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除威權的病根,避免二二八再度發生

今天是二二八,在70年前的昨天,專賣局查緝員在臺北市天馬茶房前使用暴力手段查緝私菸,造成民眾一死一傷,引發了持續將近2個月半的事件,包含對台灣人民的無差別屠殺。

今天,很感謝大家願意聚集在這裡,一起紀念這個日子。其實,我們的政府仍未好好面對過二二八事件的錯誤。我們的政府,只有對受難者家屬進行補償,而沒有「賠償」,相關的檔案沒有調查完整,加害者也始終從未曾道歉,當時的錯誤也從未明朗。如果說,轉型正義是為了避免再次犯下相同的錯誤,那麼我們的政府做的仍舊不夠。

但除了歷史真相的轉型正義,今天我更想談的,是我們自己該怎麼做,以防止歷史的重演。

我發現有很多對於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的論述,常常把蔣介石,國民黨寫的很邪惡。在二二八事件中,他們確實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但是,在做下那個判斷的時候,他們是否真的認知到自己正在做一件邪惡的事情呢?或是,我們應該問,他們是否明知這是邪惡,卻這樣去做?或許,他們不一定是這樣想的。

其實,只要審視我們自己的行為就知道,我們不會相信,甚至執行自己認為錯誤的事情,別人當然也一樣。或許,換個角度想,當時蔣介石恐怕也相信他這樣做是對的。他可能認為,自己掌握了正義,掌握了讓國家走上正確的道路,縱使要殺一堆人,他也願意。他恐怕認為,這是他的「必要之惡」。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陳獨秀與胡適在白話文運動上有過一番激烈的爭辯。當時胡適說,「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陳獨秀卻回應,「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適認為,「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是很不應該的說法。他後來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感嘆地說,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他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點深信自己不會是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

不就是因為這樣的態度,蔣介石才會做出讓軍隊鎮壓台灣的決定,而造成大規模的屠殺嗎?那些獨裁者,他們或許不是真的想要做惡,只是相信自己所抱持的信念為絕對正確,而從沒有反思過自己的邏輯是否錯誤,也沒有機會聆聽不一樣的聲音,並細細思考反對的邏輯為何。結果,就這樣,他們做出了屠殺人民的錯誤決定。

有人說,歷史告訴我們的教訓,就是人永遠學不會教訓。面對過往這些人犯下的錯誤,如果我們只是把責任推到他們是邪惡的,而不是去思考他們的侷限,他們的困境,恐怕哪一天我們也會在這個困境下,做出錯誤的決定。我們應該做的是,透過轉型正義,去釐清當時發生了什麼,去了解他們為何做出這樣的決定,並回到我們身上,去思考如何避免在未來犯下重複的錯誤。

我想,在現在的台灣,釐清真相做的遠遠不夠,追究責任也遠遠不足。不過,我今天想跟大家談談的,是如何防止我們自己犯下類似的錯誤。

不可否認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但過往的中國是個怎樣的社會?是一個獨裁的社會。整個中國文化,都沾染到獨裁的氣息。整個文化都被獨裁的制度給影響,社會不再有公民,而只剩下了臣民。

我認為,這種獨裁的政治,最終會影響整個文化,塑造出整個社會的「權威性人格」。在《民主政治中的反民主因子 淺談「權威性人格」》一文中描述,「權威性人格」具備潛在的反民主且法西斯傾向:一方面對於權威保持絕對的服從與崇敬,另一方面又從這種權威崇拜中建立起自己的優越感。權威性人格傾向服從傳統的規範,以及實行規範的權威,藉此來規避自己被歸類社會中劣勢的一群所造成的焦慮。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社會上觀察到,有許多人就是這樣。當面對權威者的時候,他們就非常的服從,似乎對方無論說什麼都不會質疑;但反過來面對比自己弱勢的人,他們反而頤指氣使,要對方把自己當成大爺,要滿足自己任何不合理的要求。

當然,權威性人格不只有這個面相,還包含對於傳統規範及價值不服從者採取譴責、排擠與懲罰、對於自己內心的心理狀態缺乏覺察,抗拒有彈性的思考方式等等。而更可怕的是,這種文化還滲透入了我們的家庭。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到,從小到大,父母最鼓勵的價值常常是「乖」,這是一個要求小孩服從的標準。而在權威性人格的評量中,對長者敬重、服從、有禮貌及聽話─都有權威性人格的傾向。

