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香港民族論》

二零一三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雜誌發表了四篇主題爲“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文章,一時間宛如“亂石穿空,卷起千堆雪”,引發種種爭議,北京方面自然是恨之入骨,北京的傀儡梁振英更是口誅筆伐。然而,那些讓中共及其走卒驚慌失措的思想,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思想。隨即,《學苑》的編輯們又約香港、臺灣和北美的五位華人學者和評論員撰寫同一主題的論文,將九篇重量級的文章結集成《香港民族論》一書出版。

本書撰稿人之一的徐承恩在《香港本土意識簡史》一文中,特別提及二零一三年發生的紀念六四燭光晚會的口號之爭。支聯會計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作為口號,不料許多年輕人對此不滿。他們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不是認同大中華的國家觀念,而是出於普世關懷而支援鄰近國家的民主運動。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支持香港年輕人的觀點,卻遭到支聯會常委徐漢光的辱罵。後來,支聯會在輿論壓力之下,向丁子霖道歉,並修改了原來的口號。

這一事件爲香港民主運動抹上了一道傷痕,更標識著香港民主運動的接力棒已經由老一輩認同“民主回歸”的泛民陣營轉移到具有明確的本土意識的年輕一代手上。香港的年輕一代不是不願關心六四,而是不願繼續被動地“愛國”,他們要站在普世人權價值的高度上關心六四。所以,關心六四與關懷本土是可以兼容的。

任何一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興起,都離不開來自外部的壓力。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的香港,儘管民主特別是選舉方面相對滯後,但倫敦基本上按照法治和自由的原則治理這個比英國本土更有活力的東方殖民地。許多港人對英國統治的時代並不感到恥辱,反倒充滿眷戀。而香港之所以未能在民主和自治方面更加進步,不是英國人不想那樣做,而是受制於中國的束縛,正如學者珍·莫里斯(Jan Morris)所論:“要是換了是在其他地理位置上的話,香港恐怕老早已經自治了,就跟英國別的殖民地差不多,到最後就活脫會是另一個新加坡。”香港沒有成為新加坡,罪過不在英國,而在中國。

中國確實成為香港今天一切不幸的根源。當年,清帝國將香港割讓給英國,並沒有徵求居住在香港的華人的意見;而中國以新殖民者的姿態收回香港,同樣沒有徵求現今的香港人的意見。只經過短短十多年時間,港人對回歸的善意想像灰飛煙滅,《學苑》年度總編輯梁繼平不無憤怒地數點了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的種種災難:“中共及港府一直具策略地去瓦解香港人的身份,包括高舉中國民族主義及其史觀、積極推動國民教育、在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中文、收編各大傳媒及壓制本土影視業、推動邊境融合與中港同城化、大量輸入新移民、放寬大量自由行來港、推動消除基於居民身份的差別待遇之法案等。”不僅香港人認同的基本價值遭到腐蝕,香港人的日常生活也深受攪擾,難怪香港人民怨聲載道。

那麽,香港人如何與這種宛如滅頂之災的命運抗爭?梁繼平認為:“透過建構香港民族論述,我們將重新發掘、詮釋並凝練香港的文化內涵、生活方式與身份認同,守衛香港人身份的獨特性,免遭受中共同質化。”他也向香港知識界提出懇切的呼籲:“香港知識分子的當務之急,是須重新審視、挑選並演繹香港的本土歷史與文化內涵,建構出一套具主體意識的民族論述,繼而將其成為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香港民族論》就是這樣一部拋磚引玉之作。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的興起

