居也能成为佛祖的供养人。但是这尊佛像的出现却在日本引起了激烈的争辩，朝堂之上最终分裂成了崇佛和抑佛两派。
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场争论已经超越了单纯宗教的范畴，其核心问题是，日本是否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和周边世界保持一致？
对于崇佛派而言，加入佛教世界也就意味着日本加入了当时东亚最有力，同时也是文化上最先进的那个联盟，通过这种联系，日本的旧弊将有机会得到改善，还能全面地从大陆文明那里获得文化、科技、政治等等各方面的帮助，这将有助于根治大化革新之后许多方面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也无疑是一剂猛药，抑佛派大多希望保持日本的传统和相对孤立的地位，而这个新来的“神仙”，和他背后所代表了那个巨大势力，无疑让他们和他们的“神”感到了忧虑。于是，一场古代世界的“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开始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如同大多数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一样，抑佛派这次也被汹涌的潮水拍死了。佛教赢了，伴随着天皇宣布迁都，当年的平城京，如今的奈良，成为了这个新兴宗教崛起的中心。
伴随着这一波与国际的接轨，最直观地，日本的建筑开始悄然改变了。
在前往东大寺的路上，我们先拜访了一座叫“兴福寺”的寺院，它位居当年奈良的“南都七大寺”之一，同时也是日本法相宗的大本山。在这座寺院最显著的为主，高高立着一个对我们来说形状有点怪异的“塔”。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日本的佛塔建筑。之所以说它感觉有点奇怪，是因为和中国的塔相比，它的出檐实在太大了。
而在日本人看来，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可以看作是日本对外来文化既学习又创新的最好典范。
关野贞先生在他的论著中就说过，因为日本夏季太阳直晒厉害，又加之多雨，所以因地制宜地加深了出檐。而为了支持深檐，中国的斗拱技术必不可少，于是日本人又通过仔细的学习研究掌握了这门复杂的学问。斗拱的应用使得大屋檐成为可能，也使得原本尺寸普遍不大的日本建筑在这个新时期突然变得宏大起来。
宏大的建筑，已经为这个宏大的时代，做好了文化上的准备。
而奈良时期最激动人心的佛寺，莫过于东大寺了。2010年，日本NHK电视台就曾为平城京迁都1300周年拍摄过一部叫《大佛开眼》的大河剧，生动地再现了东大寺前前后后的那些故事。
公元735年，一艘从唐朝返航的大船为日本带回了两个重要的“海归”：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留学僧玄昉。他们带回了在唐几十年学习的成果，和一颗改变这个羸弱国家的决心。
对于此时的朝廷而言，圣武天皇和实际掌权的藤原氏之间正在或明或暗地较量着。在大唐学习了儒学和律令的真备此时想做的，是通过皇权在日本推广律令，让日本成为一个如大唐一般井然有序的国家。而对于玄昉来说，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愿望，在洛阳龙门他曾目睹了那巨大的卢舍那佛，佛祖的感召此后就成了他最重要的执着。他一直珍藏着一张佛像的图纸，等待着有朝一日，在日本建起一座同样壮观的佛像，让佛陀的光芒，照亮这个国家的永世。
而在他们各自向着梦想前进的同时，朝廷的明争暗斗也从没有停歇，二人的得势带来了藤原氏的打击，在叛乱中，玄昉选择了投靠权臣藤原仲麻吕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而真备则在此时向天皇提出了退避迁都的主张。当年同船生死的两位好友，如今为了各自的信念走上了对立的道路。
他们之间另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则是关于那座大佛，通过为皇太后医治疾病，玄昉正在逐渐取得天皇的信任，他也趁机提出了营建大佛，医治普天下百姓的愿望。而真备则极力反对在这样一个乱世平添老百姓的负担进行如此巨大的工程，在他看来，能够结束这个乱世的，只有靠人自己的力量。
