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不能變得小而美?

大衛·艾默《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

中共的民族政策最直觀的體現,一般人首先會聯想到每年“兩會”(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上那些披紅戴綠的少數民族與會者 — — 由於他們身穿艶麗的民族服裝,常常會成為攝影記者追拍的對象,官方媒體也樂於展示這些眩目的視覺效果。其實,他們平時從來不穿這些服裝,這是一年一度的嘉年華的禮服,其目的僅僅是為了顯示這些服裝還沒有遁入歷史和少數民族的生活有多麽幸福快樂。

如今,中共的文宣部門也懂得“與時俱進”,炮製出名為「五十六朵花」的女子偶像組合,欲與日本、南韓的女子偶像組合一爭高下。「五十六朵花」由五十六名十六歲至二十三歲、來自各民族的少女組成,官媒宣稱這是「全球第一組合」。新華網報道說,「五十六朵花」由文化部主管的東方文化藝術院宣傳部分管,日前在「CCTV五十六朵花中國夢最美麗」大型文藝活動上首次公開表演,驚艷全國。她們身穿白色T恤,演唱國家形象主打歌《中國夢最美麗》,部分團員即場演奏古箏、琵琶、揚琴等樂器。「五十六朵花」又號稱全球成員最多的流行演唱組合,其導演稱「五十六朵花」沒有像日本、韓國的女子組合般討好市場,而是以民族情感為核心,宣揚中國正能量及民族文化。然而,民間毫不買賬,網友直言說,好似昔日的文藝兵,又調侃說“遠看以為是大媽跳廣場舞”,斷言「一定沒市場」。

看到這則新聞,我不由地聯想到英國記者大衛·艾默寫的《被隱藏的中國:從新疆、西藏、雲南到滿洲的奇異旅程》一書。要瞭解接近一億的生活在帝國邊陲的少數民族的真實生活,看美艷如花的「五十六朵花」少女組合的表演,遠不如閱讀這本《被隱藏的中國》。

為什麼少數民族如此仇恨中央政府?

我喜歡閱讀深度遊記,比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寫亞洲、非洲國家的遊記,其敏銳的眼光和透徹的分析,不僅關乎飲食男女,更深入宗教、歷史、文化和政治的肌理,可以充當讓這些國家的治國者深感信服的“診療單”。大衛·艾默的這本《被隱藏的中國》也是如此 — — 他去過的中國的很多地方,我根本沒有去過,絕大多數生活在“內地”的中國人也沒有去過。他在新疆、西藏、雲南和滿洲這四大“最不像中國”的區塊穿梭漫步,深入中亞一望無垠的沙漠,攀登人跡罕至的高原雪域,在熱帶雨林中探尋毒販的足跡,在中朝邊境訪問“脫北者”的故事,每一頁都如磁石般地吸引人。

大衛·艾默驚訝地發現,在今日中國以「華夏文明」為尊的漢人思維裡,維吾爾人、藏人、西南或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依舊被視為化外之地的、需要被同化的「蠻夷」。因為政治、軍事與資源等現實考量,這些少數民族地區被納入中國,並被龐大的「中國」二字含糊概括,但各自的文化、宗教和政治經濟權益都被侵蝕、箝制乃至逐漸消失。這些分別屬於維族、哈薩克族、藏族、傣族、佤族、朝鮮族、滿族和鄂倫春族等不同族裔的人們,所持有的雖然是中國護照,但他們與鄰近邊境國家的民族在種族、信仰和語言上的關聯,反而比與中原漢人的聯繫更密切和深厚。他們中的很多人,并不具備沒有北京當局一心要建構的“國家認同感”,反之,他們對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共政權離心離德,甚至充滿仇恨。

