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為香港大學粵語流行歌詞概論課程的期末論文,如要引用煩請列明文題及署名。
緒論 — — 哪個時勢能沒有歌
二十年前,香港面臨主權移交,港人對前途的迷惘引發大量探討香港未來的音樂作品。正如1996年陳奕迅的〈時代曲〉,”見證日子怎過,哪個時勢能沒有歌”,香港流行音樂往往與時勢同行,唱出一代人的心聲。香港命脈無人能料,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是一個 “說不出的未來”。二十年後,”現在” 就是當年的 “未來”,到底璀璨都市的光輝,有否到此為止?本論文將以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作為脈絡,探討流行曲如何反映後殖民時代下的身份認同困境。
基礎基礎實在實在不清楚 — — 主權移交前後的身份認同爭議
高馬可(John M. Carroll)於其論文指出,”香港人” 上世紀的身分認同主要為三種元素,分別是殖民主義(Colonialism)、中國國族主義(Chinese Nationalism)以及香港本地身分(Local Identity)。但 “回歸” 前的港人未必有明確的身份取向,是將幾種身份認同的元素混雜,這是因為對於前景的迷惘造成港人身份認同的混亂。不少歌曲道出了當時港人的迷惘與 “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 的夾縫性,如〈皇后大道東〉”知己一聲拜拜遠去這都市”,反映部分港人害怕中共統治而移民;〈講野歌〉隱含 “藏頭格” “基本發應應終終”,表示香港人處於中國與英國的夾縫之間,進退失據,無從發聲。終於,1997年6月30日,香港人望著維多利亞港,動蕩如海,無從抓住的迷惘聚滿心中;一夕過後,中共正式掌管香港,北風吹走舊夢,一切只能隨風。
主權移交之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並非有如酒醉夢醒、落定塵埃,反而各種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形成香港的 “後殖民困境”。周蕾指出,香港的後殖民困境在於:既不能屈服於英國的殖民主義,又無法順從於中國大陸大一統民族的單一意識。其中2003年是一個重要的時刻,《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於六月二十九日簽訂,標訂中港融合的洪流湧現;同期七月一日出現香港自 “回歸” 以來最大規模的 “七一大遊行”,反對《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朱耀偉教授於《香港研究作為方法》指出:”殊不知加速內地化之餘也加深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自此中港關係日漸緊密,而雙方衝突亦日漸加劇。文化差異日顯,政治爭拗不息,主權移交以後,”結果香港身份危機卻反諷的比以往更加嚴重”。
爾來二十年,政治與身份的議題有增無減,而流行音樂作為一個文化現象,往往成為宣泄、表達情緒的方式。英國音樂社會學者 Simon Frith 在《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一書提出流行音樂有四項社會功能:
一、流行音樂幫助我們定義自我,我們可以通過流行音樂獲得身份認同;
二、流行音樂為我們提供了空間和途徑,讓我們去經營眾多的情感;
三、流行音樂可以建構我們的集體記憶,組織時間;
四、流行音樂讓我們把握現在,鞏固自我意識。
由此可見,流行音樂既可以表現出人民的意識形態,又可以反過來塑造人民的身份認同。香港主權移交後,香港流行音樂亦繼續作為一個場域,反映不同身份認同的角力。一方面有人對 “一國兩際” 的未來感到無望,思念舊時英治下的風光,是為 “戀殖”;另一方面有人希望香港擺脫殖民地色彩,向前望、不要留戀過去,是為 “解殖”。
昨日最盛世的地球 — — 香港人的戀殖情結
