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這擁有超過二十億信徒的世界宗教，究竟二千年前是如何在歷史舞台之中出現？教會傳統這個龐雜的信仰體系，到底是怎樣開始呢？最明顯的答案是，一位名叫耶穌的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傳道，吸引了一批群眾，然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卻從死裡復活，四十天後在眾人面前升天。自此，基督教便應運而生，一群忠心熱誠的追隨者將他的教訓發揚光大，到普天下去宣講福音……然而，事情真的如此簡單嗎？或者，耶穌有否創建一個名為基督教的新信仰？沒有。彼得、保羅和其他使徒（即與耶穌有第一手接觸而又奉召傳道和領導信徒的人）有否設立新的宗教組織？不大明確。那麼，基督教思想從何而來？
讓我們回想一下，耶穌最常在甚麼宗教場所教導人？會堂。保羅每到一處傳道，最先會去哪裡？也是會堂。會堂是甚麼地方？猶太教敬拜聚會的地方。可見，基督教根源於猶太教，而第一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猶太人。但是，到了二世紀中葉，猶太教的蹤影卻從基督教中銷聲匿跡，而就我們所知，初期教會的教父（即繼承使徒的教會領袖和思想家）沒有一人是猶太人。為甚麼不足一百年間竟有如此巨變？當中發生了甚麼事情？猶太教當初又怎樣孕育出基督教？本文嘗試作簡單的解說。
巴勒斯坦猶太教
在一世紀，猶太教可簡單分為巴勒斯坦猶太教（Palestinian Judaism）及希臘化猶太教（Hellenistic Judaism）兩個版本。前者主要操亞蘭語，並以耶路撒冷及猶太地區（即今日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地區）為中心；後者則主要操希臘語，並以亞歷山太（Alexandria，位於今日的埃及）為中心。在公元前最後的兩個世紀，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愈來愈相信上帝是獨一的，是主宰整個世界的，並且完全超越人間的一切。相應地，他們對上帝的描述也愈來愈抽象，愈來愈哲學化。他們愈發認為上帝不能被命名，也難於用擬人的方式被表述，因此漸漸發展出以「位格」（hypostasis，意謂某一事物的深層特質）這抽象概念來恩考上帝的傳統，為日後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觀念埋下伏線。[1]
可是，當上帝便設想為絕對的超越者時，祂與人的距離也愈來愈大，甚至兩者之間失去了聯繫彼此的橋樑。那怎麼辦呢？猶太人的解決方法是提出一些連結人與上帝的中保或中介，藉此將彼岸與此岸連結一起。這些中介可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天使，即上帝意旨的執行者或執達吏。天使的觀念有可能來自從前外邦異教的神祗；在一神論被確立後，這些神明被吸納進一神論的系統，成為獨一真神的差役。第二類是彌賽亞（Messiah，意指受膏立的王者），是上帝特意揀選、負責復興和統管子民的王者，雖為凡人，卻來自天上。第三類是智慧，是參與創世並反覆在人間顯現的，也是上帝自身的伸延。除上述三類外，其他中介還包括「舍吉拿」（Shekinah，即上帝於地上的住處）、上帝的靈（Spirit of God）等。無論如何，這些中介都塑造了新約聖經的宇宙觀，並成為基督教在日後發展自家獨特上帝觀的資源 。[2]
希臘化猶太教
希臘化猶太教對基督教的影響，比巴勒斯坦猶太教有過之而無不及。談到希臘化猶太教，我們就不得不提斐羅（Philo of Alexandria）這號人物。斐羅最重要的思想，是以柏拉圖（Plato）的哲學思想作為解釋猶太教信教的框架。他完全接受柏拉圖的世界觀，認為世界是一個兩層的建築，表層是可見的物質世界，深層卻是不可見的形相世界（形相相當於「觀念」，但柏拉圖的形相是獨立於人的觀念而存在的）。物質雖然觸得及、摸得到，卻不是真正真實的東西；相反，形相觸不及、摸不到，反而才是真實的。舉例說，我們之所以能看見美景、美人、美物這些表象，是因為世界真實地存在了「美」這個形相，而這「美」的形相便是真象。斐羅認為，這種世界觀不是柏拉圖創制的，而是希伯來聖經（相當於今天基督徒所說的舊約聖經）早已預示了的，只是沒有明明白白說出來罷了。換言之，對斐羅來說，柏拉圖只是將隱含在希伯來聖經中的信息用直截了當的方式表明出來。
