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見聞記錄

10/24到11/10,我出國到了柏林、奧克蘭參加活動,在此把我參與的活動,以及相關記錄做個整理,給大家參考。

10/27,我在柏林參加Friedrich Naumann Foundation for Freedom的smart cities workshop。

這個基金會是德國自由民主黨旗下的基金會,這是一個右翼政黨,比AfD再左一點而已。有意思的是,這個基金會其實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部,像是中南美洲、印度、南非等等,在全世界有37個辦公室。

我被分配到smart government的session。印象深刻的演講主要有兩個,一個是Rahe Aet的「e-Estonia」,另一個是Jan Korte的「THE 10 DONT‘S OF CROSSMEDIA CITIZEN PARTICIPATION」。

Rahe Aet說,他們的國家愛沙尼亞因為地廣人稀,因此政府決定高度數位化,以更有效率的服務全國民眾。全國的圖書館、托兒所、學校等等機關全面數位化,政府單位也數位化,因此一切的流程包含文件簽署都可以在手機上進行。他舉例說,他最近剛買一台車,全部都是使用手機進行所有文件程序。因為所有單位都數位化,因此用手機就可以查看圖書館中的書籍、小孩在學校的成績等等,他也在現場示範,透過網路瀏覽器登入他的個人帳號、並在手機上驗證後,他就能很快的看到他在名下的所有財產,以及收入、稅務等等資料。

e-Estonia的X-road

愛沙尼亞的e-Estonia透過X-road交換資訊,他特別提到,一般人民經過驗證後的資料會讓政府使用,但政府僅能使用一次,就不得再次利用;而政府開放給企業的Open Data,則允許企業不受限制的利用。

我有提問,詢問公務機關當初是如何從原本的作業流程轉變到可以數位化?他說,當初他們使用了非常高強度的訓練,不斷不斷訓練公務人員,才能做到這樣全面數位化的政府服務。

Jan Korte的THE 10 DONT‘S OF CROSSMEDIA CITIZEN PARTICIPATION是很有趣的一講。聽他介紹,他是一個公民參與的規劃者(participation designer),他提到,很多時候公民參與的失敗基本上就那幾個,因此應該努力避免。他舉例的10個導致失敗的狀況是:

  1. 我知道最好的方式,沒有什麼東西需要確定了。
  2. 不主動邀請別人,別人應該知道參與方式。
  3. 不揭露相關文件,反正人民也看不懂
  4. 用相同的方式對待所有人
  5. 不給回饋
  6. 弱者才保持客觀理性
  7. 在休假日丟訊息給政府官員或政治人物
  8. 使用古老的網路技術
  9. 盡量晚一點開始公民參與
  10. 盡可能使用有點不一樣的方法(這似乎是正面表述)

基本上這些錯誤狀況台灣也很常見(笑),在此就不多贅述。

10/28晚上,我們有經過恐怖地景圖(Topography of Terror),該地在威廉大帝的時代曾是權力中心,在德國第一共和的時候是戰爭部的所在位置,納粹時期則是蓋世太保的辦公室,到了東德時期又被柏林圍牆經過。該地層層疊疊地呈現了許多暴政的遺跡,也見證了許多歷史。

恐怖地景圖

當天晚上我們也經過了617紀念碑,那個建築曾是納粹的帝國航空部,也是1953年6月17日百萬東德人示威結果被蘇聯坦克鎮壓的現場,現在是聯邦財政部。在東德時期,建築物前方被漆上了共產國家常常漆上的那種許多人民歡欣鼓舞的圖像,但卻在同個地方,許多東德人示威卻被鎮壓。他們沒有選擇把畫覆蓋或塗去,而是在旁邊放上1953年示威的畫面,作為對照。

兩相對照的畫面(林育立提供)

在10/29日的時候,感謝鄭安琪的帶領,我參觀了柏林圍牆博物館與史塔西博物館,也與林育立碰面。林育立說,轉型正義是整個社會的工作,不是少數幾個人的工作;因此,要一再一再地向社會述說,帶著整個社會去重新思考,我們要怎樣的民主。

德國過往經歷了兩場轉型正義,一場是針對納粹,另一場是針對東德。不過,他們轉型正義的狀況跟台灣不太一樣,他們轉型正義的對象是垮台的政權。林育立說,其實他覺得每個國家的歷史狀況都不一樣,都有自己的歷史要走。

很多人都以為柏林圍牆只有東德與西德之間,但事實上,東德與西德中間就有一道圍牆;而柏林其實在東德境內,因此柏林圍牆其實是圍繞西柏林一整圈。圍牆其實不只是一道牆,而是兩道牆,中間充滿著為了防止人民逃脫而設立的設施。比如有路燈讓圍牆晚上跟白天一樣亮,有鐵絲網,拉動就會觸發警報,也有俗稱「史達林的草皮」的鋼筋地刺,讓人民難以逃脫。