羅永生指出,由於一國兩際基本上是一種 “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 (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 狀態的延伸,它不意圖去終結殖民主義,而是將殖民主義冷卻和凍結,因此 “戀殖” 是一個早早就 “內置 (built-in)” 於香港目前 “後殖民” 狀態的成份。戀殖的情緒是由近十年內中國國族主義侵凌而激發出來的,港人對於大中國主義的不滿,透射出對舊日美好的英治時期的懷緬。雖然這個美好的 “英治” 形象只是港人幻想出來,亦是在於英國人部署 “光榮撤退” 的過程中形塑出來的。但對舊日時光的美好想像,催生出港人的 “戀殖” 音樂作品。
近年最為人印象深刻的 “戀殖” 作品,莫過於 My Little Airport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獎頒獎禮上唱出的〈美麗新香港〉。當時演唱結尾的鋼琴伴奏突然加奏一小段原版沒有的英國國歌《God Save the Queen》,充滿政治寓意,這行為有如遊行時有人高舉港英旗幟般充滿 “戀殖”意識。〈美麗新香港〉歌名令人聯想起英國作家 Aldous Leonard Huxley 的反烏托邦作品《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作品描寫一個以階級為區分的未來社會,統治者能夠利用科技控制各階級人民的喜好與生活,使制度內的群眾心甘情願地為在上位者服務。詞人林阿P 以此歌名諷刺香港外表輝煌,但內裡的人民只能受制於政府,無法當家作主。”自你決定要走以後,沒人知我有多難受” 正是訴說英國政府離開香港後,這城光景已不復再。”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頭”,更是道出港人無從把握我城命運的傷悲。以前的香港是個 “借來的地方”,今日香港終被 “歸還”,問題是這土地最終歸還了給香港人,還是給了所謂的祖國?”自由行” 使本地充斥五湖四海的遊客,成為旅遊城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而言,香港不再是我們的地方,而是屬於旅客的地方,而我們也只能無力地像旅客般面對這片土地,無權過問。
美麗香港已不復再,這城送舊迎新,卻送不走港人對舊時的回憶。近期周國賢的作品〈在天之靈〉,歌詞重複出現的 “不要走”,雖不一定是指向英國、但可理解為對過去殖民時期香港的留戀。”遺下美好,當天你讓我去管理” 是指英國政府、或前人原本想將香港這片土地交由香港人管理,但英國走後,”崛起那些竟是 禽和獸”,暗指現今當道的皆是小人。這首歌緊貼社會時事,如 “聽講所有撕裂,搞show可以補救;豪宅必須供應,農田還剩五六畝” 前句是呼應每年 “七一” 的慶回歸嘉年華,以及林鄭月娥於2015年12月舉行的大型公眾運動 “欣賞香港”(Appreciate Hong Kong),原意是通過大型活動修補社會撕裂,但社會矛盾根本不可能由嘉年華所消解;而後句指向無解的房屋問題、郊野保育等爭議:香港樓價高企,市民無法承擔,但政治竟向地產商傾斜,欲染指郊野公園,以增加房屋供應為名、供地產商發展豪宅為實。時下社會與民生不濟,難免令人懷念昔日時光。昨日的香港是最繁盛的都市,前人用 “獅子山下” 的精神努力建設香港的璀璨光輝。也許 “躍起之後勢須落下”,乃時命耶;但如果香港所墮向的是無底深淵,我們可有顏面抬望在天之靈?
“戀殖” 的思想時常受到議會建制派的批評,但諷刺的是,建制派頑守的制度,正是舊有的殖民制度。”戀殖” 的香港人未必真正希望重回英國懷抱,也未必認為香港有機會可以重返英國,只是現實不順,港人只能望向畫中曇花。香港與中國,就像是 “試圖再,努力愛,也顯得不自在” 的關係,曾經2008年北京奧運讓香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達至最高鋒,但同年的中國奶制品污染、其後的普選、國民教育、中港矛盾等爭議,均令港人對中國失去信心。1997年,英國人壯烈離座,百世流芳;香港人念念不忘,可有迴光?