香港人能否形成一個民族呢?如果用傳統的種族和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概念,香港人很難形成一個獨立民族,因為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廣東人,熱衷於祖先崇拜的香港人常常去廣東尋根。但是,如果用“公民的民族主義”或者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憲政民族主義”的概念論述,則“香港民族”完全可以成立。臺灣學者吳叡人指出:“所謂香港民族,主要是以共同命運、共同政治社會體制、共同心理特徵與共同價值等標凖來界定的,與血緣、種族無關。本質上是開放的,與北京的血緣民族論形成鮮明的對比。”北京當局在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騙局破產後,祭出了愛因斯坦所説的“流氓手上最后一張王牌”,即與納粹近似的“血緣民族論”,中共領導人常常將血濃於水、炎黃子孫等詞語掛在嘴邊。但是,納粹當年以現代人類學所確認的雅利安人的概念爲標牓,中共今天卻只能用不倫不類的、自相矛盾的“中華民族”的說法來籠絡人心。

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是香港民族論的理論基礎。以文明程度而論,香港人有資格宣稱自己跟中國人不屬於同一個民族。香港人需要反對的,不單單是共產黨政權,更是共產黨政權的“民意基礎”。一般人不敢說出這一真相和真理:反共與反中不可截然分開。共產黨不單單是一個“外來邪教”,共產黨還將中國的國民劣根性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共產黨也不是一群普通的綁匪,若僅僅依靠武力和暴力,共產黨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治中國。當年,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確實得到大部分中國各階層民眾的衷心支持。而經過共產黨漫長而殘暴的統治,作為人質的民眾早已跟綁匪“精神同構”。對此,蘇賡哲指出:“歷史事實是,中共是有民意支持的。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建立政權;沒有民意支持,它不能在六四萬人唾罵下發展成目前的貪腐大國。沒有這樣的人民,就不會有這樣的政權。”所以,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華人文化圈中思想被汙染的人,都需要一個“刮骨療傷”的過程。

中國不是一個公民社會,而香港已經邁入半個公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媒體和網路社交媒體上,連公民社會都成爲“敏感詞”。共產黨最害怕的就是奴隸變成公民。學者資中筠指出:“中國最需要的是培養理性的、有現代意識的公民,而不是愚民、順民。實際上,愚民、順民并不能保證社會安定,沒有明確的公民意識,沒有法治觀念,在某種情況下,順民很容易變成暴民。建立公民社會是當務之急。我始終不能理解為什么‘公民’如此犯忌,提倡公民教育會獲罪。如果把最講理、有良知、有正義感、主張溫和漸變、培養公民社會的人都打壓下去,一旦有事,順民無告,變成暴民,那才會無序大亂,是十分危險的。”其實,共產黨仇視公民社會的原因很簡單:對於共產黨來說,暴民造成的動亂是遙遠的危險,而共產黨擔憂的看得見的危險 — — 覺醒的公民的維權運動。

由於共產黨的愚民統治,使得中國的民間社會跟朝廷一樣卑賤暴戾。既然官場肆無忌憚地腐敗,民間也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線。香港對中國開放自由行,帶給香港的收穫,除了少許旅遊收入,更多的是秩序的淪喪,以及公民與愚民、暴民的文化衝突。蘇賡哲評論説:“土改可以謀財害命,奶粉製造者、食品生產者、玩具製造者為了謀財,當然就不顧人命。他們在精神上是一脈相承的,不是時代有別,也不一定為了鬥爭,都可以這樣做,因為在文明程度上他們已經爛掉了,爛成香港人以外的另一個民族了。”那麽,香港人為什麼不能選擇不跟這個野蠻的族群做“同一個夢”呢?

如果將公民民族主義和憲政民族主義訴諸於政治實踐,就是作為普世價值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的“住民自決”原則。如《學苑》副總編輯王俊杰所説:“自決,歸根究底是為了捍衛人生而擁有的價值與尊嚴。”如果不能“住民自決”,或者如北京宣稱的那樣,香港七百萬人的命運,必須要由中國的十三億人來決定;那麽,無非是在十三億奴隸中再增加七百萬奴隸而已。香港人當中當然也有“奴在心者”,如梁振英、葉劉淑儀、民建聯、愛港力;但絕大多數香港人不願做奴隸,而要奮力爭取公民身份,他們出現在維園燭光晚會中,出現在七一大遊行中,出現在魚蛋革命的巷戰中。