而对于真备而言，更让他迷茫的是另一位他所尊敬的僧人行基大师的态度。与私生活颇为不端的玄昉不同，这位大师多年来一直与最贫苦的百姓站在一起，在各处号召大家修路筑桥，以自己的亲力亲为一点一滴地改变着这个世界。但是这位高僧却告诉他，营造大佛，并不仅仅只是一堆财政赤字，大佛还有着他无法想象的力量。
最终，大佛的营造还是开始了，但玄昉却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失势，主持营造的职位被交给了行基，郁郁中的玄昉，终于没能在死前看到心中的大佛。而行基又在自己的身体无以为继之后，把造佛的工作交给了当年最反对的吉备真备。因为他坚信，正是这个当年反对得最激烈的人，才能完成他们都没有完成的夙愿。
最终，这尊大佛终于在758年完工，在印度僧人菩提仙那的主持下，举行了盛大的开眼仪式，当所有人仰望着这尊从未见过的卢舍那佛像时，或许他们看到的，还有已经不在，但不会被岁月所磨灭的身影。
正是伴随着电视剧的点点细节，我们走上了自己前来朝圣的道路。虽然在一路上脑中已经反复强化着“世界最大的木构建筑”和“世界最大的铜铸佛像”的概念，但当我们走到了东大寺的南大门前，依然被那无与伦比的气势震撼了。一座巨大的木构建筑立在路的尽头，只有努力抬起头才能看到高耸在空中的门檐。从云冈，到龙门，再到面前的东瀛古刹，佛教在进入东亚的一开始就一次次以这种浩大的场面叩打着时代的大门。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这种见所未见的巨大带给他们的，一定是比对我们更大的冲击。门下的两侧，立着两尊同样巨大的木刻天王像，这是镰仓时期日本“庆派”的代表作品。他们使用了来自日本佛像宗师定朝的“寄木造”（yosegi）技术，采用榫卯拼接的方式取代使用单一木材雕刻佛像，这也使得建造巨大的木刻佛像成为了可能。新的艺术形式的背后，往往都是新的技术手段在闪光。
面对这肌肉纠结饱满，表情生动传神的天王像，让我们不由地想到了盛唐的气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这个时代永远是鲜明的、张扬的、外向的。只是可惜的是，在经历了数次毁佛，加上历史的磨难之后，如今作为当年源头的我们对于那个时代却已没有多少拿得出手的古迹，而这一幢幢建筑，一尊尊佛像，却在这异国他乡继续着那个我们早已模糊的唐梦。
穿过大门，步入那“世界第一”的大殿，心心念念的大佛终于出现在眼前。在最终决定建造这尊大佛之后，那时物资并不充裕的日本以无比的热情投入了几乎所有的国力和虔诚，在行基的督造下，居然在短短的五年内就铸成了。而更大的奇迹是，在这一千多年的人事代谢中，周遭的建筑无数次圮毁又立起，唯有这座大佛，虽历经重重磨难，仍静静地俯视着芸芸众生。站在大佛的脚下，站在这个无数人曾经怀疑、抗拒、踌躇直至崇敬的地方，想起圣武天皇的执念，真备的理想，行基的坚定，还有玄昉的悔憾，那一幕幕鲜活的画面仿佛就发生在身边。那些人，或许也曾在这里，从卢舍那佛那微睁的双目中，寻求着那支撑自己和国家的信念吧。
而与这个辉煌而动荡的奈良时代不可割舍的，是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故事。几百年间，正是如吉备真备这样一批批日本志士跨海而去，才有了此间的盛世年华，遣唐使，是他们共同的名字。
中国人最熟悉的，则是一位中国高僧的东行的故事，他就是鉴真。
数月前在扬州大名寺，我们看到了一个专门为鉴真建起的伽蓝，在鉴真东渡之前，他曾经在这里传法。如今的伽蓝中有相当多日本赠送的礼物，殷切的文字表达着他们对于当年这位大师的到来无法言尽的感激。
与玄奘的出国求学不同，鉴真此行并不是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是为了大海那端，一个仅仅是听说过的国度。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接受了佛教，但是因为大部分材料都是几经转手的翻版，虽有几位从中国学成归来的留学僧加持，但毕竟大部分日本僧众没有机会亲眼目睹、亲耳听闻大唐高僧真正的气度，就仿佛从小捣腾着磁带学的外语，总想找一个老外听听纯正的英文。于是，日本开始艰难地在中国寻找起这样一位愿意跨海前去的“外教”。