拍馬屁聲響足一世紀 — — “大家都係中國人” 身份認同的建構與適得其反
戀殖是因為 “日後再沒有更美的邂逅”,解殖則是 “月份未到、但我們被迫接受”。研究南韓後殖民經驗的教授 Chungmoo Choi 認為 “解殖”(decolonialization)是 “對殖民主義的解除,並且在語言、教育和歷史上尋求重新審定,是一個確立自身身份和角色的過程”。主權移交以來,無論中央政府以及香港學者均有提及香港 “解殖”,但兩方論述南轅北轍。前者認為香港人”人心未回歸”,是舊時殖民文化的 “遺毒”;而後者則認為香港缺席於回歸談判桌,提出 “香港仍未解殖” 的主張、甚至是中國 “二次殖民” 論 。那麼,香港到底是要 “解誰的殖”?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在政治上是表示香港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回歸母體。若單從歷史發展,可以理解 “去殖民化” 就是 “去英國化” 的過程,這也是官方的論述。 如2015年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指出:”回歸後特區沒有依法 ‘去殖民化’,反而 ‘去中國化’ 的氣燄囂張”,由此可見官方的解殖論述,就是讓香港認識自己作為 “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的這個 “事實工程”。但一直以來中央及香港官員如董建華、梁振英均批評香港 “人心未回歸”,因此政府採用明星和流行曲的元素作為 “軟銷” 手段,希望以明星效應,推廣 “中國人” 的身份認同,使香港人達至真正的 “回歸”。
為加強香港人的祖國意識,”回歸” 被政府渲染為普天同慶的日子。故每五年均會推出慶回歸主題曲,作為宣傳活動的核心之一。如十周年的主題曲〈始終有你〉,由金培達作曲、陳少琪填詞,政府邀請了當紅的歌星合唱,包括譚詠麟、李克勤、劉德華、容祖兒等藝人,以音樂 “唱好” 香港。這首主題曲的歌詞寫香港由漁港躍身成為大都會,這城全靠獅子山下的港人 “人人能力大小也力拼”,現今已 “找對了路徑”,”花瓣開得繁盛”。詞人濃烈地將香港描繪成萬家燈火、美好無瑕的理想城市。除了運用 “繁榮安定”、”和諧” 這些中國政府的常用套語外,這首歌甚至不忘以 “獅子山觸得到長城,血脈裡感應”,強調香港人的 “祖國情”。因此 “始終有你” 除了可以理解為 “始終有每一位香港人” 之外,也許 “你” 亦是代表中國政府。及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港府推出主題曲〈香港.我家〉,由向雪懷填詞,歌詞的主調與以往 “慶回歸” 主題曲無異。全首歌叫人珍惜、欣賞這個 “美麗香港”,然後 “傳承着過去叫世間驚訝”。然而這首作品的歌詞既沒有轉折也沒有遞進,全首平鋪直敘,內容空洞,副歌部分的歌詞更是絲毫無改地重複了三次(除了最後一次將 “你愛她 我愛她 燃亮着火花”,改為 “頭抬起,抬頭看好嗎”,但這改動毫無意義)。單調寡劣的歌詞無法感動港人,反而令人質疑這種冠冕堂皇的 “大話”。
除了 “回歸” 這個主題外,政制事務局於《基本法》頒布十六周年,動用了二十六萬製作推廣基本法的主題曲〈熱愛基本法〉,由鄭國江填詞。然而,即使在宣傳影片中李克勤和陳慧琳如何投入地演唱,但巧婦難為無米炊,仍無法補救這首歌的沉悶乏味。流行曲要打動人心,除了旋律優美之外,歌詞亦需寫出共鳴。這首歌仍是表達只要香港人遵守《基本法》,香港就能 “繁盛安定”,並 “緊靠祖國,營造新的機遇 “,這已是重彈老調。對於《基本法》的種種爭議,歌詞均沒有提及,只有重複又重複地叫人熱愛《基本法》。相較〈始終有你〉刻意營造的 “獅子山下” 之情,〈熱愛基本法〉更顯 “硬銷”。
