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二三事
作者：Dekjin Andy
屹立于天地之间的白山黑水，日出之国照耀的富庶土地。一个移民的社会，来自北边的抵抗暴政的精英，带来的是苏丽珂与索菲亚；雪原上的马队与渤海湾的千帆，是东方的拓荒者与五月花；再加上那伟大的阿布卡赫赫的子孙，一个远东的山巅之城就这么建立了起来，又随着巨大的历史车轮与专门毁灭文明的恶灵们的侵袭而沉沦至今。
当然，在巨大的历史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只能随波逐流，却难以改变。我的姥姥就是其中之一。她出生于1931年夏天的长春，一个满汉融合的家庭，从出生至今，她的生活就伴随着她从未离开的满洲大地而起起伏伏。
姥姥出生三个月后，满洲事变爆发，短短半年内，张作霖自治二十年，张学良归顺南京政府仅仅三年的满洲再次实现了名义上的独立。丝毫不见外的列岛邻居把姥姥的家乡从一个乱七八糟的大屯子变成了布局堪称世界顶级的帝国首都。
扯远了，现在说说姥姥个人。姥姥的满洲国公民身份从一岁到十四岁，从婴孩到国中。完全记得事情大概也就是七八岁到十四岁的年纪。也就是这短短的六七年时间，形成了她受益终生的好习惯。
1.做事认真，姥姥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a. 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她在二道河子（今二道区）的城乡结合部上小学，多亏了万恶的奴化教育，满洲国规定无论城乡，无论男女必须接受教育（1939年出生在海城乡下的奶奶也是这样，只不过刚上高小就翻天覆地了）。当时的小学上半天学，下午要回家整理农活或者进新京市内的亲戚家帮忙家务。偶尔回去附近村落的日本开垦团农忙。姥姥自幼在小学的日本教师那里养成的习惯，做事情要做就做到最认真。一般去开垦团干活都是在秋天收获季节，姥姥收水稻的时候把水稻整捆拾掇的尽可能等齐排列，收割大葱摆放的时候永远是把泥土洗刷干净，如果马上就要拿去统一售卖的，那么永远是把根部摘得干干净净，死皮处理的丝毫不留。她永远不是劳动量最大的，但是永远是最仔细的那个。回报就是，每次忙完工作结账的时候，她永远可以额外拿到一笔奖励。
b. 小学的最后两年，因为亲戚的努力，她从二道河子进了新京城内，住在了南岭的亲戚家。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南岭女子优等中学。当时的女中进行的是军事化管理，经常不定期进行军训。虽然说步伐走不好不会遭到太严厉的训斥，但是姥姥的自尊心不允许她不做最优秀的那个。一般学校的军训操演，姥姥带领的班级方队永远是让关东军教官竖起大拇指的。
2. 与人为善
姥姥进入南岭女中之后，与当时康德皇帝溥仪的妻子福贵人李玉琴的妹妹成了同班同学（当然，福贵人也是这所中学的学生，是姥姥的学姐）。当时这位福贵人的妹妹在班里仗着是皇帝的小姨子，也算是一大姐大型的人物，大家都很惧怕。惧怕的同时，这位大姐的学习成绩可是不堪入目（满洲国教育公平得紧，作弊串通是严重的被处罚行为），她也没法强迫同学去教她学习。不过姥姥却仗着自己成绩好，经常在学习上给她开小灶，尤其是日语（姥姥的亲戚当年在日本人的株式会社做职员，日语自不在话下，姥姥的日语在1945年之前与日本人交流完全没有问题）。
就这样，这位大姐在班里，姥姥是她唯一的朋友。后来满洲国灭亡，国军进入，福贵人的妹妹加入了三青团，对政治充满厌恶的姥姥劝不住，却没有跟随。后来1948年长春围城，二人也就失去了联系。姥姥到现在对她的这个朋友是时常惦念（就算熬过了围城，三青团的积极分子，这也是一条重罪）。
Ps：关于福贵人李玉琴的妹妹，我在网上也只找到了这只言片语：
日本人说送我进宫念书