其實柏林圍牆繞了西柏林一整圈
當時柏林圍牆的照片
史達林的草皮,感覺很痛

史塔西博物館則曾是東德的權力中心,現在內部展覽著當時東德秘密警察的各種文件,包含特務怎麼收集資料、特務培訓守則、特務如何交換資料與情報等等,還有秘密拍照的設備等等。當天史塔西博物館外面有一些綜整性的展覽,其中有跟東德黨產相關的展覽,不過只有兩三面牆,有點可惜。

德國的黨產展覽

在參觀這兩個博物館的時候,印象深刻的是,這兩個博物館都用很多當時保存下來的原始文件作為資料呈現,有些當事人若不願意露臉,也會以馬賽克或假名遮掩。博物館內也提供給老師的教案,因此看到許多老師帶著學生在參觀。

Code for America

A time of transition: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the UK’s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這講是關於英國GDS與美國USDS的經驗分享談。講者提到,許多政治人物其實不知道該怎麼引入資訊技術到政府當中,而改舊政府很難,創造新的組織卻相對容易,因此才開始建立GDS。他們提到,GDS幫助政府做跨部會政府,還有對政府資訊政策說NO的權限,這很重要。

他們提到,挑戰你做事的方法是一種責任,當然有時候你的新嘗試不一定成功,但在從失敗中汲取教訓後,還是需要持續嘗試用新方法做事,之後大家才會知道這很重要。當然,有時候最好的作法就是不要去做,或許你不能讓他們做對的事情,但至少可以阻止他們做不好的事情。但在新技術之外,更重要的是營造新的文化,要讓公務人員知道,反思現在作事的方式、改進作事流程是他們的責任,要營造不斷嘗試的文化。在嘗試建立新的服務之前,可以先從定期聚會開始,逐步示範好的方式讓他們知道「原來還有這種做事方式」。

我有跟他們提問,有時候在政府內部想要做新的服務,但當描述服務的時候,內部公務人員卻不太理解這個服務到底是做什麼而不願意配合,該怎麼辦?他們回答,有時候可以先做prototype出來,或許只是幾張圖,稍微描述一下這個服務的用途,會幫助他們更快理解你的想法。

Pre-trial justice at scale

這是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做的一個專案Public Safety Assessment™ (PSA),這個專案2014年開始,即將於2017年1月1日開始使用。這個專案主要用在審判之前,法官決定是否要羈押、或是保釋犯人的時候使用,他會從犯人的背景,以及暴力犯罪指數等等,提供法官保釋的建議。他們提到,製作這個系統是為了避免法官對人、或種族有偏見,因此影響他們的決定。

他們說,之前法院沒有研究、數據支持法官裁定是否要釋放犯人,因此他們決定建立工具來幫助法官判斷。這個系統分析了150萬個50年間的案件,分析所謂的pre-trail failed案件,也就是像是保釋了卻跑去犯罪,又被抓回去,還是不出庭的案例,來分析哪些狀況容易導致保釋出問題。他們認為,透過數據分析可以減少對人的偏見,也能減少監獄的負荷,因為有些人其實不用先被抓入監獄。為了開發系統,他們雇了200人左右的人來跑系統。他們認為這個系統可以減少法官處理的時間。

這個系統用指紋去串警局和FBI的資料,收集來自各個機關的資料。由於在紐澤西州,法院和警局時常分享資料,因此運作起來還順利。當系統收集完所有數據,確定沒有遺漏後會印出PDF給法官。

運作上,他們是先輸入該當事人相關資料,然後會跑出系統建議的PDF。法官可以秀出資料讓辯護人表示意見,辯護人可能會認為輸入的一些資料有誤,有誤的話就是修正資料,再次輸入系統再跑一次。當然辯護人也可以說不希望法院跑PSA,那就要給出好理由。如果法官不願意用,也可以給出理由,未來可以分析法官不用的理由。

未來他們有打算引入機器學習的機制,希望可以建立更進一步的準則,讓系統更完善。根據他們網頁上的內容,目前俄亥俄州Lucas縣也有使用,使用後審前被釋放的犯人從14%提升到28%,不出庭的人從41%降低到29%,保釋後再度犯罪被逮捕的從20%降到10%,期中嚴重暴力犯罪的比例從5%降到3%。更重要的是,白人與黑人釋放的比例大致相同,這個系統可以大幅降低種族歧視的疑慮。

Digital services for prisoners and their families

這講有三間跟監獄相關的新創公司參與與談。

首先是 APDS,他們提供監獄無紙化服務,也就是在監獄內搭建一個受限的內網,導入數位書籍與平板電腦,也允許受刑人收信。透過這個方式,減少實體物品出入,也減少監獄內的走私。另外他們也透過這個方式提供監獄內的人一些課程,方便他們在出獄之前就做一些培訓,出獄後才能快速與社會接軌。他們希望使用科技幫忙解決受刑人出獄後難與復歸的問題。