斐羅將希臘哲學讀進希伯來聖經，造成了以下兩個結果。第一是寓意解經的發展：不拘泥於經文的字面意思，嘗試推敲埋藏於字面之下的深層意思。例如，亞當和夏娃的故事最重要的不是交代人類始祖怎樣得罪上帝，而是象徵人類種種屬地的感官和情慾如何被創造出來。簡單來說，解釋經文的任務是使聖經的內容與希臘哲學的思想達成一致。今日常常遭到質疑和批評的靈意解經，其實可說是與基督教同步誕生的，而這種解讀聖經的方法在日後也得到長足的發展，成為正統神學的一部分。
不過，以斐羅為代表的希臘化猶太教，還產生了另外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結果，就是以「邏各斯」（Logos，意思就是「道」）為上帝與人之間最大的中介。與巴勒斯坦猶太教一樣，希臘化猶太教也引進了連結上帝與人間的中介概念。然而，希臘化猶太教將焦點集中在邏各斯上。邏各斯來自希臘文和希臘思想，指的是世界賴以存在和運行的不變法則，是屬於終極而非人間的東西。故此，與巴勒斯坦猶太教所提出的中介不同，邏各斯並非獨立於上帝以外的事物，而是上帝的延伸，是祂在萬事萬物之中的具體展現。即是說，上帝自身是人無法理解的，是徹底地抽象的終極形相，但邏各斯卻令我們可以在世事的運作過程之中發現上帝留下的痕跡。斐羅更進一步認為，邏各斯是上帝首生的兒子；這「上帝之子」既是施行創造和管理世界的代理人，又是人們感知和認識上帝的途徑。但是，我們不要太快將斐羅的邏各斯哲學等同新約對耶穌基督的理解。在斐羅的思想中，沒有道成肉身這回事；邏各斯沒有成為有形有體的人，而是等同於柏拉圖的形相世界。可以說，邏各斯是上帝的思想，同時又被投射為無形無相的物質，而這高級的物質再孕育出宇宙的法則 。[3]
斐羅的邏各斯哲學有深厚的希臘思想背景，並不容易明白。但無論如何，邏各斯這觀念對基督教傳統思想的形成尤關重要。《約翰福音》的開首如是說：「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一1–3；新標點和合本）以「道」（即邏各斯）來理解耶穌基督，明顯是受以斐羅為首的希臘化猶太教影響。當然，這不是說這種以邏各斯來理解耶穌基督的進路（一般被稱為「邏各斯基督論」〔Logos Christology〕）來自斐羅的思想，但無可否認的是，希臘化猶太教啟導了基督教思考耶穌基督身分的方式。
分道揚鑣
從上述的討論可見，基督教思想的誕生與猶太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事實上，正向文首所言，一世紀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猶太人，故此他們的信仰理所當然地與猶太教傳統是連貫的。基督教之「新」，非因摒棄猶太教傳統，而是以新的形式成全了猶太教的核心信仰。可是，兩次的猶太戰爭（Jewish-Roman Wars）卻改變了這一切。
公元66年，巴勒斯坦地區的猶太人發動叛變，謀求脫離羅馬帝國的統治，史稱第一次猶太戰爭（First Jewish-Roman War，公元66–70年）。在猶太人取得短暫的成功後，羅馬帝國的軍隊作出迅速的回應，很快便控制了戰局，並最終在70年攻破耶路撒冷，焚毀聖殿。在此之後，因為猶太教不同的派系都因參與叛變或聖殿被毀而消亡，所以猶太教的正統寶座只餘下兩大派系爭奪，一是繼承了法利賽人傳統的拉比猶太教（Rabbinic Judaism），另一則是猶太基督教（Jewish Christianity）。一世紀的基督教可粗略方為猶太基督教和外邦基督教（Gentile Christianity）兩大派，前者傳承自耶穌之弟雅各，後者則奉保羅為宗（參《使徒行傳》十五章）。在第一次猶太戰爭後，猶太基督教仍然是基督教的主流。可是，在那段時間，拉比猶太教逐步走向正統化，以妥拉（Torah，希伯來文「訓誨」之意，為猶太教的律法書，相等於基督教的《摩西五經》）和哈拉卡（halakah，希伯來文「實踐」之意，是猶太拉比的口傳律法）為規範，並將基督教定為異端。另一方面，隨着猶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猶太基督教喪失了這極具象徵意味的基地，使其在基督教的影響力日益衰微。過往，猶太基督教是基督教與猶太教繼續交流對話的重要橋樑；但在一世紀末，它卻變成了兩面不是人的弱勢派系：猶太教指責它不夠猶太，外邦基督教則認為它不夠基督教。當猶太基督教在第二次猶太戰爭（又稱巴爾科赫巴起義〔Bar Kokhba Revolt〕，公元132–136年）後退出歷史舞台後，基督教與猶太教失去了對話的橋樑，因而正式分道揚鑣 。[4]
