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元（ 龍岩學院傳播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我們是否能夠從「媒介」的角度而不是從人類的角度來想像我們的歷史？德國媒介理論家基德勒（Friedrich Kittler）即提供了如此奇特的歷史想像。在他所書寫的媒介史與媒介理論中，人類只是幫助媒介維持自身運行與後續進步發展的「技術性零件」。直白地說，媒介不是我們的工具，因為我們只是它的「工具人」。這種近乎奇幻的歷史想像內容為何？其又有什麼意義？這是我們將在此簡單討論的問題。 一、媒介的「中央處理器」：語言文字紀元中的人類 人類的第一次「工具化」歷程出現在受到德國觀念論美學與哲學影響的19世紀歐洲教育改革。因為這些教育改革通過重建人類與「語言文字媒介」的關係，而無意間將「人」轉換為可以為「語言文字」增生出影像、聲音與音樂，並將這些「多媒體」綁定在一起的「中央處理器」。 譬如，當時的教育改革不再要求語言學習者對辭彙語句進行死記硬背，而是建議讓學習者從字詞的音樂化碎片（如ba、be、bi、bo、bu等）開始學習，通過「唱」出這些碎片的組合來進行語言學習。這等於是將語言教本轉換為「曲譜」，將學習者的嘴巴轉換為「樂器」，來「唱」出語言文字。又如，教育改革者也開始反對出聲的背誦，轉而開始訓練「默讀」能力，以在讓學習者在自己腦中擬想出聲音，然後再進一步對這些聲音進行視覺畫面的想像。總體來說，通過一系列措施，這些教育改革徹底轉換了人類與語言文字間的關係：從人類過往對語言文字的無盡背誦與原封不動的傳承，到語言文字通過「人」而變得既是音樂，也是（腦中的）聲音與圖畫。

文／宗靜萍（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 近年來網際網路普及，大幅改變國人閱聽節目的習慣。昔日國人透過有線電視系統付費機制，收看上百個國內外頻道，節目內容包羅萬象目不暇給，對閱聽眾而言看似「物超所值」，但實則不然。 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統計，近五年來，全國有線電視系統總訂戶數從民國106年第三季五百二十六萬九千餘戶，逐季、逐年下滑至去（111）年底 四百六十四萬七千餘戶，減少六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三戶，如果真是「物超所值」，「剪線潮」為何會出現？回答問題之前，我們試著從下列觀點思考，就不難理解「剪線潮」為何會出現，難的事無法預測出現的時間點及未來會如何轉折。 首先，從傳播科技發展的歷史來看，當新媒體出現時，舊媒體何去何從？如果舊媒體不想走入歷史成為閱聽眾美麗的回憶，而是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生存下來，舊媒體就必須主動加入新媒體的元素。最常見的就是，閱聽眾除了仍能透過傳統媒體閱聽內容外，更能透過網路及專屬應用程式（APP）接收內容。目前傳統廣播電台最常見的做法，就是主持人在錄音室現場主持節目，但也同步以臉書或youtube直播節目，留言與互動。優點是，新舊媒體並行互補，閱聽眾不僅能「聽」到主持人及受訪者聲音，更能看到影像，增加媒介的豐富性。傳統電台節目因廣告插播而被迫中斷，以及節目中對廣告的相關限制，在以臉書或youtube進行直播時，完全不受影響。

文／王右君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 東南亞裔移住者在台灣的身影，隨勞動政策和跨國婚姻日益顯著，2018年4月，公共電視台以促進移民／工資訊近用為旨，常態性播出印、泰、越語新聞，也開啟台灣公共媒體為移住社群打造專屬新聞節目的先例。 媒體參與向來是社會、公民和政治參與的要徑（Carpentier, Dahlgren, & Pasquali, 2013 …

文／賴玉釵（銘傳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近年遊戲開發者關切科普知識「電玩化」，轉譯科教資訊為互動敘事。著名如熱門動漫《工作細胞》改編為電玩，擬人化呈現白血球、血小板與NK細胞，傳播醫學知識。再如「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也為遊戲開發者青睞，產製者以娛樂形態推介科普知識。若干自然書寫改編之電玩作品獲世界級獎項，甚具研究顯著度。 自然書寫取材真實世界，強調非虛構素材、親身體驗、知識符碼、文學修辭、生態反思，易跨域結合圖像及影視（吳明益，2012）。自然書寫著重「故事化」及「圖像化」（視覺化），需以故事「感動人」而非「說服人」（永原康史，2016／李柏黎、嚴可婷譯，2018；Kidd, 2014）。自然書寫者具體說明動植物之外顯特徵，故易轉為科學插圖與電玩等類型。正因自然書寫「故事化」及「圖像化」特質，此成後續改編一大助益，故受遊戲開發者關注。部份電玩敘事者以「慢遊戲」（slow play）為訴求，體現另種遊戲美學。慢遊戲的故事安排不以破關為旨趣，突破既有商業電玩的競爭／互動形式。