Root and Rebound 是一個基金會,3年前,他們從關心更生人復歸開始,一對一的服務了100個更生人。很快,他們就發現這些人的復歸之路有許多的障礙,有些政府資訊被淹沒在不起眼的地方而難以找到。同時,1對1的服務根本無法服務大量從監獄出來的更生人。2014年,他們進行了14個月的研究之後,2015年發佈了一本「Roadmap to Reentry: A California Legal Guide」,告訴更生人,該去哪裡找到他們該找到的資源。現在,他們推動更多法律與社區教育,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更生人復歸社會。

他們有線上訓練,也有免費的每週固定培訓,也努力讓他們的相關文件不只是用pdf呈現,也能用搜尋引擎搜尋相關內容。

Pigeon提供的服務

pigeon 這間公司提供受刑人家庭一個方便的遞送服務。許多監獄不允許受刑人使用網路工具,因此他們製作了一個手機app,如果對手機app分享照片,他們就會把照片印出來寄給受刑人。他們也提供一些特定的skype帳號,受刑人的家人打電話過去留言以後,他們就會把留言寄送給受刑人聆聽。他們提供這些服務,是希望讓受刑人可以持續與家庭保持連結,不要喪失復歸社會的希望。

他們有提到,很多人進監獄是因為做了錯誤的決定,因此可以的話,應該盡力讓他們出獄後,可以復歸社會,修正他們以前的錯誤。但問題在於,美國的監獄採用了許多「dehumanlize」的手段。比如制服,比如用編號,讓一個人受到非人性的對待。有人想帶寵物進監獄,但監獄跟他們說,監獄太小,沒辦法放寵物。但監獄卻有空間可以關人,他感到不解。等到出獄後,有些銀行甚至不讓有前科的人開戶,結果讓他們更難找工作。

我有提問,在台灣,許多人都認為犯罪者罪有應得,本來就不用多替他們想。該怎麼回應這種想法?APDS的Chris Grewe說,眼光要放遠一點,關進監獄的人大部分都是要放出來的,如果想到這一點,想法就會很不一樣。他說,我們應該對需要監獄這件事感到困惑。懲罰是最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應該思考,對這些受刑人,我們對他們的責任是什麼?社會的責任是什麼?為何要社會隔離?我們應該要對每個人都有復歸社會的計畫,而不是關進去「懲罰」就好。

也有人提到,許多離開監獄的人會有數位落差,會害怕科技,他們如何幫助更生人客服對社會的恐懼?講者指出,過往監獄會沒收手機,久了這些人也不會用手機了,有的則是不知道怎麼用觸控手機。但問題是,有許多工作需要email信箱才能應徵,因此需要一些培訓,幫助他們學習使用手機,教他們過21世紀的生活。

他們也期待,監獄未來可以更開放一些,或許可以利用經費鼓勵那些願意開放更多資料、更透明的監獄。

Bridging the gap for victims of crime

這講是講Vision 21計畫,這個計畫旨在保護受害者。根據調查,只有9%的嚴重暴力受害者使用一些求助服務,54%沒有回報受害給執法者,看起來使用的人不多。他們經過分析數據、改善系統,讓更多受害人可以受到幫助。

可惜的是,這講講的有點像是廣告專案,所以我自己覺得感覺soso。

What if we actually gave people second chances?

Clear my record是加州地區的一個計畫。原先這個地區有些方案讓輕罪的更生人可以申請清除自己的犯罪前科,方面他們找工作,畢竟有前科,有些老闆不會雇用,會增加許多回歸社會的風險。

他們組織了一堆志工去協助更生人實際去跑流程,卻發現其中困難重重。整個流程跑完需要兩年,還需要在三個不一樣的地方待上數個月不等的時間。這些更生人就算原本有工作,也會因為跑的過程需要各種配合而再次失去他們的工作。

Clear My Record背後其實有許多公設辯護人在跑流程

他們研究整個過程後,製作了一個十幾分鐘就可以填寫完成的表單,填寫完成後,資料會送交給三個不同地區的公設辯護人,請這些公設辯護人幫忙跑流程,讓申請更加便利。在他們推出Clear My Record app之後,申請計畫的人數量增加了許多。

以上,這是我出國看到的一些事情與心得。其實,資訊科技一直都在,但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讓資訊來加速、方便許多資訊的處理,而不是卡在過往的方式中。

在GDS的演講中,他們特別提到,挑戰現在做事的方式是自己的責任,希望自己未來也能放在心上,持續改進作事的方式。

最後,請讓我用一張Code for America的圖片結束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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