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明的復興,還是野蠻的復興?

王永寬《中國古代的酷刑》

要防“奴隸造反”,就更加用“酷刑”……酷的教育,使人們見酷而不再覺其酷,例如無端殺死幾個民眾,先前是大家就會嚷起來的,現在卻只如見了日常茶飯事。

魯迅

習近平接班之後的第一次公共活動,是率領全體新科中共政治局常委到國家博物館參觀所謂《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在其“重要講話”中說:“這個展覽回顧了中華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華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華民族的明天,給人以深刻教育和啟示。”他說中華民族的昨天是“雄關漫道真如鐵”,今天是“人間正道是滄桑”,明天是“長風破浪會有時”,對毛澤東詩詞可謂爛熟於心。習近平宣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習近平還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

習近平所憧憬的“復興”,不過是中國數百個特權家族的“復興”:他們可以肆無忌憚地侵吞國家財產、腰纏萬貫、一夜暴富,當然是志得意滿地“復興”了。但是,對於被暴力拆遷的挖土機奪去生命的唐福珍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對於“被自殺”的李旺陽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對於遭受酷刑折磨的滕彪們來說,“復興”與之無緣。如果說胡錦濤在過去十年裡成功地以暴力維穩達成“一個人的和諧”,那麼習近平仍然寄希望於以暴力維穩實現“一個人的復興”。

習近平與其率領同僚們參觀《復興之路》中偽造的歷史的展覽,不如在政治局的例行學習中一起讀一讀歷史學者王永寬所著之《中國古代酷刑》一書,以瞭解中國歷史中野蠻的、反文明的那一面,進而反省共產黨是如何將這些糟粕變本加厲、發揚光大的。如此,結束酷刑、踐行法治才有可能邁出關鍵一步。

殘忍意識是超越階級身份的“全民共識”

關於中國“輝煌史”的著作汗牛充棟,但關於中國“不文明史”的著作則屈指可數 — — 王永寬的《中國古代的酷刑》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本。作者在序言中說,有人讀這本書的時候,猜想作者一定意志堅毅而剛強,否則怎麼能將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敘述得有聲有色、歷歷在目?但是,當認識作者之後,才發現作者是一個見殘花枯葉而悲憫、見傷口血跡而驚懼的軟心腸的人。那麼,王永寬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他記錄酷刑是為了告別酷刑,是要讓“這種野蠻的歷史、血肉的煉獄,隨著文明的進展,在人類社會中完全絕跡”!

中國人喜歡炫耀自己的“世界之最”,說什麼長城、熊貓、功夫是中國的標誌,其實酷刑才是中國的標誌,正如王永寬所說:“說到中國的酷刑及其他殘忍行為,其名目之多、手段之狠、受害之慘在世界史上史很突出的。翻一翻二十四史中的刑法志、酷吏傳,查一查《太平御覽》、《淵鑒類函》、《古今圖書集成》等書的刑法部分,那裡面記載的各種刑罰名稱、各種用刑方式以及許許多多血淋淋的事實,令人怵目驚心。野史筆記、小說戲曲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或描寫,又為正史的記載提供了豐富的旁證。”中國人並不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而是將想像力和創造力用在與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地方,他們在發明花樣繁多的酷刑方式上,絕對堪稱獨步世界。在這本書中,梳理了淩遲、車裂、斬首、腰斬、剝皮、炮烙、烹煮、剖腹、抽腸、射殺、沉河、絞縊、鴆毒、黥面、割鼻、截舌、挖眼、斷手、鑰腳、宮刑、幽閉、枷項、笞杖、廷杖、鞭撲、人食、獸咬、拷訊、雜刑等二十九種,每一種酷刑的起源及流變,每一種酷刑的施加者與受害者,作者均娓娓道來。讀完一幕幕慘絕人寰的場景,讓人不得不信服作者的結論:“歷代統治者暴虐的本性和害人的機巧在使用刑罰的問題上得到極其充分的表現,恣意摧殘人的肉體的種種怪術絕招都被創造出來,人類的殘忍意識也通過各種殘忍行為作了血淋淋的發揮。”