香港網民看穿這些歌曲的 “維穩” 本質,紛紛以 “惡搞” 諷刺政府。如林忌將〈始終有你〉二次創作為〈福佳始終有你〉 ,並上載至 Youtube,奇 “歌” 共賞,與眾同 “樂”。”福佳” 取自2008年北京奧運所推出的吉祥物 “福娃”,更是 “仆街” 的諧音。這歌提及 “六四”、”八萬五”、”天星碼頭被拆”、”普選”等議題,表達港人對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的不滿。〈福佳始終有你〉於 YouTube 的點擊率超過一百萬,不但反映港人對 “維穩歌” 的不受落,更反映港人對政府的不滿。
縱觀香港政府推出的 “歌曲”,他們是以 “由上而下” 的方式強行灌輸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它們沿用過去香港賴以成功的主要論調,毫無新意,因而捷徑窘步。相反,〈獅子山下〉、〈美麗新香港〉等歌曲的成功,因為它們都是 “由下而上”、由民間自發性地孕育出來的,並與當時社會所追求的價值觀相符,能夠捉緊市民內心情懷。”貼地” 與否,是音樂能否受歡迎的重要因素。不過,雖然一部分香港市民尚有鑑賞能力,而另一部分香港人則完全認同政府論述;但對於尚在建立個人身份認同的小童而言,每天六點半新聞所播放的國歌、廣告插播的《香港.我家》,無疑有機會令新一代耳濡目染、潛移墨化,塑造國民身分認同。香港流行曲的魅力之一,是所有香港人均可以唱出口,而小童自小接收相關音樂作品,難免會跟著合唱。但到底這類作品有多大程度能強化小童的國民身份認同,則有待研究。
就算點變,都係屬於我地呢一個香港 — — 香港主體性的建構
主權移交,擺脫英國殖民色彩也許是理所當然。然而,若我們跳出 “大中國” 論述的框框,可以發現 “回歸” 並不能簡單地與 “解殖” 劃上等號,兩者之間可以是一道鴻溝。羅永生在其著作《殖民家國外》提出,”真正徹底的解殖過程,應該是從殖民結構下解放住民們被壓抑剝奪的獨立主體精神”,可是在中英談判時期,香港前途只有中英兩國協商擬定,作為這土地所謂的 “主人”,港人毫無角色身份可言。而且香港社會的發展是以 “保證殖民時代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權力結構,在九七之後一樣運作順利” 為目標,因此港人無從建構其 “主體性” 。”中英雙方均沒有承認在這土地上生活的人,應有份參與決定自身的命運”,羅永生認為 “這種交易安排底下達成的 ‘回歸’,不可能是 ‘殖民主義’ 的結束,反而是 ‘解殖’ 的無限延擱”。本土主義的興起,正是對這種 “被動的回歸” 的一種清算與反思。可惜一直以來港人歷經不少抗爭,至今仍未能當家作主。是故二十年來,不少流行曲以政治爭議為題材,表達港人建立 “香港主體性” 的訴求。
2014年是港人爭取政治權利的一個爆發點,時代背景下催生不少相關的音樂作品。如〈雞蛋與羔羊〉是謝安琪於2014年6月30日、即 “七一回歸大遊行” 的前一天發佈的歌曲,由 “樂壇長毛” 周博賢填詞。周博賢形容 “其實香港人同樣都是站在分岔路口,亦是抉擇的時候”,歌詞表達香港人只有兩個選擇,”A餐” 是 “雞蛋撞石牆”,”B餐” 則是 “俯首做白羊”。而其中 “屠刀機槍,高舉得囂張”,更是呼應3月時《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周博賢有感於香港之崩壞,寫出這首作品告訴香港人 “已到了決志現場,再拖便遭殃”,符合周博賢一貫的社會關懷作風。果真,2014年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率先發起佔領行動,是呼應戴耀庭所提出的 “和平佔中” ,參照 “佔領華爾街” 運動藉以爭取普選。”和平佔中” 翻譯了雨果《悲慘世界》一曲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寫成 “問誰未發聲”,作 “和平佔中” 的主題曲,同樣以音樂激勵港人守衛我城。不料市民和平的抗爭行為卻引來警方的催淚彈;人民手無寸鐵,只好以雨傘抵擋,運動因而被媒體稱為雨傘革命。於是林夕與Pan創作了〈撐起雨傘〉,由一眾歌手如何韻詩、黃耀明等主唱,是自1989年 “民主歌聲獻中華” 的〈為自由〉之後,25年以來首次由香港群星主唱的政治抗爭歌曲。這些歌曲反映了香港人力爭主權的決心與願景,由於香港的普選時間表一拖再拖,選舉制度依循舊時體系,而香港人未能以自身意願改變政府施政;作為這片土地所謂的主人,香港人卻無法決定我城的走向,因此激發市民上街抗爭。可惜最終雨傘革命淡然落幕,香港人就算沒有錯過佔領的一個個晚上,但我們還有機會再呼喊嗎?2016年發生 “魚蛋革命”,同樣是雞蛋面對高牆,但這一次,奔走在旺角街頭的香港人,卻得不到大眾的理解與聲援,反被冠上 “暴徒” 之名、甚至被起訴入獄。可見雨傘革命的失敗令香港的政治運動陷入低潮(Protestor Fatigue),鼓餒旗靡的香港人至今仍未能面對2014年的敗仗。