而更关键的是，虽然有了不少经卷，但作为规范佛教僧伽的“律”在日本始终就不健全。当时民众生活本来就比较疾苦，很多人为了逃避税负就选择了躲进庙里当和尚，这样一来，僧侣的素质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如何进行佛教从业人员的资格审核也就成了统治者的心病。所以在每次派出遣唐使之时，邀请到大唐的律论高僧过来建立完善的佛教秩序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
对于当时已经年逾五十的鉴真而言，东渡的想法不但需要面对环境的危险，还要面对社会的压力。唐朝自然不愿意失去这样一位重要的名人，他的弟子也不希望老师走上这条生死未卜的道路。于是一次次的阻挠，一次次与成功失之交臂，十余载风餐露宿，几度险葬鱼腹，当年身材魁梧，精神矍铄的鉴真，已是两鬓斑白、双目失明。同伴分离、爱徒过世，这些都没有动摇鉴真的信念。或许对于他而言，此时，正是他自己的修行。
在753年，日本再次派出了由藤原清河带队的遣唐使团，这让鉴真东渡的梦想又再一次复燃。这次的团队中，还有第二次来唐的吉备真备。距他上次回到日本，已有了一十八个年头，如今的他已经褪去了当时留学生的意气风发，成为了一位老成持重的中年人。
加入他们船队的，还有当年随着真备一起赴唐留学，已在异乡度过了三十八个年头的阿倍仲麻吕。如今的他，已是唐玄宗御下的高官，但是故乡的明月，一直牵动着这位老人的心。“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这次他也终于获准告老还乡。
最终，鉴真一行终于踏上了日本的土地。而阿倍仲麻吕所在的船，却在航行途中遭遇逆流飘到了越南，他与遣唐使藤原清河九死一生逃回长安，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那片故土。
鉴真一到日本就引发了举国的轰动，直接被圣武天皇任命统领日本的佛教事务，直接入主东大寺。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种殊荣在世界的历史中也是很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按照佛教仪轨，一次合格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也即至少十位见证人，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虽然有零星的律宗高僧到达日本，却始终无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律宗体系。
而这次鉴真带来的，是连同弟子在内的一整个僧团。
在后来建立的唐招提寺的西角，至今还留着一个有别于其他奈良寺院的全新建筑：戒坛。虽然在后面宫廷权利的斗争中，支持的鉴真的孝谦天皇一度失势，也让鉴真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搬出了东大寺，但是这时建立的唐招提寺也被确立为日本佛教的最高学府，所有的僧人，必须经过唐招提寺的考核，才能正式“持证上岗”，选择宗派。律宗在日本的奠定，始于鉴真，日本佛教真正与世界的并轨，也始于鉴真。一对来自大唐的鸱尾，被安装在了唐招提寺金堂屋脊的两端，鉴真大和尚，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平之甍”。
看着唐招提寺的一草一木，读着井上靖的小说，心中不由升起无数的感慨，都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这如今看起来狭狭的海域在当年又埋葬了多少或年轻或苍老的理想。许多留学生几十年寒窗的苦读，最终只不过成为沧海上的孤魂。一些人尽其一生心血抄写的经书，却也只是波涛中的一点白沫。遣唐使、留学生，一个听起来无比光荣的名字下面，有着多少无人知晓的悸动和辛酸。如今这洋溢奈良的唐风背后，又是多少个不眠的思乡夜。
鉴真的墓位于唐招提寺的一角，这位为了日本佛教耗尽几乎半生心血的中国人，如今就静静地葬在这片幽静的小树林中。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在布满苔藓的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而来自同一个国度的我们，在此洗净双手，默默地为这位老人捎去一缕故乡的思念。不知道最后的岁月中，面对青灯黄卷的他，会否想起大运河的夹岸垂杨，想起瘦西湖的烟花三月，想起那个再也无法看一眼的远方。