從分離到排斥
上面提到，在兩次猶太戰爭期間，猶太基督教與外邦基督教的影響力此消彼長，造成了初期基督教在一、二世紀之交不可逆轉的改變。當前者竭力維持基督教信仰與猶太教的連貫時，後者卻以之為恥，想盡辦法要與猶太教劃清界線。最極端的做法是排除一切有猶太教影子的典籍，只留下「純正」的福音信仰。馬吉安（Marcion）便是表表者，他提出的正典聖經只有刪減了的《路加福音》和十卷他自己選出的保羅書信，整部希伯來聖經和所有具猶太色彩的新約書卷皆被剔除。雖然馬吉安被定為異端，但正統基督教其實也力求減低猶太元素的重要性。例如，《巴拿巴書》（The Epistle of Barnabas）便認為原初的十誡石板已在西奈山上失落，故以色列根本從來沒有與上帝締結真正的聖約。另外，希伯來聖經也成為基督教的「舊約聖經」，雖然被納入正典，但卻將之置於新約聖經的框架下理解，視新約為舊約的修正和成全。藉此，基督教避免完全切斷它跟猶太傳統的聯繫，但卻大大降低了後者的地位，以之為已完成任務的舊時代宗教。同一道理，基督教亦認為自己已經取代了猶太人的地位，是上帝所揀選的新以色列，是新時代的上帝子民。
除了將猶太教的元素據為己有外，基督教也加以排斥猶太教，並力圖證明自己的優越性。公元首數個世紀的神學家，幾乎無一不致力反駁猶太教，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與特賴福對話》（Dialogue with Trypho）便之其中之一。在這部書中，對話並不是平等的交流，而是一種藝術手法，論證基督教比猶太教更好地承繼摩西律法。另外，愛任紐（Irenaeus）亦強調基督教的教義勝過猶太教的全部律法，包括十誡。簡單來說，基督教的傳統雖然脫胎於猶太教，但前者不但亟欲與後者分離，更努力證明自己已取代後者，成為真正的上帝子民。[5]
結語
本文討論基督教傳統如何源自卻由背離猶太教，並不是要貶低基督教的地位。誠然，反猶傳統在一世紀已在基督教思想中滋養，在許多世紀後產生災難性後果，但這是初期神學家始料不及的。耶穌的追隨者本為猶太教內部的一股革新力量，但隨社會與政治的變遷，加上基督敎全面外邦化，致使基督教需要藉排拒孕育它的猶太教來確立自己的身分。筆者希望說明的是，基督教的思想不是從天而降的，也不是耶穌一手創立的，而是蛻變自源遠流長的猶太教，只是後來從母體分離出來而已。初期基督教在夾縫中尋索自身的身分，雖然對猶太教不甚公平，卻難以避免，這種身分危機，相信對今天的香港人並不陌生 。
[1] J. N. D.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4th ed. (London: Adam & Charles Black, 1968), 17–18.
[2] Paul Tillich,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10–11.
[3] Kelly, Early Christian Doctrines, 19–22.
[4] James D. G. Dunn, The Partings of the Way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and Their Significance for the Character of Christianity, 2nd ed. (London: SCM Press, 2006), 303–18.
[5] Jaroslav Pelika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1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