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愧的異鄉人
我出生在90年代的廣東。
我記憶中的童年,看香港電視台的電視劇和卡通片,幾乎是所有小朋友的日常和潮流。6、7歲的時候,我以為世上只有兩個電視台,一個是電視劇比較好看的TVB,另一個是卡通片比較好看的亞視。之後一度風靡大陸年青一代的湖南衛視、浙江衛視,並不在我家四方水缸電視的調頻範圍。
我原先在鄉下讀小學,下課時同學間用廣東話溝通是理所當然;上課時,只要不是在語文課上教授生字,老師大都會用廣東話講課。雖然後來轉去小城鎮讀書,不僅語文老師,幾乎所有老師都規定用普通話上課,而且無端端多了個“推普”(推廣普通話)的學校政策,要求學生下課期間也需要說普通話,但同學之間還是偏愛用廣東話交談。那時的廣東孩子,對自己的母語 — — 廣東話,還沒有產生恥感,即便沒有形成捍衛母語的自覺,但在整體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下,還是覺得廣東話比其他語言來得熟悉親切。
我10歲之前,香港文化絕對是廣東年輕一代的潮流標桿,香港的歌曲、電影和電視劇,構成了我們津津樂道的所有流行元素。我甚至一度有錯覺,覺得我同電視裡面的香港,是存在於同一個時空,以為公仔箱內的人同我生活在同一個地方。所以,小時候的我,經常會疑惑,為何電視告白里賣的零食,我平時在街上總是找不到;為何電視里說天文台明明已刮起8號風球,我們這邊還是風和日麗?如你所見,我的確是一個從小就受香港文化影響好深的大陸人。
雖然,我到現在,還是最喜歡香港文化,甚至對香港衍生出一種與家鄉不相上下的連結感。但是,與我年紀相仿的同齡人,大都隨著時代浪濤,從迷戀香港的Twins、Cookies,轉向台灣的周杰倫、蔡依林,再到日韓的Super Junior、AKB48,繼而是,舔屏大陸的所謂小鮮肉。他們大多數與香港漸行漸遠,於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陸的光輝燃盡之前,早就曲終人散。但是,我可以好大膽地說,我與他們不同,我一直跟車很貼,始終關注香港的政治文化圈,就算時移世易也不離不棄。即便作為一個廣東人,我居然17歲才初次到香港旅遊,我現在常居在香港的日子也僅1年左右,我卻覺得自己同這座城市已締結了超過10年的感情。每次去到歌曲或影視中提到的地方,我都有一種Deja vu的熟悉陌生感。
雖然我好喜歡香港,但是我與這裡的人始終缺少共同經歷,無一齊在雨傘下吃過催淚彈,或者在新東補選中為魚蛋義士投下一票,又怎麼算是同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運?如果說,上世紀戰後或文革期間來港的新移民,還有同香港共同成長、慢慢磨合的機會,我清楚自己並無資格要求香港人把我納入同舟共濟的“自己人”範圍。只要不願做鴕鳥的正常人都知道,香港如今確確切切處在一個飽受中國殖民的危機存亡之秋。香港所有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中共要蠶食香港”的問題。雖然我可以為自己移居香港的行為作出貌似“合乎人權”的辯護,如逃避中共的極權統治之流流,但我始終是藉助中共的殖民體系才得以來到香港,對本地人或其他國家移民而言皆不公平。我自覺羞愧,但又無可奈何。
自從高中時期猛然意識到廣東話已諷刺地在廣東示微,而中國人離民主制度至少相隔數百年政治素養的殘酷事實後,我就產生逃離中國的強烈欲望,甚至很難對廣東產生認同感。那時,我開始知道大陸這邊提也不敢提的“六四”,香港人會年年風雨不改到維園悼念(雖然“悼念六四”現時已摻雜太多雜質,但當其時的確令我滿懷敬意);而鮮有大陸學生質疑的洗腦政治課(“國民教育”在中國的翻版),在香港卻引起學界乃至全社會的反彈,最終在聲勢浩大的“反國教”壓力下被撤回。我開始看到希望,而香港無疑是我的救命稻草。在一個充斥著對民主自由無感的愚民社會,擁有基本的人權不是奢求,而是海市蜃樓。我自私地選擇自救,而不是留下與中國人共同對抗那個十惡不赦的政權。
我於心有愧地脫離中國這個所謂的命運共同體,一頭扎進我想象中的“香港”,那個“中港矛盾雖然嚴重,但應該不會太歧視廣東人吧”的香港,那個“雖然被資本主義吃硬,卻仍能容下文藝廢青”的香港,那個“沒有民主,但至少有自由和法治”的香港。
始料未及的是,現實總要對想象大打折扣,也可能是事情總是惡化得太過嚴重。雖然我不是香港人,但是我無法不認同本土派的很多論述,因為這是邏輯相當通順的東西,再加上我極度不希望香港陸沉,保護這個雖然日漸污穢、但仍然相對潔淨的城市,我實在沒有理由反對。但是,另一方面,對本土派的認同,又是在大大力地鞭撻我自己,我知道大部分本土派人士亦很難將我們這類比較奇怪的“廣東人”納入“自己人”的類別,因而只能游離在“不相關的人”與“敵人”之間。矛盾的身份認同,令我不是中國人,亦不是香港人,以致我經常精神分裂地在面對各類新聞時,先憤怒繼而羞愧 — — 為中國如斯破壞香港的本來面目而憤怒,為自己生而為中國人而羞愧。
我多麼希望,廣東人的特質沒有因為數千萬的外來人口而被沖淡,廣東人可以因毗鄰香港的優勢而形成政治覺醒,那我就可以留下與他們一起戰鬥。但是,沒有。廣東早就不是廣東。香港電影《十年》裡面的“本地蛋”情節早就在廣東實現,很多父母是廣東人的新一代廣孩根本就不屑於亦說不好廣東話,甚或完全不會說。每每在街上碰到用普通話回應父母用廣東話向其發問的小朋友,我就清楚意識到,我們作為廣東人的基因早被中共成功清除,要想重拾廣東文化已是癡人說夢。
“中國”就像一種致命的傳染病,所到之處尸橫遍野、面目全非,唯一的解藥只能是被外來力量打救,重回四分五裂的狀態,經歷起碼過百年如同香港的殖民洗禮,才能稍稍遠離以“虛偽”和“大一統”為標籤的損民利“國”文化。這個時刻會否到來,我並不樂觀。經濟可崩盤,但中共仍能堅持獨裁統治屹立不倒,這點我是不太懷疑的。就算中國的平民百姓飽受戰亂飢餓之苦,中共還是會窮兵贖武、加強軍備,寧願搞航空母艦亦不去治理豬瘟,這是順乎共產黨邏輯的,看隔離北韓就知道。
我現在唯一不希望的是,“中國”的病症在香港身上發作得太快,令最後一個講廣東話的社群都要滅絕。雖然我在香港是一個異鄉人,不少本土派在中國的迫害下亦很難接納與我類似的人,但是我真的不想去台灣,我很不捨得講廣東話的香港,無產的我亦經受不起這種再度遠走他鄉的折磨。羞愧的我心裡常常迴響:“自詡熱愛自由,但本質自私的人不配有民主,結果連自由也終被奪去。”即使非你族群,我也很想留下與你們同呼吸、共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