但是他的身前身后，却并不孤独。除了律宗之外，曾在长安师从玄奘的留学僧道昭，以及一心建造大佛的玄昉，在元兴寺和兴福寺开讲法相宗。而师出唐高僧嘉祥吉藏的高丽僧慧灌，带来了三论宗。同鉴真一样来自中国的道悬，以及新罗僧人审祥、日本僧人良弁，开启了日本的华严宗，再加上成实宗和俱舍宗，一时间创下了“南都六宗”欣欣向荣的佛教盛景。靠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语言，怀揣不同理想，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的人们，日本终于在这个时代，跟上了大陆的步伐。
而就在鉴真东渡仅仅两年后，也就是阿倍仲麻吕回到长安的那一年，安史之乱开始了，日本与中国这段最紧密联系的时代，也渐渐走到了终点。公元845年，就在那个曾经接纳了无数日本留学僧的大唐，武宗一纸“会昌毁佛”的诏书开始了佛教的法难。而这个决定除了崇道的成分外，一个重要的原因竟也是因为僧人数量过于庞大，造成国家税赋和徭役的巨大亏空。圣旨下达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寺院都被迫拆毁，以至于如今的我们只能从奈良的遗迹中去填补自己的空白。
崇道抑佛的武宗据说是在服用了为长生不老而研制的丹药后中毒而死。一个曾经无比强盛，让远近邻邦都视为楷模的大唐盛世，终于也在混乱中临近了曲终人散的时刻。
或许是源于一种强势扩张后的剧烈收缩，继唐朝而来的宋朝形成了一种非常内省的时代性格，宗教成为了一种内省的哲学，那些当年张扬的部分在岁月中渐渐褪去了曾经艳丽的颜色。而在日本，佛教则继续在这个几乎没有天敌的小岛上享受着自己的荣光，并且始终保持着自己积极入世的态度。作为政治上不可小觑的力量，佛教一次次在历史的动荡中站上了风口浪尖。甚至发展到法王觊觎天皇之位的地步。到了奈良后期，平安京的宫殿整个处在东大寺的阴影之下，站在大佛殿上就可以把天皇的老家一窥无余，以至于最终逼着恒武天皇动了迁都的念头，这才有了后来的平安京，也就是今天的京都。
因佛教而兴，也因佛教而去，但是这还并不是这座城市全部的故事。
在奈良的各处街道上，还有那一群群悠哉游哉散着步，永远不愁吃喝的小鹿们。花上几百円，你就可以买一包小鹿饼干，瞬间变身成为鹿群疯狂追逐的对象。你也可以在草地上靠近它们平躺下来，和它们一起享受无忧无虑的阳光。虽然各处的牌子上警告着人们这些鹿属于“野生”，有伤人的可能，但是游客们还是很乐于和这些可爱的生灵亲密接触，去感受一些童话般的味道。当然，它们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好日子，离不开神社的庇护。神道教，这个始终让我们觉得难以理解的东西，就用这样一种平易近人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从JR站南面的一条大道向东笔直走，不久就会看到路中央跨建着一个醒目而简洁的红色大门：鸟居。作为神社最为人所知的标志，穿过鸟居，就意味着开始进入了奈良这座最著名的神社：春日大社的范围之内。
在我们这次抵达的时候，春日大社正在举行着“式年造替”。所谓式年造替，就是每到一定时候就把整个神宫的木构建筑拆开，修补磨洗一番再重新“拼装”起来。这种如今所有神社每隔二十年都要举行一次的仪式，最初或许是源于木构建筑在潮湿的日本无法长久保存，所以需要过段时间就修补一下以使其能够不断使用下去，但是这种有趣的活动最终却对神道教乃至日本的思想都形成了深刻的影响。
与那些沧海遗珠的佛寺建筑相比，神社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同。这里既没有时间摩挲下的漆迹斑驳，也没有中国外来文化艺术的踪影，那鲜艳的朱红色永远像是昨天刚建成的一样。走入春日大社的中门，我们看到工人们正在围着建到一半的本殿忙碌着。各种新式的工具和机器的声音，在这些或新或老，或许自己也忘却了时间的木料上翻腾着。
反复建，反复拆，虽然神道教并没有轮回的概念，但神社还是通过自己的轮回超越了时间。而这其中折射的，或许是这个民族传统中的智慧：能够真正战胜时间而永存的方法，并不是使用看似坚不可摧的岩石或金属，而是靠这种看似麻烦，又永无休止的仪式。这是春日大社的第六十次式年造替，六十次，意味着超过一千二百年的时间。同样是千年的延续，东大寺、法隆寺靠着无比的幸运才逃过一次次威胁，即使是东大寺那尊看似金刚不坏的巨佛，其实也已在历经劫难之后比原来要“矮”了一个头。但是这座春日大社，却是一个真正不老的神话。在神社的本殿样式中，至今仍然可以窥见到日本最原始的建筑，也就是几根木头撑起一个茅草顶的所谓“天地根元造”的影子。崭新之下又是最原始面貌的保留，这种岁月中不变的出世，或许就是其能够超然于时间的秘诀。
