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都青年》（2023）：虛構與現實之間
看完去年上映的馬來西亞電影《富都青年》，我就這麼開始思考虛構（電影）與現實的區別。電影的情節線簡單，開場分別帶入聾啞人阿邦（吳慷仁飾演）和阿迪（陳澤耀飾演），再多一條支線女社工李佳恩。阿邦和阿迪同住，兩人都沒有馬來西亞身分證，而社工疲於奔命的幫他們申請身分證。吳慷仁雖沒有「說」一句台詞，然而他的手語和面部、身體表情都說服觀眾他就是這位聾啞的非法人口。電影前半描繪兩人沒有身分的困境，他們無法考駕照和開戶，並日夜警覺警察的查緝。吳慷仁的眼神精準得使人能想像他的內心活動，亦即在他沉默篤實的外表之下他時時刻刻環繞著一個假設問題：要是他擁有截然不同的人生，擁有身分、擁有家庭、擁有他的聲音，他便不必受到如此的磨難。電影犀利的以店主少給了他講定的價錢揭開阿邦的出場，他的啞既是實際的情形，同時也是一種隱喻，也就是加諸在沒有身分的人無法投票也無法正常生活卻難以發聲的處境，一種外顯的特徵；而他的聾則更為幽微，當他擁有可以取下助聽器而與外界的聲響隔絕時，他選擇了一個自己的世界，拿下助聽器的動作本身彰顯了他對現實仍然保有拒絕的力量。
電影看起來就是講述和阿邦及阿迪生活在同一區的人們的困境，包括了跨性別者、非法勞工等社會邊緣人。電影給人的感覺大體上是奠基於現實並且存在著現實主義那種描繪現實以使人們對現實進行反思的主張。然而其中卻間雜許多超脫於現實的手法及象徵。例如阿邦躲避警察夜裡臨查時看見一大一小的身影（意即自幼的逃亡是一種另人厭倦的重複）消失在街角，還有在獄中看見已經死去的女社工，以及最後與（想像中）年少的自己面對面，都是電影在手法上不完全遵守現實主義的部分。也是經由睡夢間的回想，我們才得知當阿邦在阿迪失手殺死女社工後，回到家發現女社工尚留一息，然而卻在此時工作上的朋友敲門呼喚著阿邦。他在慌張之中摁住女社工的呻吟，就這麼讓她斷了氣。
女社工之死是全片最無法說服部分觀眾的編劇敗筆。她的死讓整部劇導向了社會驚悚片──即便我們大抵也能從第一場抓捕非法移民時一名移民生無可戀的跳樓時展現鮮血四濺的暴力中看出來這種驚悚的傾向。然而，當觀眾期待本劇展現阿邦與阿迪此類人的困境時，卻重塗深抹了這一筆，讓觀眾逐漸失去對角色的同情，頂多只能引伸出一種人性及社會無常的結論，然而這樣的結論頓時讓現實主義的基調失去了意義──電影不再是讓人瞥見一個普遍而待拯救的底層人民，而是一齣因為人性的極端及無法確切理解的衝動而導致的悲劇。再者，許多人對阿迪在聽見女社工找到自己父親後激烈反抗的態度無法理解，他在此激動情緒之下甚至對女社工嘗試施加性暴力，掙扎之下他砸了女社工的頭。此劇應該為全劇高潮，然而卻出現與前半營造人生故事脫離的情況：女社工之死無法使觀眾願意瞭解阿迪（與阿邦），反而使電影轉向成為另一個殺人故事。女社工之死並不是因為生活困窘的必然，而只是出於一種在舊有仇怨之下產生出的驟然衝動。假使今天謀殺的發生肇因於無可奈何，那麼謀殺案將推進敘事；反之，敘事在此出現了斷裂，因為我們無法再關注兩人的人生，我們轉而開始思考他們陷於這個特定事件該如何面對後果；他們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一個事件中的一個角色。阿邦在獄中面對法師的告白戲也成為徒勞：他並不是直接因為他的悲慘處境才入獄的，他對於世界不公的憤恨進而空發洩了，因為導演忽然又想拉回描繪屬於阿邦他的人生的部分。
甚至，女社工的死如果看成是象徵性的，那麼代表著政府與人民更大的鴻溝是無法填補的，電影悲觀的扼殺了任何希望，卻在之後，經由阿邦獄中的想像，投射出了女社工要他們保持希望的話語。後者情節顯得有些矯揉造作，因為女社工是唯一與政府連結的管道，而電影最終竟只能沉浸於Money姊等人的幫忙以及宗教上的慰藉，無非更是自陷於一種鴕鳥心態的知足樂觀，從更大層面上來說是接受現狀的悲觀。此片更缺乏外部視角：公車上的人們對於為將受死刑的阿邦哭泣的阿迪的苦難毫不知情。而命案的新聞也對阿迪一人產生最大的影響，以及在大樓的其他人有一些間接的影響。我們不知道其他階層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的。
總而言之，在《富都青年》當中出現了現實主義的困惑：藝術作品究竟是否能夠，或者期望描繪現實並使人對此反思？當我期望看見一部現實主義作品時，出現的卻是推理甚至政治驚悚的謀殺劇情，但又完全不帶有娛樂目的，反而是主角在事件漩渦中徒勞而尋求各種碰撞與改變的心態。我們即便可以接受現實中的種種可能，不代表電影中一切都可以是合理的，因為編劇擁有最大的權力能使他想展現的世界是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呈現（即便這個意義在某些作品中本身卻是虛無）。然而現實的混亂程度是我們很難以一個敘事描繪的，並且所有事情都是已經發生，因此我們要說服自己並接受是較有可能的。虛構作品與現實相似，都可能發生非常多難以預料的事情，然而即便是虛構，觀眾也不可能同理「所有」在虛構作品中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並不是莫名闖入了這個虛構世界，而是有所目的的觀賞並品評。現實中我們才是從無法尋找意義的開端開始了生命意識並且必須接收任何在我們眼前或者耳聞發生的事件；也就是說我們莫名闖入了生命。現實不需要「說服」人，然而作品需要。作品需要我們的注意，需要我們去接受他給我們這些「非現實」（不管是現實主義或者超現實）的事件和世界。我們永遠可以以人性之深不可測來了結電影並做一個「認識了更多人性」的總結，然而這並不代表作品的好。《富都青年》從某些人的角度看來，在無法同理的角度之下，角色的深度被無情的腰斬，所有安插的議題似乎在較不合情理的殺人事件之下黯然失色。
就整部電影來看，敘事手法虛實交錯，而許多模糊的情節安排使得故事像是室內裝潢鏡般幻象的加深，觀眾得以自行填補這些不影響敘事的情節；演員的演技也使得觀眾得以想像角色的心理。然而電影最大的敗筆讓整部電影前半對社會議題的鋪陳前功盡棄，至少我沒有被說服。另外一提，此片的編劇王禮霖也是2017《分貝人生》的監製，這部片也由陳澤耀主演，與《富都青年》調性非常類似，但我認為更勝一籌（至少就劇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