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我對不正當與不合理的現實感到激憤不已，一直在不停抗拒、衝撞的激情中走過來。因為我想選擇的永遠是未來，而不是現在。」
本書作者李容馬，於1996年進入南韓國家公營電視台MBC，擔任社會記者。2012年為了抵抗受到政治勢力介入的媒體自由，與工會成員一起策劃為期170天的罷工，最後因此遭到解雇，數百名成員也遭受懲處。儘管在這箝制之下，他也沒有退縮，堅持奮力抗爭。之後，他又被醫師診斷出腹膜癌末期，重病纏身並未澆熄李容馬記者的熱情，他一邊與病魔對抗，同時著手寫下為兩個雙胞胎兒子的書，希望將他的生命故事與夢想留下來。
透過這本書，李容馬記者訴說自己一路以來所生活的世界，不僅是李容馬記者的生平自傳，記述著他所經歷過的民主化運動，更是南韓近現代史。他並以將近二十年的記者角度，融合曾經採訪過的經濟、文化、外交、司法、政治等經驗，分析南韓社會與媒體的沉痾積弊。
過去幾十年南韓掙脫威權統治的枷鎖走向民主化，新舊政治勢力輪替三次之後，為何仍被一些糾結牽絆？
回顧南韓的近現代史，處處充滿波折躍動，時而驚駭肅殺，時而一鳴驚人。這個國家在極端翻動交織中，打造出堅毅的成長動力。從我們台灣眼中，南韓或許充滿光鮮亮麗，但對現場的在地人觀察而言，這個國家有太多包袱、重擔沒卸下。
韓國在遭受日本殖民三十六年後，南北韓又爆發韓戰三年。戰後國家又被獨裁政權所掌握。1960年代，朴正熙政權通過維新憲法，取消總統連任限制，建立絕對權力。要脅懲處企業經營者不法罪行，強迫其配合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給予減稅、減債、施予特定訂單，扶植財閥，展開大規模生產及對外出口。落後的經濟逐漸步入現代化。此外又企圖掌握輿論，他用緊急處制權，介入媒體運作，讓媒體無法批判政府，甚至威脅廣告主不得提供廣告給當時批判政府的《東亞日報》，甚至動用裝甲車封鎖報社。之後《東亞日報》和《朝鮮日報》大量解雇記者，改以政府機構自居，換取政府給予各種利益。
朴正熙於1979年遭刺殺後，全斗煥又推翻上任不久的臨時政府。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中的故事背景─「五一八光州事件」，光州爆發大規模民主化運動，全斗煥下令特種部隊武力血腥鎮壓，造成平民和學生嚴重死傷，媒體消息全被封鎖，光州與外界斷聯，全斗煥上台後也強制整併媒體，嚴審報導內容，南韓又進入一個媒體黑暗期。
在這近三十年期間，財閥持續擴張，貧富差距、勞工剝削現象日益嚴重，政府持續打壓工會、施惠財閥，官商勾結嚴重，貪腐叢生。
1987年爆發反對獨裁政府的聲浪，民主化示威浪潮下，全斗煥解除對社會媒體的限制，並於同年舉行總統直選。媒體也紛紛組建工會，媒體自由才開始逐漸各層面的伸展開來。
然而民主化的過程並不順利，選出的總統還是承接原本軍事獨裁的勢力，民主改革與經濟民主的實踐受阻，許多既得利益者仍把持高位，形成日益鞏固的財閥、媒體、官僚三位一體結構。
而南韓在歷經金融風暴後，尋求國際貨幣基金援助，實施大規模金融改革，經濟逐漸回穩，但也造成失業率飆升，約聘與派遣工越來越多，父母拼命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累積名校學歷與證照資格，為的就是希望擠進財閥集團享高薪，高壓無情的教育競爭，導致自殺率居高不下。
政府仍想透過財閥，讓經濟數據變得好看，篤信「財閥帶動，中小企業也會一起跟著發展」效應理論，而忽略財閥持續擴張，未將利益分配到百姓手中，權力卻不斷延伸至干預媒體、打壓工會、干預司法。
MBC與KBC兩大最具影響力的公共電視台換上親政府的高層，國家元首空泛的談話或行程被放在頭版，批判政府或揭弊則消聲匿跡或被放在冷門時段報導。媒體難以發揮監督權，弱勢的聲音也被掩蓋。
轉機
2016年民營的有線電視台JTBC，揭發朴槿惠密友崔順實要求財閥捐款和包案特定廠商等幕後干政的弊端，此閨密干政風波又再發現朴槿惠在世越號船難發生時行蹤成謎、政府編列「藝文界黑名單」等案外案。此外在世越號事件發生當天，電視台無視第一線記者回報的消息，直接報導學生已全數救出、延誤救援時間。面對朴槿惠政府上任後的種種弊端，MBC、KBS等無線老三台都是避重就輕，企圖迴避真相。