香港文化的精粹不是華夏文化,而是英美文化

如果説香港民族的概念可以成立,那麽與之配套的就是香港文化 — — 沒有獨特的文化體系,民族就是一個空空如也的符號。

那麽,如何定義香港文化呢?香港不是某些“北京中心主義者”心目中所蔑視的“文化沙漠”,產生於香港的金庸的武俠小說、粵語歌曲以及港味電影等,一度風靡中國、臺灣、東南亞以及整個華語文化圈。本書中收入曹曉諾的《香港人的背後是整個文化體系》一文,論證了香港文化的獨特性及在沉寂中的出路:香港的文化人不應當忘我地追逐中國的市場、投合中國官方的喜好、進而被中國的文化黑洞所吞噬;反之,應當建構本土文化的崗位、表現香港的獨有城市特色。

再進一步發掘,香港文化的根基是什麽?香港評論人、有“國師”之稱的陳雲在其著名的《香港城邦論》中指出,香港須傳承華夏正統,在文化上比中國大陸優越。但是,李啓迪質疑這種“以華夏文化反征服中國”的思路是否可行,而且香港文化不能單單以華夏文化的精髓來概括。學富五車的陳雲,在常識問題的判斷力,甚至不如李啓迪這樣一名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精準。

在我看來,陳雲的“香港文化是華夏文化的正統”的觀點,與海外新儒家以及中國國內的傳統文化論者同樣荒謬。論證華夏文化的優越性,跟論證中國人人種的優越性一樣,是畫餅充饑、望梅止渴、自欺欺人。所謂博大精深的華夏文化,並沒有讓中國人過上自由、民主、有尊嚴的生活,並沒有在中國建構三權分立、多黨競爭、全民普選的政治制度,以及保護私有產權、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那麽,這種文化究竟有多大的保存價值呢?即便保存下來,它早已脫離了其誕生的土壤,又如何存活下去呢?

香港人比中國人提前進入文明狀態,不是得益於華夏文化的熏陶 — — 如果按照這一思路衡量,最“文明”的不應當是香港,而是作為孔孟之鄉的山東、或者作為中華文明發源地的中原大省河南。然而,這兩個省份偏偏離文明最遠,發生的法西斯暴行也最多:在日光之下,山東的地方政府將東師古村打造成一座囚禁盲人陳光誠的監獄,河南的地方政府則迫使調查艾滋病村真相的高耀潔醫生踏上流亡路。作為政府幫凶的,還有無數吃人血饅頭的當地底層民眾,他們心安理得地幫助政府打工,身兼受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角色而不自知。

必須承認,香港文化中最可珍貴的部分,都來自於英國,用英國保守主義政治家丹尼爾·漢南(Daniel Hannan)的話來說,英語文化的範疇“是盎格魯圈,而不是盎格魯人”,是用文化及其背後的價值和信仰來劃線,而不以人的膚色和血統來區隔。香港理所當然地屬於“盎格魯圈”,也就是丘吉爾所説的“英語民族”,儘管會講英文的香港人只是少部分浮在社會上層的精英階級,但英語文化及價值在香港早已“處處留香” — — 就連香港的警匪片中,也會出現法官依照普通法判案的細節。

何謂英語文明?丘吉爾在其巨著《英語民族史》中,如此論述建立在英語之上的文明的特質:“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訂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持法律的公正的獨立法庭。這才是‘文明’ — — 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丹尼爾·漢南進一步闡釋説,選舉議會、人身保護令、契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開放的市場、出版自由、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陪審制等等,“無論如何也不能説是一個先進社會生而就有的組成部分,它們是借助英語語言發展出的政治意識形態的產物。這種意識形態,連同這種語言,傳播得如此广泛,以至於我們常常忘記了,它們的源頭實際獨一無二”。

