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战争
Bronze Wars

文:臘老貓

文明输入

先史时代的东亚诸文明,通过网状交通线吸收肥沃新月地带文明母体的乳汁,演化发展出各自的青铜文明时代。其中最主要的文明传播路线包括:中亚-河湟-巴蜀-安南路线,中亚-鄂尔多斯-代-洛 — 洞鄱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波斯湾-印度-南洋-南粤海上走廊。四条路线越过内亚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后,在地理障碍较小的东亚半岛编织形成更加密集而复杂的网络结构。东亚古史时代的多中心性质,正是上述网络结构的自然体现。

湖湘虽然并没有占据最有利的交通枢纽地位,仍然能够充分利用网络,凭借中亚-鄂尔多斯-代-洛 — 洞鄱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吸收养料,发展和充实自己的文明。湖湘文明得天独厚,占据了东亚巨大的铜矿、锑矿等有色金属产区,对发展青铜器时代的高技术武器和高附加值贸易,都极为有利。但是湖湘的青铜时代并不是和平安详的苹果酒,不是田园牧歌、商贾繁荣的慢调。文明是痛苦,湖湘的青铜辉煌是在抗击北方邪恶轴心的攻伐酷战与汇通西南贸易线的双重变奏中,收获的德性奖品。

北方邪恶轴心的嗜血南侵适逢草原型文明在内亚的崛起。草原型文明进入世界以后造成了第一波后果,其极大地加快了传播的速度。西亚的苏美尔文明被来自伊朗的埃兰人灭亡以后,苏美尔文明的结晶 — — 战车,文字,青铜等等开始由游牧民族从中亚由西向东传播,致使中亚-鄂尔多斯-代-洛路线格外繁荣。商周王朝,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得以侵伐四方的战车技术是从两河流域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地方输入的。因为他们战车的结构和形式,跟中东地区相似度太强了,而且时间又晚了一千多年。在北方邪恶轴心获得了强有力的军事技术之后,南北方的平衡被打破。南方如巴蜀地区的文明虽然已经产生了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但是在邦国暴力组织的发育程度上却输给了以“华夏文明”为代表的北方。北方匮乏的物质资源导致暴力组织的迅速进化,以此来掠夺稀缺的资源。在这一点上,农作物产量高、生活条件优越的南方输给了北方。公元前四千多年的时候,已经彻底变成邪恶轴心的北方文明在汲取了西亚-中亚地区的先进技术之后,由北向南发动了规模庞大的侵略战争,而三苗荆湘铜矿有色金属丰富且正当南侵要道,诚如诸欧之波兰,抗击在反对东方邪恶集团第一线,青铜战争血斗绵延。

今人復建的商代戰車

南侵战争

《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今本竹书纪年》载: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

《诗》小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

《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猶。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俨犹,蛮荆来威。”

北人的史诗即是南人的血恨,北人骄矜的战功不过是侵略的罪史。江汉流域和洞庭湖南北,留下了大量暴商与暴周血腥侵略三苗后裔“荆蛮”方国的血证。《竹书纪年》载:“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即暴商的军队在攻占“有洛”(今河南洛河一带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伐“荆蛮”,一度迫使“荆蛮”称服。后盘庚迁殷,政权稳定,武丁即位,国力增强,在攻击吉方、土方和鬼方的同时,对“荆蛮”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诗经商颂·殷武》载:“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郑玄笺日:“罙,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冒人其险阻,谓喻方城之隘,克其军率而俘虏其士众。”暴商王朝的军队深人到三苗荆湘地区,携内亚输入的杀器,屠杀我三苗族裔,罪数难云,天惩其咎。

后果有西北周羌集团与商邦同生态竞争,垄断了通向中亚道路的和技术输入道路,利用它跟草原更加密切的接触,实现了一场军事组织的革命 。进而周羌灭商,以镐为中心建立起一个新的强大的邦国体系,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共历257年,史称西周。

周武王滅商

在西周初期,由于商的邦国统治被推翻,周的封建体系急于巩固,南方以三苗“荆蛮”为主的方国集团得以避免过度的烈性战争,能够竞争性的利用中亚-鄂尔多斯-代-洛 — 洞鄱路线、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吸收来自西亚文明核心区的养料,并大力开发自身丰饶的铜矿与有色金属。这也为未来湘楚文明的强盛问鼎中原埋下了伏笔。