為什麼這些少數民族如此痛恨中央政府?北京的目標是掠奪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資源,加速各少數民族的“漢化”或現代化的進程,使之成為帝國忠順的子民。為此,北京給予少數民族若干優待政策,比如不受一胎化政策限制、少數民族學生報考大學可以加分,對邊疆地區的大筆投資也列入中央政府的財政預算。但少數民族並不領受這些“好意”。為大衛·艾默擔任導遊的、受過大學教育的維族年輕一代菁英比利傾訴說:「漢人把所有的工作都給搶走了,他們的生活是愈來愈好了,可是我們卻是每況愈下。新疆所有城市的情況如出一轍。我們對此當然會感到相當憤怒。」居住在康巴地區的藏族僧人山否,強調自己無論如何都忠於達賴喇嘛,他偷偷收聽自由亞洲電臺的藏語節目,並告訴大衛·艾默說,“中國人說我們是四川人,可是我們是康巴人”。每當他用藏語提起“康巴”這個詞彙,都會把音量提高。在拉薩,大衛·艾默更是悲哀地發現:“空蕩的布達拉宮和昔日偉大喇嘛寺被降格成單純吸引觀光客的景點,還有老城區中武警的出沒,全都是再清楚不過的漢人宰制一切的符號。藏族真正的壓力來自心靈上 — — 中共從不間斷地試着要把他們與過去切割,提醒他們藏人缺乏自由,持續不變地把外在價值強置於那些單純想保有昔日信仰的人們身上。”而在中國最北端的邊境地區生活的鄂倫春族,中共建政之後就被收繳了獵槍,獵人的身份被終結,被限制定居在村莊之內。遊牧獵人是無法被綁在一個工作單位,或是透過鄰里加以監控的,自然被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就這樣,鄂倫春人的語言和文化傳統在短短半個世紀裡迅速消失,當地人對大衛·艾默說,再過三十年也許就沒有鄂倫春人了 — — 這是中共樂於看到的結果。

在邊陲尋找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內地的中國,在文革結束後三十多年瘋狂的、失控的經濟發展中,文明崩壞,道德沉淪,信任消失,人心惟危。毫不誇張地說,人民跟政府一樣壞,由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他們想單單靠炒股就能坐享其成,受貪婪之心的驅使,明知是高官顯貴設置的火坑也要跳下去;他們給醫生和老師塞紅包,也利用自己的權力和職業尋求更多的灰色收入;他們不敢對抗掠奪和侵害他們的掌權者,而是蔑視和羞辱那些處於更低社會層級的同胞;他們眼睜睜地看着小女孩被卡車壓死,見死不救成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這樣的中國,顯然不是大衛·艾默願意選擇的旅遊目的地。所以,他去了“另一個中國”,大部分旅遊者不會涉足的“帝國的邊陲”。

曾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華裔作家高行健,八十年代中期受到政治迫害的時候,獨自一人走向中國的邊陲之地,在那裡他重新定義人生,在那裡他修正偏斜的生活目標,在那裡他獲得了救贖和啓示,由此寫成《靈山》一書。其實,世上沒有靈山、沒有天堂,但在尚未遭到專制政治、唯利是圖的經濟模式以及爾虞我詐的人際關係玷汙的邊疆,確實隱藏着新文明的源泉與動力。

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大衛·艾默發現,傣族人被北京視為“模範少數民族”,他們沒有分離主義的政治運動,但在表面的順服背後,傣族人對中國以及漢族的統治並沒有強烈的認同感。傣族堅持過四月中的傣曆新年,這是一個確認自己與漢人基本上分為不同族裔的機會,同時也顯露出他們持續認定民族屬性的重要度是高於國籍認同的。很多漢人責難傣族人懶惰,但傣族人與自然環境之間有著更加和諧與親密的關係,不願為短期的發展而破壞熱帶雨林的生態。大衛·艾默指出:“美麗的傣族婦女無可避免地必須扮演起當地導遊的角色。不過,一旦在更大範圍內的傣邦內,也就是所謂的版納地區的村莊以及跨越邊界地區,傣族人還是靜靜地維持他們固有的方式禮佛,也永遠保持着他們的語言和傳統。”在這個意義上,傣族人是“溫柔的反抗者”,他們自給自足的王國延續了十二個世紀,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才在中共的武力威逼之下終結。

從最南端到最北端,在吉林省延吉地區,大衛·艾默不僅發現這裡堪稱“第三個韓國” — — 有韓語電視頻道、韓語報紙和韓語學校;他更發現,這裡是“基督信仰的根據地”。大衛·艾默的導遊、延吉大學的朝鮮族女生克莉斯蒂娜就是虔誠的基督徒,並且是政府控制之外的家庭教會的成員。三十歲左右的年輕的金牧師介紹說,他大學一年級到教會,發現生命中有比工作和錢更重要的東西。基督教在當地的年輕人當中有強勁的復興勢頭,這跟南韓人的宣教熱情有關。南韓傳教士保羅告訴大衛·艾默,因為沒有語言文化的差異,大約有一萬名南韓人住在延吉,其中半數都是傳教士。有趣的是,北京最具反抗精神的幾個家庭教會,其牧師都是來自東北地區的朝鮮族人,這跟他們堅韌勇敢的民族性格有莫大的關係。在全中國的範圍之內,基督信仰已經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最具吸引力的精神資源。大衛·艾默感嘆說:“年輕一代開始擁有信仰,就表示過去二十年間中國社會對於中共的信條 — — 只要沒人質疑中共統治的權力,就允許人民大賺其錢 — — 大幻滅持續擴大的證明。”

中國有可能退回明朝的疆域嗎?