馬列主義史觀認為,酷刑是統治者的專利,故而將酷刑之罪惡全盤推給統治階級。這種二分法倒是簡潔明快,卻不符合歷史真相。嚴肅忠實的史家的職責,是恢復歷史的原貌,不惜與官方奉行的意識形態抵牾。王永寬通過一樁樁無法回避的歷史事實證明:酷刑不是統治者的專利,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鎮壓者與反抗者在對酷刑的熱愛上是一致的 — — “明末的張獻忠是被壓迫者,他在使用酷刑時和朱元璋、朱棣沒有什麼兩樣;李自成攻佔北京之後,劉宗敏等將領對明朝的達官顯貴實行酷刑追贓,手段之狠毒不亞於錦衣衛掌管的詔獄;太平天國有個將領名叫傅學賢,參加農民革命非常之堅決,旦他慣於使用火烙火錐等毒刑,與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同樣兇殘。”殘忍是一種傳播最快的傳染病,借用在獄中翻譯《資治通鑒》、對中國歷史了然於胸的臺灣作家柏楊的說法,既然中國是一個大醬缸,那麼在醬缸中的每個人都無法潔身自好。

儒家文化是酷刑氾濫的文化推手

在中國歷史中,酷刑氾濫、法治欠缺的根本原因何在?儒法互補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始作俑者。尤其是唯我獨尊的儒家思想,表面上宣揚“仁者愛人”,尤其強調“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從來都是為獨裁張目,漠視個體的自由和生命的價值,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望,子不得不亡”。由此形成“成王敗寇”的歷史觀,抹煞是非、善惡之區別,那些殺人如麻的混世魔王,一直被當作風流人物、一代天驕以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典範。被儒家視為道德文章之典範的王陽明、曾國藩、左宗棠,個個都是手上沾滿民眾鮮血的劊子手。學者吳思以“血酬定律”來概括中國歷史的真相,掌握暴力的獨裁者,掌握了對他人生命的生殺予奪之權,以及對他人的身體和精神施加酷刑的權力,正如王永寬所論:“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學說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觀念,規定了等級森嚴的尊卑秩序,上級對下級,長輩對晚輩,具有主宰、支配乃至生殺之權,反過來只有無條件地服從,稍有反抗便被視為大逆不道。這種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決定了古代政治基本特點只能是專制。”

以人性善為旨歸的儒家觀念,對人性惡的氾濫束手無策。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中國的掌權者從不尊重法律和契約,將酷刑作為鞏固權力、打擊政敵的不二法門。“權”大於“法”,“法”是“權”之附庸。所謂“王法”,“王”在“法”之前,“王”是不言自明的立法者,“王”不受“法”之約束。王永寬指出:“皇帝和各級官府在執行法律的過程中帶有極大的隨意性,他們可以隨時改變既定的法律條文,隨時發佈新的法律條文。在專制政治的淫威之下,法律被擠壓,被扭曲,顯得非常軟弱,當皇帝和各級官府使用法外之刑的時候,法律無力加以阻止和糾正。同時,非法的酷刑一旦經官方使用,它也就取得了一定的依據。有時,前代的非法之刑也會正列入後世的法典,如淩遲在唐代之前是法外之刑,到了宋代之後以至於明清,就成法律規定的死刑之一了。”換言之,掌權的帝王將相是法律的化身,一言九鼎,視法律為無物,中國文化中沒有法治精神。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英國早在一二一五年就誕生了《大憲章》。《大憲章》中確立了一些英國貴族和平民共同享有的政治權利與自由,亦保障教會不受國王的控制;同時改革法律和司法,限制國王及王室官員的行為。最初的《大憲章》有六十三項條款,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第三十九條,由它衍生了人身保護的概念:“除非經過由普通法官進行的法律審判,或是根據法律行事;否則任何自由的人,不應被拘留或囚禁、或被奪去財產、被放逐或被殺害。”根據這個條文的規定,國王若要審判任何一個人,只能依據法律;而不能以他的私人喜好來進行,王權因而受到有效的限制。在此後英國的歷史中,雖然也出現過一些濫施酷刑的時期及個案,但酷刑並未像在中國那樣成為一種人們司空見慣的現象。在中國,少數先知先覺對酷刑的反思和抗議宛如空谷回音,應者寥寥。