香港何其幸運 — — 當年割走香港的是英國,而不是法國、德國、西班牙等“非英語國家”。英國留給香港的制度遺產,可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之內被中國侵蝕乃至摧毀;但是,英國留給香港的文化遺產,可以讓香港的年輕一代跟中共展開一場持久的、堅韌的、必勝的“價值觀之戰”。

香港不是古舊的城邦,而是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

陳雲的《香港城邦論》是以歐洲城邦的歷史折射香港未來的走向,如古典時代的雅典、或如近代的日內瓦、但澤等“自由市”。然而,以上這些城邦都是失敗的個案,它們都沒有在鄰近帝國的壓力及內部的矛盾之下長存下來。或許,陳雲的城邦之説,只是一種敘事策略,以此掩飾其內心的獨立慾望。然而,雖然費盡心思過度包裝,陳雲仍被“左膠”和“大中華膠”們冠以“港獨教父”的帽子,實在是枉費心機。

跟已經有社會地位、瞻前顧後的知識分子們相比,反倒是香港大學《學苑》雜誌的這群年輕人,毫無畏懼地喊出港獨的口號。十年前,我最後一次去香港訪問時,曾經詢問過幾位被視為香港民主派中最激進的位朋友,港獨的想法在香港究竟有多大的支持度?他們都擺手搖頭説,主張港獨的人在香港屈指可數、寥寥無幾。殊不知,才短短十年時間,昔日被視為天方夜譚的港獨就蔚為大觀。若年輕一代繼續成長和突圍,港獨未嘗不可能成爲未來十年香港的主流意識。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了一份關於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感的最新民意調查報告。令人驚訝的是,在十八至二十九歲的受訪者中,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三的人認為自已是中國人。而在北京舉行奧運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達到頂峰,逾百分之五十一的香港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種中國認同迅速降低、香港認同迅速上升的強烈對比,已然成為一種中共無法掌控、無法改變的大趨勢。即便未來中共政權崩潰、中國艱難地向民主的方向轉型,這種趨勢或許會減緩,但絕對不可能逆轉。

清帝國崩潰之後,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竭力繼承清帝國的衣鉢,以維持原有的廣袤疆域爲榮耀。結果,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了夾在古老帝國和近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四不像”。具有香港背景、任教於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孔誥烽指出,近年來的國際局勢演變顯示,單一制多民族國家已經走入死胡同。在此世界背景之下,“什麽是中國人”本身也成了一個讓人彷徨的問題。在價值系統紊亂的中國,如社會學家孫立平所説,“國家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又怎麽可能讓香港人對“中國”這個千瘡百孔的宏大敘事表示效忠呢?

香港本身就能孕育生長成為一個新的生命與價值共同體,它將超越古舊的城邦概念而走出一條嶄新的希望之路。它將由一次或多次香港的全民公投來確立,它是開放式的而非封閉的。新加坡、科索沃、東帝汶所走過獨立建國的道路,香港也可以效仿。香港人的教育水準、民主素養和國際視野,都比以上這些國家的國民更為優秀,“香港國”可以成為東亞的民主、自由、法治、富裕的典範。

過去,香港是一座“逃城”。《學苑》編輯之一的李啓迪認為:“香港的本質是一個逃避戰亂中國和共產黨統治的難民社會,但經過定居一代的艱苦奮鬥,終於在偏安一隅的一塊小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和身份認同。”今天的香港人的先輩,大都是躲避歷代中國暴政的移民,李啓迪甚至用“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和抗擊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官兵來類比之:正如“五月花”號帶著新教徒來到美洲開天闢地是象徵崇尚自由和反對帝制統治,或英國人打破西班牙無敵艦隊和納爾遜戰死特法拉加海戰象徵其海上霸權,香港也有自己的“民族神話”。一九九七年之前,香港出現過一輪逃亡潮。但是,如今的香港年輕一代不願繼續逃亡,他們視香港爲家:“香港是我們的主場,憑什麼要我們離開?年輕一代寧願絕地求生,亦不甘坐以待斃將家園拱手相讓。守護香港自治,已無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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