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新聞中，小燈泡父親請求法官判凶嫌王景玉死刑的言論，引發了一連串關於死刑存廢還有教化可能性的討論。將視野拉長，會發現這樣的隨機殺人事件於五年內就有六起：從二零一二年的湯姆熊曾文欽殺童事件開始引發大眾譁然和關注，再來以二零一四年的鄭捷捷運殺人事件成為台灣死傷最慘重的一起，到最近二零一六年的小燈泡事件，被害人成為年紀最小的受害者，僅有四歲。這樣短時間的密集隨機殺人，除了引發群眾對於兇嫌判處極刑的聲浪，更讓人省思，到底社會出了什麼問題，死刑能解決犯人的生命，但不能解決的是什麼呢？
台大法律系李茂生教授曾指出：「製造出隨機殺人魔王的不是父母家庭，也不是教育，而是更大的一個社會結構，一個偏安的、保守的意識形態（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與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註一］［註二］或許老師的想法太深奧，我還不能夠完全的解讀，但自身理解之下，似乎意指著社會大眾好像需要一個能被指責的對象，當事件發生的時候台灣人民無外乎怪罪於兇嫌、家庭、國家。我們總需要一個對象來指責，好像這樣就能解釋這樣未知的事件、恐懼來自於何者。就像是我們能說出某個現象是源自科學，但其實我們根本對科學一無所知；我們要的就是一個安定，而這時候只要一個船錨能讓社會有個基準，那就好像回到最安全的狀態了，回到大家所熟悉的舒適圈。
這樣的獵殺之下，或許最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關於受害者傷痛如何撫平，我們社會還有國家是否存在有效的機制來解決呢？就拿小燈泡的例子來說，檢察官一開始就詢問家屬對於量刑的求處希望為何呢？但誠如家屬所述，基於偵查不公開，他們甚至不知道對方（王景玉）是個怎麼樣的人，當下是不是處於無意識能力，還有他的成長背景，還有他對於這件事情現今的態度等等，他們怎麼知道想要對他有怎麼樣的量刑呢？又或者是，把時間前置，當時小燈泡的母親（王婉諭）面對媒體採訪所表現出不同於一般媒體鏡頭下的理性陳述，沒有歇斯底里的崩潰昏厥，反而是轉而希望同樣的事情不要發生在其他人之上，卻導致了網路上鄉民撻伐：因為王婉諭沒有符合大眾的期待。或許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給受害者一個療傷的空間，即刻知道真相的權利；而民眾也是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只在乎自己的恐懼是否被彌平，對於任何不符自己想像的事物加以攻訐而已。
除此之外，也引發大眾和司法學界對於死刑存廢的探討，這也與刑法理論的發展有關。從一開始刑罰是基於應報理論，進展到一般預防理論防止民眾犯罪，到特別預防理論針對個別罪犯再教育，理想中的目標是讓特定犯罪者重新社會化。而這也建築在對於人權的重視，更大的宏觀角度是站在到底政府的權力由誰賦予？目前社會大眾普遍接受英國學者於十七世紀提出的天賦人權說，即每個人生來就有某些自然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另外人民藉由放棄一些權利，讓渡給政府，成立一種類似於契約的關係，惟主權仍在民，近似於社會契約說［註三］。那麼政府如果有能執行死刑的權力，也是來自於人民的認可；問題是，這樣的思考回到了基本，人民有賦予國家剝奪生命的權力嗎？人民組織政府的目的在於保障生存，而人民仍是其中的主體，那麼身為衍生物的政府有資格奪去主體的存續嗎？亦或者是，人民自始自終，有奪去他人的生命的權力可以讓渡給國家嗎？
但上面那一大串邏輯、理論的思考，就像是我認為的學術象牙塔；當我思考的迴圈落入那樣的境地，或許忘了考慮活生生的人，忘了回到地面踏著地的感覺。就以小燈泡的父親的一席話開始：「我們的社會要如何減少這類無差別殺人事件，如何在社會的各個構面來作調整，必然是一個長期要努力的方向；但回到本案，被告至今的狀況仍是缺乏自覺與愧疚，甚至對於本案犯罪仍處在無感無同情的狀態，在在令我感到不堪、憤怒甚至恐懼，以目前的社會現狀無法提供此類案件相應的更生，且在缺乏永久隔絕的刑度之下，我希望合議庭能嚴肅的思考，在我們尚未有能力處理被告重返社會其再犯風險的情況下，任何極刑以外的量刑，極可能將社會大眾置於被剝奪下一個無辜生命生命權的風險之上，這對人權不也是一種嚴重的戕害。」
台灣監獄超收，沒有提供適切的社會化再教育，犯罪者出獄後的再犯率仍居高不下，還有社會大眾對於犯罪者的接受程度，這都是目前無法被解決的問題。或者是把人關到監獄裡，雖然是一種懲罰，但這樣對於他們的往後出獄人生有沒有幫助，其實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就像是你希望他融入社會，卻用剝離他於社會之外的方式教育他，情況往往只會循環不會更好。另外記憶猶深的是曾聽聞知名教育學者所述，有些人就是沒有教化可能性，而當我們基於崇高的學說廢棄死刑的同時，是不是給予這些犯罪者絕佳的機會再度戕害無辜的民眾，把風險轉嫁於社會。
另外，舉個我最喜愛的例子，美國的米歇爾·瓊斯，因謀殺自己四歲的兒子入監服刑超過二十年。令人同情的是她的背景，曾遭遇非自願性性行為而產下孩子，輾轉徘徊於社會底層，終就導致她心靈崩潰複製一樣的暴力模式於自己的孩子身上。儘管在艱困的監獄，在她刻苦自學之下，成為了一名傑出的歷史學者，但仍遭到哈佛大學取消博士入學資格，其中一名學者伊利莎白・欣頓提到：「我們到底有多相信人類得到救贖的可能性」。這裡當然不是把王景玉類比米歇爾·瓊斯，而是聚焦於人性，重述一次，我們到底有多相信人類得到救贖的可能性。
最後，個人想法，死刑不會是句點，只會是一個逗號；死刑的確解決的犯人再犯的可能性，人們的不安似乎消弭了，但就像本文一開頭，隨機殺人事件越來越頻繁，如果國家只是走了一條能讓現下看起來比較好過的路，卻始終不去面對那最不堪的癥結點，那其實我也只是活在一個風險逐漸升高的社會之中罷了。
［註一］新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政府不應干涉國內經濟發展，並應積極用各種手段拓展國際市場。
［註二］保守主義：並非反對進步，只是對於激進的進步還有顛覆持反對意見，對於既有體制不會全然廢棄而是小幅度修正。
［註三］社會契約說：用以解釋個人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個人藉由遵守共同規則，捨棄一些自由讓渡給國家，使國家得以保護群眾，建立共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