我1928年生于长春的乡下，我行六，上边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边有一个妹妹。我家祖籍山东莱州府，是一户贫佃农。我六七岁时，全家搬进了城，但父亲养活我们非常困难。
1943年2月，我在伪满新京南岭女子优等学校念书。有一天，日本人校长小林带看女教师藤并到告班挑选学生，从每班六十人中挑选三四名，条件是学习好、长相好，告方面表现都不错的。选好了集合在一起，到了一家较大的日本人开的照相馆，每人照了一些四寸相片。据说照相的有百十来个。
过了两三个礼拜之后，这天是星期日，我在排队买东西，排的队伍足有二千人，我站了很久，忽然妹妹跑来了，说家里来了两个日本人，叫你马上回去呢。到家一看是校长小林和女教师藤并。我一进屋，藤并就和我说：“你的大大的好的，皇帝陛下选你到宫里去念书的。”可是我母亲吓傻了，她说我父亲不在家，她不能做这个主。小林、藤并就叫我带他们一同去找我父亲。我带他们到了父亲做事的饭铺，我父亲一看日本人来找他，吓得脸都黄了，不知我惹了什么祸事，赶忙先给倒茶炒菜，请他们吃酒。他们一边吃看一边又把皇帝命令说了一遍。吃完，对我父亲说，他们要带我到帝室御用挂吉冈家去，我父亲哪敌说不。我就跟他们去了。
姥姥的一生与政治密不可分，这是她这一代人的真实写照。她对政治不热衷，却从来不在关键时刻站错队。姥姥也说，这种敏捷性与机智可能是天生的。1945年8月，满洲国毁于苏军的进入（对于苏联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满洲人简直是咬牙切齿）。姥姥经历过把自己的“樱桃小丸子”发型剪成板寸，脸上脖子上涂满煤灰才能出门的日子。即使是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对待苏联所谓同志的看法上，她也是从心底认为这不是解放，是一次彻底的入侵与掠夺。
长春围城，是一件姥姥这一代人都无法回避的祸事。姥姥家算是幸运的，自从包围圈一开始，二道河子的家乡附近的国军就撤防了，姥姥家得以幸免于封锁线之外。但是旁系亲属家有落在交火线上和城里的，那就是死伤惨重了。等到战役结束，姥姥进入长春市内的时候，景象确实有点难以忍受的恐怖，她在亲戚家寄宿隔壁的台湾医生邻居，二战后依然留在长春的日本女老师，都已经确定的饿死在了城内。
1949年之后的日子里，姥姥先是在奉天市委工作，而后厌倦了无聊的机关工作，在1955年辞职高考，考进了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又回到了沈阳，在一个日本人留下框架技术与共产党的培养专业类人才的某大学任教，教的是她基本上从未真正相信的党史专业（还真的不是打心眼里不信，这个东西三天两头改来改去的，只要有智商的人都没办法相信）。
沉默寡言的她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磨难，嫁给了1943年从山东到大连后参加革命的姥爷（之前组织上给她介绍过对象，只不过姥姥一听说对方是围城时期的军官，坚决的拒绝了）。后来有了我的妈妈和舅舅。我的姥姥自1949年之后从来没跟组织唱过反调，但是也有自己的最基本操守 — — 如果做事情，那么就要做最认真的。
受惠于日本人的教育观点，即使在对知识分子最残酷的年代，姥姥也坚信她的孩子必须要受到教育。妈妈和舅舅都是八十年代最有理想的一代大学生，而后他们又遇到了同样优秀的另一半，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我的姥姥，这个平凡伟大的女人。
从立场上而言，姥姥比我更加被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可能她不会认可我的一些称呼与用法，但是我相信她的外孙会欣慰于把她描绘得如此伟大。
85岁高龄还能每天做二十个俯卧撑的姥姥，我相信您是可以看见平行时空与现实的再一次交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