文／孫秀蕙（政治大學廣告系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之故，曾經改成線上舉辦的臺灣傳播學會年會，今年終於在臺南長榮大學舉行了實體會議。在第二天的研討活動結束之後，身為土生土長臺南人的我，自告奮勇，帶領幾位傳播學術界的朋友在臺南舊城區漫步，協助解說這座古老城市的文化史。 臺南舊名府城，其地理範疇主要為現今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以東的範圍，也是所謂的舊城區，我的老家永福路日式宅邸位於此，對面的永福國小則建築在清代「台灣兵備道」道署的遺構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倡導白話文運動的胡適，他的父親胡鐵花曾在府城當官，其辦公室與宿舍之地就是永福國小的北側建築。1952年時胡適重返故居，在當時已成為永福國小土地上，親手種下一棵榕樹，因此我的母校永福國小將校內庭園命名為「胡適園」。 府城最早和「傳播」產生連結是1885年，當時知名的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所創辦了《臺灣府城教會報》，是近代臺灣第一份報紙，使用的是廈門音福建話的羅馬拼音。據說創刊號裡就有長榮中學的招生訊息，而剛好本年度傳播學會年會的主辦單位就是長榮大學，由此可見教會組織對於府城媒介、教育及文化的深耕之用心，長達一百三十年以上！

文／楊鎵民（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 它的名字就叫黃河…… 若不認識侯德健，讀者也應該聽過《龍的傳人》這首歌。如果周子瑜、戴立忍、陳艾琳等藝人，是近期台灣與中國之間國族認同爭議白熱化的受害者代表，則侯德健「叛逃中國」彰顯了1980 年代的政治認同氛圍。看似作古的事件，隨著近期台灣藝人到中國發展遇到的認同議題，值得被重現以鑑往知來。 《龍的傳人》源自1978年中美斷交的背景，由侯德健一手創作，起初是自彈自唱，但直到1980年李建復翻唱後才走紅，更在當時綜藝節目《綜藝一百》所舉辦的「創作歌謠排行榜」，蟬聯14 週冠軍，因而侯德健順勢成為當時家喻戶曉的「愛國歌手」。然而在最紅的時刻，侯德健卻選擇於1983 年到香港宣傳唱片的機會轉赴中國（違背蔣經國時期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身為愛國歌手卻叛逃到中國，侯德健這一操作讓黨國政府不知所措，並在當時報紙媒體與黨外雜誌形成了兩種鮮明的論調。

文／侯政男（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 前言：「傳統美食」之操作型定義 首先，一定會有人質疑我的「傳統美食」定義，所以開宗明義先做個說明。在這個文章中，「傳統美食」的操作型定義是指一個特定領域或文化中被廣泛接受和遵循的飲食方式/習慣，是由傳統、經驗和歷史所塑造的，代代相傳並在社會中被認可和遵守。由於是代代相傳，如果以台灣的發展歷史來看，應該是要兼具清朝、日本、國民黨，以及民進黨執政這些時期的歷史發展軌跡，才真正稱得上「傳統美食」。 1960s：老海安路成長的小朋友 這張黑白照片（圖一）是五十四年前拍攝於台南市海安路的一場婚禮，新郎主角是我大舅，右邊美麗的媽媽抱著嘴巴開開的小孩便是我，而後邊站著陪伴身旁的西裝帥哥便是家父。我後續在海安路成長度過我的童年，早上走在遍滿舊屋及機踏車穿梭的老街上，迎面而來的是一種屬於古老府城獨有的早餐氣味。但這種記憶中的氣味在現今網路明星及網民共同創造的「媒體框架」現象下，突然間已經逐漸被淡淡遺忘。

文／于成（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攝影術的前身之一暗箱（camera obscura）確立了一種使用光學媒介（optical media）的觀看者模式：觀看者處於封閉的空間內，與外界分離，透過一個純粹客觀的光點觀看外部世界，通過這個點，整個世界得以精確複製和再現。（Jonathan Crary 2017）這種強調客觀再現的觀看模式可以在攝影者、攝像者、電影觀眾身上找到，他們需要在固定的位置上，透過客觀之點感知並識別出外部的客體。 暗箱拒絕觀看者的身體互動，只要求人們拿好設備，或找好位置坐下，觀看圖像或影像。這種靜默、不動聲色的觀看方式構成了媒介環境中人類姿態的重要一極。隨著媒介的演化，全景畫（panorama）、費納奇鏡（Phenakistoscope）等試圖把人的身體從暗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人變得更主動、更自由，但人仍然是限制性空間中的觀看者。

文／臧國仁、蔡琰（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退休教授） 值此「老人研究」（aging studies）漸趨普及之時，本文旨在省察「老人傳播研究」（ag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面臨之困境與挑戰以期沉澱與深化，從而討論此一與「生命歷程」（lifespan）有關之研究傳統如何協助眾人正視自己的韶華逝去、家人的盛年難再以及他人的繁華落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