至西周中叶,“荆蛮”已成为周邦封建体系南方的劲敌。《后汉书·南蛮传》云:“其在唐虞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逮于周世,党众弥盛。”故从昭王开始,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古本竹书纪年·周纪》载:“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西周金文亦多有昭王南征“荆蛮”的记载。

北人污名下的荆湘南蛮并非原始部落,而是历经高庙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数千年文化沉淀,涌现过战神蚩尤逐鹿中原的三苗族裔。在吸收了来自中亚与西南的文明养料后,三苗邦国并起,并非等闲。周昭王对“荆蛮”作战自然不顺利,遭到了以“荆蛮”为主的三苗集团的激烈抗击。汉许慎《说文解字》:“曀,阴而风也。”“大曀”,可能是天昏地暗,狂风大作。结果昭王“丧六师于汉”。周昭王的第二次南征,战争十分激烈和残酷,最后是昭王带去的禁旅全军覆灭。昭王不甘心于失败,在其末年又一次南征。但这一次是“南巡狩,不返”,即昭王自己死于南国。根据记载,昭王南征时,“涉汉”,即越过汉水。其矛头所向显然是长江中游沿岸和洞庭湖湘北。所谓“卒于江上”,一般均理解为死于长江。《吕氏春秋》和《帝王世纪》说是死于汉水。这还值得考究。另有一说,即《太平寰宇记》及《大清一统志》等史籍记载,今长沙与湘潭之间的湘江岸边有“昭山”,传说系因当年周昭王南攻至此而得名,其江中有深潭名“昭潭”,即昭王葬身之处。

今天的昭山

继而的周穆王南侵等,亦是北人之血罪,只是具体侵略对象《古本竹书纪年》不同文本各有出入。除记为“楚、“荆”.外,也有作“越”、“ 纡”的。如:“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看来,将穆王征伐的对象记为“越”,也有一定根据。因为自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长江中游和沅湘洞庭湖的三苗,确实广受东南越人和越文化分布地区的影响,吸收了经中亚-印度-藏缅-滇黔湘粤陆地走廊来自文明核心区的养料。

湖湘青铜

有生命力的民族,善于在战争中学习。三苗荆湘的部族邦国,在盘庚迁殷后商邦对“荆蛮”的征伐和军事、政治势力的进一步南侵中,透过侵略者的手眼吸收了大量来自中亚的文明养分。根据考古学界的意见,商人的青铜铸造技术在商代中期已传到湖湘的北部,商代晚期已到达湖湘中部,甚至远达湘南。湖湘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常常反映出湖湘对中亚-中原的高超吸收能力。如湖湘出土的瓶、小型分档柱足鼎、圆尊、方尊、爵、瓤等,与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如出一范。更有四羊方尊、人面方鼎之类湖湘青铜出于其类,拔于其萃。

體現湖湘民族高超學習能力的作品 四羊方尊

西周侵略者对南方“荆蛮”地区的多次用兵,客观上也促进了中亚-中原文化与南方三苗文化的交流。荆湘不仅吸收了大量中亚-中原文明,更以湖湘三苗的创造力反向输出到北地。近数十年来,在湖湘境内出土了大批西周青铜器,其中不少器物,从造型到纹饰与中原周文化有明显的共同因素和相似之处。如,湘潭青山桥出土的西周晚期铜鼎,形制上具有中原西周中叶所出现的沿耳外侈、下腹外鼓、圆底近平和柱足上粗下细的风格,并同长安普渡村出土的铜鼎类似。所饰的夔纹,则为西周中期以前盛行,至西周晚期依然存在的作风。更有浏阳澄潭江、湘乡和湘潭等地出土的铜甫钟,其造型以及细线云雷纹均与长安普渡村出土的周穆王时代雨钟相同。考古学界认为,这类雨钟以及大饶,西周中叶在陕西一带出现,是受南方影响所致。这都反映了中原文化与湖湘三苗土著文化在西周时代的相互影响。正是中亚-中原文化与南方的三苗荆湘等土著文化的这种交流融合,沉淀文明的养分,为相继的楚文化的形成和湘楚文明的历史灿烂奠下了丰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