共產黨時代的酷刑登峰造極

從《中國古代的酷刑》的書名就可以知道,這本書寫的是中國古代的酷刑,並未涉及近代以來酷刑的發展和變異。不過,作者清楚地知道:“殘忍意識在各方面的表現有時是自覺的,有時是不自覺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澱形成一種巨大的歷史惰性,直到當代仍然到處遊蕩著它的影子。”跟研究古代的酷刑相比,研究當代的酷刑肯定會冒更大風險,因為那些熱衷和施加酷刑的傢伙還人模人樣地坐在主席臺上。或許,在未來的民主中國,有了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王永寬或其同道之人就能寫出《中國古代的酷刑》的續篇 — — 那就是《中國當代的酷刑》。

從暴力奪權到暴力維穩,中共從未改變其匪性。早在奪取政權之前,中共就擅長以酷刑統一思想、誅殺異己、進而實現高度中央集權之目標。歷史學家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指出,濫施酷刑伴隨著毛澤東在黨內飛升的整個歷程。共產黨不是一九四九年進城之後才變壞的,共產黨一創立的時候起就壞透了。早在一九三零年前後,紅軍以階級鬥爭名義,在毛澤東的主導之下大肆殺戮,“AB團”案有八萬人被殺,“改組派”有兩萬人被殺,“社會民主黨”有六千兩百人被殺。中共江西省委全體幹部以及紅二十軍軍長、政委以下,副排長以上幹部全部被殺。毛澤東的權威隨著酷刑和殺戮而樹立起來。

在一系列冤案中,為毛立下汗馬功勞的是劊子手李韶九。紅軍將領肖克回憶說,李韶九的父親是湖南嘉禾城裡的流氓頭子之一,李韶九從年幼時候起就無知、兇狠、殘暴。一九二八年,李韶九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酷刑折磨紅軍官兵。他命令把竹簽從受刑人的手指頭與指甲蓋之間的縫裡打下去,一錘錘鑽心的痛。另一種刑法,是用香火燒人的身體,慢慢地折磨受刑人。他甚至將女子的衣服褲子脫光,用香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現存的江西省行委《緊急通告第九號》檔中,有一段李韶九審問當時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段良弼的記錄。李對段施用酷刑,不一會兒段被打得體無完膚,兩個大拇指都折斷了。

在後來延安的“肅反運動”中,酷刑的普遍使用使得“紅都”變成“活地獄”。陝北根據地元老習仲勳差點被活埋,晚年他回憶說,當時兩條腿在審訊時被燒得露出骨頭,活埋他的坑已經挖好,就在關押他的房子旁邊。“肅反”人員準備第二天就將習仲勳等幾名陝北紅軍高級領導人一同活埋。誰知第二天奇跡般地傳來黨中央“停止殺人”的命令。劉志丹、習仲勳等百余名“叛徒嫌疑人”才倖存下來。這一細節比《二十六史》的記載更讓人不寒而慄。倘若那時習仲勳被活埋了,哪還有後來的習近平呢?那麼,共產黨又該找誰來當接班人呢?

習近平接班之後,中國極速滑向“警察國家”,兇殘甚于納粹的蓋世太保和斯大林的克格勃的國保警察,成為黨的私家衛隊。不僅草根上訪者被關進黑監獄,遭受酷刑和強姦,即便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律師、學者和作家也成為濫施酷刑的對象。習近平試圖以“復興夢”招攬民心,然而,中國需要的是文明的復興,而不是野蠻的復興。只要中國還有一個人受到酷刑,人權奮鬥者、歷史學者以及每個公民就不能袖手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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