政治受挫,但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文化差異不可能就此消弭,問題依舊,只是未能解決。本土媒體 “100毛” 於2016年以一首〈真‧香港地〉引來港人共嗚。此歌改編自2004年陳冠希的〈香港地〉,由河國榮演唱,別具意義。相較陳冠希版本的〈香港地〉,〈真‧香港地〉刪去了原曲用普通話唱的部分,歌詞亦因應現今環境而改寫。例如〈真‧香港地〉唱出了近十年樓價高企、”六八九”、港鐵故障、小店結業等只有 “真正的香港人” 才會有共嗚的字句。而河國榮雖然在澳洲出生,但他熱愛香港文化、來到香港後學習廣東話、致力融入本地,河國榮除了反映香港中西薈聚的特點,而且他對香港文化的態度亦令廣大市民認同他是一個 “真正的香港人”。有 “真港人” 就代表有 “假港人”,這首歌諷刺了內地人經單程證移居香港後,不願融入本地文化、對香港也沒有認同感。”你一崇拜馬雲,就表示你係第二種人”,正反映中港價值之差異,同時又將 “真香港人” 與 “內地單程證來港人士” 作出區分,視為兩個不同的 “共同體”。真正的香港人 “會識英雄輝”、”睇埋同一篇潮文”,但內地單程證來港人士並不一定接受本港文化,故未必了解及欣賞香港文化。 “同一個諗法”,”我同你(先會係)同一種人”,即使香港 “面目全變” ,”(唔知)仲係唔係我哋嗰一個香港”,但只要 “喺得呢個地方出世,就預咗喺呢個地方度死”。〈真‧香港地〉歌詞裡的香港不是官方論述下,”一國兩制”、”回歸祖國” 的城市,也不是由中國角度下所凝視的土地;反而香港是作為主體,由香港人自身的角度去凝視香港的獨特文化,從而表現出香港自身的 “本土性”。
相較兩種截然不同的解殖論述,中國官方的解殖有一個前提,就是香港本來歸屬於 “中國文化”,而解殖就是回歸母體文化;但後殖民理論學者如羅永生的香港解殖論述也有一個前提,就是香港經歷殖民時期之後,已經誕生出一種獨特文化,而這種文化與母體文化有所分歧。由是觀之,中國政府常把 “中國文化” 與 “中華文化” 混淆及混搭使用:香港本來擁有 “中華文化” 的特質,但一個世紀之後,香港的宗主國由滿清易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是政權的更替,這一百年亦足以讓兩個地域發展出兩套相異的文化特徵,即使兩者系出同源,仍無法強行將兩者混為一體。後殖民理論學者侯米巴巴(Homi Bhabha)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少殖民地得以獨立。可是獨立後的政府均難以重拾以往被殖民前的文化,更難以重建以往「祖國」的國民身份認同。他認為後殖民文化,既非殖民者的文化複製品,也不是原來的本地文化,而是非此非彼的「第三空間」。用香港作例子,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雖然香港同時具有殖民國與宗主國的文化內涵,但要將香港界定為其中一個文化的附屬者是沒有可能的,因為香港已建立出一種介乎兩者之間、但又與兩者有別的本地文化。那麼怎樣才是解殖?根據聯合國決議,這條問題應交由殖民地人民所決定,但可惜七一年中共入聯後將香港從殖民地名單剔除,自此香港失去自決權利。因此中國官方的 “解殖”,更似是一個文化霸權,將香港人所珍而重之的文化寶物奪去,被迫港人接受 “中國文化”、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而無論 “戀殖” 還是 “解殖”,其實就是大中華主義欺壓下的產物,是帶有”防御性質”、為了保護本地文化與價值而催生。今日我們仍能透過流行音樂表現當下的社會面貌、抒發港人心聲,但隨著中港融合加劇,或者香港文化將無法茁壯成長、反而被外圍的中國文化所取替和吞併,最後香港文化變為 “粵語殘片”。下一個二十年後,會否還有粵語流行曲,則是未知之數。
