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綠簿旅友Green Book看身份認同- 淺談設計師如何為用家找回自我空間
電影綠簿旅友的故事發生在 60年代的美國，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正值實施種族隔離制度 — 吉姆·克勞法 Jim Crow Laws，是當時美國在南部以及邊境各州對有色人種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的法律。
故事偏偏發生於非裔鋼琴家 Don Shirley (Doc) 與他聘請的司機 Tony Lip 在戲中友誼的變化。整套戲以講述Tony與Doc的南部旅程為主軸，導演彼得費連尼在電影的前期為Tony與Doc的角色立下鮮明的設定。
來自大家庭的義大利裔美國人Tony Lip，是一個不折不扣，不修邊幅的人，過著當時美國一般普羅大眾的基層生活。抱著努力工作為求兩餐溫飽的生活信念。因為夜店裝修的緣固使Tony獲得這次司機面試的機會，從而認識到Don Shirley。電影前期的其中一個畫面揭示出Tony的家庭本身對有色人種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是Tony在太太一個轉身立馬把兩位修理工人用過的杯掉到垃圾桶裏。相反居住在頂層公寓，過著公子哥兒生活的Don Shirley則是一個被受教養，學識淵博但內心孤獨的音樂家。
南轅北轍的兩人走在一起，在旅途上各種心路歷程的變化，導演彼得費連尼在戲中透過兩人的對話潛移默化地把兩個角色活生生的刻畫出來，同時把每次的轉變留下伏線，讓觀眾重新思考種族歧視的問題。
兩人的思想和心態伴隨著這次南部出走而不斷擦出火花和變化，導演也不忘把幕前的觀眾一同帶到這趟旅程上，由膚色到階級觀念的歧視到最後伸展到「我是誰，Who Am I?」的一個自我身份認同問題。
題外話，其實上年除了綠簿旅友，以種族歧視為題材的文學還有Angie Thomas — The Hate U Give 和 Childish Gambino — This is America。當然這兩者就比較上用更多現代手法去描述現今美國種族歧視的問題。今時今日種族歧視的問題雖然沒有以前來得直接，卻更為複雜同時牽涉更多的問題，加上科技的影響，聲音更易走得兩極化，又使人難以辨別真偽。
Green Book之所以備受關注和討論，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導演把種族歧視的社會問題引申到個人「我是誰」的問題。我們每天都不斷在挑戰或反思我是誰，或自我價值的問題。電影漸漸把歧視的問題由外在對自身的看法轉向為內在的自我審視。Green Book在電影中把種族歧視的問題為觀眾提供更多的思考維度，也許這也是Green Book之所以能奪下2019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的原因之一。
Momondo 是一間旅遊搜索網站公司，在2016時發佈了一則很紅的感人廣告，用DNA去分析受試者血統的來源國家。廣告畢竟還是廣告，我們當然很難去介定一個人有幾多%國家的DNA，但至少Momondo的廣告背後帶出了一個重點： “We are never what we seemed we were”。
由此引證要為每一個生命個體打下分數，分門別類其實很困難。偏偏生活在社會上卻存在形形式式的標籤文化，叫我們對號入座。類此的困境令Don Shirley在戲中陷入「我是什麼」的一個疑問。
So if I’m not black enough and if I’m not white enough, then tell me, Tony, what am I!?- Don Shirley
其實標籤文化除了發生在現實社交生活外，還延伸到網絡和產品發展上。有沒有發覺用一個新App，填一份Form，開一個新Account我們總要回答好多私人問題，當中包括年齡、性別和種族。
在商業的角度，用家輸入愈多的資料當然愈好，數據有助我們更能了解用户，並且分析他們的喜好。同時我們把用户帶到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要麼把問題答好才能「下一步」不然就不能使用該產品服務。
此文重點並不是要否定商家向用户索取資料，但如何把問問題的技巧和答案，甚至內部UI設計得人性化是目前對設計師的挑戰。我們如何保持商業思維，同時為用户發聲？
以下為大家提供一兩個例子：
同一個問題兩種問法
避免性別偏見問題
以至於頭像設計，我們如何減少被標籤、分類？
最近才發現Netflix也提供了不少生動的頭像，例如根據不同的劇集選擇喜歡的角色當頭像也是個挺有創意的做法呢。
最後希望同為設計師／網絡用家的你都可以一起思考下：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的身份是否需要與網絡等同？
想表達是我地經常自覺科技先進，日日新，但使用／設計的人又有沒有跟上新的思維模式？
一個成功的產品設計應該搏盡採納用户數據抑或是透過給予用户空間而重新在產品𥚃定義自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