這種傾向,到了學校又被進一步的強化。透過教官,透過體罰,透過學校的規訓與服從,我們自小就學習了這些東西。當然。透過一代又一代的教育改革,這種服從的傾向已經逐漸消退,但不能諱言的是,這種權威性人格會影響到我們對事物的判斷,也影響到我們的思考與邏輯。

舉例來說,許多人並未思考如何分辨事實與意見。他可能會把自己的意見當成事實來引述,卻又不去查核意見或事實是否合理。還有許多人,一旦站穩了立場,就自認為掌握了正義,不願意聆聽其他人的意見,甚至擅自推測對方可能擁有邪惡的想法,甚至以身分、以人廢言。

這種態度一旦推導到極致,如果我們自己有機會做出一些決定,未來會不會因為不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而犯下錯誤?當然可能。

刺激1995有一句經典的台詞:「剛入獄的時候,你痛恨周圍的高牆;慢慢地,你習慣了生活在其中;最終你會發現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這就叫體制化。」

事實上,文化和教育就是這樣,慢慢的把獨裁的權威性人格放到你的人格當中。舉例來說,大家應該常常發現,學校裡的教官或主管,常常有一些荒謬的言行,但他們卻習以為常;很多同學明明就不滿,卻默不作聲。甚至當有些有理念的人成立了團體,卻會為了理念而排除異己,或是以二元對立的方式談論議題,和我理念以些不一樣就用力批判;也有人以為換個人執政,問題都能被解決。

這讓我想到,中國學者羽戈在端傳媒投書的《為什麼他們會成為他們反對的人》一文中,引述中國作家刀爾登曾談及傳統的反抗者:「……他們被迫在權力中反對權力,在體系中反對體系,皇權和儒學給反對者設下了議程,令他們的思考,都用着對方的工具,他們的活動,也無不在料中,就連他們的反對本身,都成為對方的養料,用來加固自己。完美的專制是會與敵手共舞的,只要對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寫着自己的新詞,用的卻是對方的曲譜。」這番話,同樣適用於今時。不妨說,他是以專制的方式,來反抗專制,專制的基因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和靈魂,他的反抗,永不可能成功,因為即使他摧毀了專制政體,自己卻被專制病毒所腐蝕。由此而言,反抗者的最大困境,還不是終其一生,都沒有戰勝專制,而是戰勝了專制,自己卻變成專制者。

因此,在這邊,我想要跟大家說的是,要珍視台灣的民主、台灣的自由,最重要的除了要落實轉型正義以外,更要拔除黨國教育、過往文化在我們心中種下的威權病根。否則,就算打倒了獨裁者,我們未來仍有可能在某些狀況下不小心濫用了權力,做出了錯誤的決定,甚至傷害了民主自由的價值。

回過頭來看,二二八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國民黨及蔣介石政權的權威性人格,自以為正義而不容許他人批評。這是違背民主本質的,我們應該記取這個教訓。

雖然轉型正義真相未明,雖然究責進展緩慢,但我認為,拔除心中的獨裁病根是我們每一個人從現在就可以開始做的事情。畢竟,民主的價值在於不信任一個人不會犯錯,他分散了權力,就是要讓大家能集思廣益,一起找出問題,一起修正,甚至換個人來修正錯誤。如果我們能從自己開始修正錯誤,那麼民主機制當然會更完善。

現在,台灣至少是一個相對民主的國家,我們能用選票選出我們自己的總統。當然,民主政治中,只要能夠投票,我們就得負起這一票的責任。如果,我們自己受到黨國教育的影響,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們就可能選出錯誤的領導人。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好好思考自己是不是受到黨國教育的影響,導致我們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

我們可以從自己開始,去區隔事實與意見,去嘗試查證事實而非相信權威,去獨立思考,並反思自己的意見是否仍有不足,甚至去思考那些犯錯者,他們所處的社會結構,並且嘗試透過改進社會結構的方式幫助弱勢的朋友。如果我們得出結論,我們可以嘗試多聆聽不一樣的聲音,而不是主張自己的論述絕對正確,甚至嘗試解決那些提出問題與質疑的人。

只要我們抱有這樣的信念,我們就能對我們投下的一票負責,我們就能防範自己,再次選出一個偽裝成民主國家總統的獨裁者。

這是我這陣子好好思考以後得出來的想法,我不敢保證正確,但感謝大家能讓我有個機會再此跟大家分享。我歡迎大家質疑我,跟我一起討論,讓我們一起成就一個更民主、更自由的台灣,讓我們一起防止二二八事件再度發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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