結語 — — 願時代仍為香港留了座
粵語流行曲作為香港本土文化的標誌,除了作品的歌詞感夠反映市民的心聲,其興衰也反映了香港的命脈。黃霑曾於其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中指出1997將為粵語流行曲的分水嶺:”粵語流行曲沒落的趨勢,限於環境,已難望再有奇蹟出現。” 這話一語中的,九七以後不僅是粵語流行曲,連同香港的經濟、民生、法治⋯⋯一併衰落,粵語流行曲見證了、陪伴了香港的命運。但 “衰落” 並不得等同 “滅絕”,香港樂壇有一眾音樂人仍然堅持不懈地創作,而香港社會也有一眾真正的香港人關注我城命運,如果有一天香港文化將會滅絕,那是因為全部香港人都滅絕了。
有香港人,就會有粵語歌。
參考資料
期刊論文
- Chungmoo Choi., “The Discourse of Decolonization and Popular Memory : South Kore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993, volume 1, pp. 89–96.
- John M. Carroll..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Bourgeois Identity in Colonial Hong Ko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2005, Volume 39, Issue 2, pp.146–164.
- 黎日照、于宜嫣、陳耀麟:〈從《心繫家國》到《達明一派對》:香港音樂的後殖民論述〉,《文化研究@嶺南》,第二十一期,2011年11月。
書籍
- Frith, Simon, Taking Popular Music Seriously.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pp. 213
-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45。
- 朱耀偉:《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頁115。
- 羅永生:〈邁向具主體性的本土性〉,《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4–30。
- 陳瀅巧,《圖解文化研究》(台灣:城邦出版社,2006年),頁76。
博士論文
- 黃霑:《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 :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香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頁168。
報刊雜誌
- 羅永生:〈香港主權移交後的「戀殖」現象〉,《新社會》,2013年2期,頁87–92。
- 王嘉璐: 〈專訪周博賢:寫歌為喚醒昏睡羔羊〉,《信報》,引自2017年12月1日,http://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398329/%E3%80%90%E5%B0%88%E8%A8%AA%E3%80%91%E5%91%A8%E5%8D%9A%E8%B3%A2%3A%E5%AF%AB%E6%AD%8C%E7%82%BA%E5%96%9A%E9%86%92%E6%98%8F%E7%9D%A1%E7%BE%94%E7%BE%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