神社代表着日本最原始的自然信仰，这种泛灵崇拜（Animism）在人类文明的最初时期曾经广泛地出现过，但是就像城市建成总是伴随着森林的大片消失，新文明的崛起往往伴随着泛灵论的式微。而只有在日本，这种信仰如此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甚至直到如今都是日本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在神道信仰中，山林是神仙的家，所以所有神社周围的树木都被保留下来，成为了一片片小小的森林。而日本人认为先人死后的灵魂也会进入森林，成为那“八百万神”中的一个，佑护整个村庄和部落。如今春日大社的附近，是一片保留完好的原始林，作为神使的鹿，穿梭在森林中，仿佛一个个精灵。与崭新的神社相对地，信众贡献的石灯和时不时出现的石碑上早已布满了青苔，大自然用自己的双手接纳了这些人类的造物，并将它们转化成了这片 “原始森林”的一部分。眼前随处可见的一幕幕场景，让我们不由地想起宫崎骏的《幽灵公主》。这些神道的印记，如今已深深写入了日本人对于自然界这一草一木的情愫中。
神道与佛教，就像是一对共经磨难，却又性格迥异的兄弟，一个垂眉低手，一个跃跃欲试。虽然许多任天皇都是佛教的大力倡导者，但是谁也不会忘记他们作为天照大神后代的身份。对于天皇而言，需要入世的时候就挥舞着佛教的大棒一呼百应，而需要出世的时候就能遁入这片绿色的幽冥，可谓是左右逢源，进退自如，或许这也是几千年来，唯有日本天皇可以保持“万世一系”的原因。
当然，神社建筑也没能永远地超脱于现世。正如眼前的这个“春日造”中，其实已经悄悄融入了中式建筑的反翘屋顶和简单斗拱等创新元素。特别是如今这被看作神社标志的朱漆，其实也是受了新式“海派建筑”影响下的产物。
对于神道本身而言，来自现世的权利和财富，也并非从来就没有诱惑。在佛教的强力主导下，它一度选择地有，春日大社当年就是作为兴福寺的一部分。但是它最近也是最强力的一次爆发，却以“国家神道”的方式把日本拖入了军国主义的深渊。明治维新之后，为了强化天皇的中央权力，神道教第一次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伴随着的是日本全国的“废佛毁释”运动，兴福寺被从春日大社分离，广植树木，一度成为废寺。而奈良最显赫的法隆寺也只有通过主动向天皇“献宝”才存活了下来。结果在这种朝野上下目空一切的自我膨胀之中，原本隐遁在山林之中的神道教第一次现身，就成为了一部屠杀的机器。二战之后，在盟军的强硬要求下，日本宣布政教分离，放弃国家神道，不再以政府名义对神社进行扶持。这个鼓噪了一阵的宗教，终于又回到了它那个安静的角落。
当站在东大寺二月堂的高台上，看着逐渐融化在夕阳中的城市时；当列车上的我们最后一眼瞥见那余辉中复建的宫殿时，我一直难以停止自己的思考。这座拥有着一个以它命名的时代，又至今仍保留着千年前古韵的城市，为何会带给我们那么深的感动。或许是透过祖先的足迹，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并不了解的日本，看到了在如今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外，一份完全不同的宁静与久远。或许是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奈良，一个宏伟而张扬，一个低调而神秘，或许是因为太多人的故事都一下子交织在这片小小的土地，太多情感的碰撞让我们抓狂，又或许是那平城的夕阳仿佛永不会落幕，眷顾着这座城市的更迭。
旅人的匆匆脚步，英雄的豪迈一生，大佛的茕茕注目，青山的连绵起伏，在这里组成了一组组时间的旋梯。生亦一瞬，死亦一瞬，曾经辉煌的一幕幕，如今也只化作参道旁的一盏石灯，但是或许正是有了这一盏盏的灯，才有了后来的路？
“茫茫尘世路，奔走不曾停。此意无人会，且听山鹿鸣。”
（原文“世の中よ 道こそなけれ 思ひ入る 山の奥にも 鹿ぞ鸣くなる”，为平安后期歌人藤原俊成写下的和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