數以十萬計憤怒的南韓民眾，在光化門廣場連續數週舉行燭光晚會。他們除了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外，也要求當局拘捕捲入「閨蜜干政」醜聞、涉嫌賄賂的三星集團副主席李在鎔。最後朴槿惠因彈劾而下台。
延續由民眾怒吼下發起的燭光晚會革命後，MBC和KBC員工堅持71天的罷工，超過9年被權力打壓的奮鬥，終於得到了勝利，箝制公共媒體報導自由的「共犯結構」，開始趨於崩解。
南韓人檢視過去的後照鏡，台灣人借鑒的鏡子
南韓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的第三年，台灣也有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今日南韓有三次政黨輪替，台灣也是。南韓苦於為過去的種種糾結所困，台灣其實也是。
在許多人的對南韓認知，是大力擁護大財團崛起，而台灣發展中小企業，然而事實上卻未必如此，台灣目前至少有兩個財團的規模，與南韓的大財閥規模相當。
李容馬認為，南韓舊有糾結的根由是：種種問題互相勾結、彼此掩護所致。
我想也因如此本書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鏡子，李容馬列舉南韓的地域情結、國會由亂動的動物變成癱瘓的植物、國家領袖失去遠見格局、被政治勢力控制的而黨同伐異的媒體、對勞工的歧視等等。
因此李容馬認為：「新的民主政府如果想成功，就要得到國民的支持；想得到國民的支持，就要讓國民的生活變得更好。」
「政治改革的方向，應該擴大公民參與。韓國代議民主的限制太過明確，地域情結和冷戰情結相互糾結，形成持續消耗性的黨派鬥爭。」
台灣在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後，其實也清楚的看見國民黨、民進黨雖然名稱不同，意識型態的主張有所不同，但執政後在經濟、社會、勞工政策的思維幾乎如出一轍。
不妨仔細想想如果我們要打破過去的既得利益結構，推動改革，該做哪些事情？
此外，相較於南韓人今日種種結果，他們和我們的行為模式、思考方式有些根本上的差異性，他們敢於嘗試大破大立的努力，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影視上皆不勝數。
針對解決南韓社會困局，李容馬在書中也提供一個前所未見的對策：
「目前我們檢察廳和媒體無法發揮作用的理由是什麼？我認為只有一個理由，檢察和媒體的人事權，是由政治權力，尤其是總統所掌握。在實際是由總統任命檢察總長或報社社長的情況下，檢察或媒體就不可能從政治權力獨立。應該讓檢察廳和媒體的人事權回歸給國民。雖然無法像選總統一樣，由全體國民選出，但是如果能透過抽籤選出的公民代表參與，就可以簡單地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公民代理人制度。」
此制度進一步應用在國會決策上也可同樣看待，公民代理人團體可以直接參與政策決定過程，詳細的法案或政策由菁英們認真競辯，公民只要負責做出最終決定或仲裁即可。
還有其思想上的建設，李容馬回憶大學就讀政治系上的氛圍，令人動容：
「我的煩惱總是『我該怎麼做才能過的更好』，然而他們（系上學長）的煩惱卻是『我該怎麼做國家才會更好』。我頓時覺得自己很可笑……我應該只會想著何時開始準備考試，我在政治系萌生為什麼要考試這種根本性的問題。我認為和這些人一起讀書，自己絕不會後悔……重要的不是你要做什麼，而是你要怎麼活」。
最後李容馬記者想表達的話，已經呈現在本書的標題，不管碰到任何逆境「都要抱著『世界能被改變』的信念挺身奮鬥，才能改變世界」也因他的信念，最後記者才能抗爭成功、因罷工被解雇的記者才能全數復職。
我們對於改變自己的未來，有沒有勇敢的理想，和奮鬥的熱情？
「沒有理想的現實，就像沒有未來的現在」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