中國從蘇聯抄襲來一套所謂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無法於中國的帝國傳統接軌,也不能適應全球民主化的潮流,致使民族衝突如當年的蘇聯愈演愈烈。大衛·艾默所到之處,發現少數民族的仇恨、憤怒、絕望的情緒宛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北京當局當然意識到這一點,每年超過七千億人民幣龐大的維穩經費,相當一部分用於維持邊疆地區的公共安全。可惜,如同一道裂縫越來越多的堤壩,再多的沙包也堵不住即將噴湧而出的水流。

大衛·艾默去過的某些地方,已經瀕臨叛亂和戰爭的邊緣,如新疆和西藏。一九九七年,中國軍隊在伊寧屠殺示威的維族民眾,十多年後,當大衛·艾默沿著那條曾經灑滿許多鮮血的路快步行走時,他如此寫道:“我盡力去理解於一九九七年所發生的一切。每當我在北京騎着腳踏車,穿過那些天安門事件中示威者被解放軍大量屠殺的街口時,也都會想到相同的問題。現場並沒有留下什麽好讓你想起逝去的無辜生靈,當局也完全不會提起他們。所發生過的一切,就這麽從官方記錄上一筆勾銷。”但是,倖存者依然堅持將陰森恐怖的歷史口耳相傳給,如同種子一樣在孩子們心中生根發芽。

那麽,如何才能給這個死結解套呢?領土和疆域從來不是固定不變的,每個國家轄區內的人口和種族也是進進出出。看看歷史學泰斗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冊》就一清二楚了。美國學者譚寶信在《跛腳的巨人:中國即將爆發的危機》一書中建議說,中國不妨主動退回明朝的邊界。換言之,不要強迫將大衛·艾默行走過的新疆、西藏、西雙版納和滿洲強行納入中國的版圖之中,強擰的瓜向來不甜。

對於中國的未來,譚寶信提出一套新的設想 — — 像世界其他那些走向獨立的區域那樣,與其經過戰爭和殺戮之後被迫分離,不如明智地主動分家,這樣還能保有友情與合作關係:“是否有一天中國會感覺,一個文化統一、純漢族人口、但領土狹小的國家會比較強大?或者中國寧可接受不知感恩的少數種族帶來的潛在不穩定,以交換例如能源、礦產和水等支援?”為什麼說分離對中國是一件好事呢?譚寶信指出:“中國步入現代化並壯大為強權、在二十世紀成為有競爭力的國家,是個艱鉅的挑戰。花時間和精力在非中國民族、想追求不同目標、且讓大家捲入生死存亡鬥爭的人身上,豈不是偏離了重點?”譚寶信強調說,一個政權可以藉武力統治,也可以藉共識統治,共識的成本低,也較單純。中國可以選擇它想要的人口,且可以在一個有共同價值的國家內塑造共識。那些不想要共同國家命運的人,可以被割捨分離。大衛·艾默書中講述的故事,似乎就是支持譚寶信觀點的證據。

然而,要說服篤信大一統觀念的中國統治者接受“分裂比統一好”的事實並不容易。二零一五年七月一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一百五十四票贊成、零票反對、一票棄權,通過《國家安全法》。中國曾於一九九三年制定國安法,但此次新法的範圍更廣。除了防範及懲治叛國、分裂國家、煽動顛覆政權、洩露國家機密等行為,也觸及邊防、海陸空、金融與經濟體制、糧食安全、能源及宗教等。中共似乎不願和解,不願示弱。如果用這部嚴苛的法律來衡量,譚寶信、大衛·艾默都可以算是教唆中國人分裂國家的危險分子,而《被隱藏的中國》一書中寫到的若干少數民族人士,無論激烈或溫和,都有可能被這部法令束縛,乃至送入監獄。一個冤冤相報的未來,真的是“中國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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