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咁的補課時段 ~ 第四、五集】

李建澤校園衝擊案審結,但大學人事以至操守所引起的爭議餘波未了;另一方面,眾年輕大狀律師也繼續為口奔馳。

李建澤案控方掌握照片

擔任外判主控 (prosecutor-on-fiat) 的饒 SC 在審訊中途收到由執法部門提供的照片,他打算用來輔助盤問被告,並訓示徒弟指照片不算是「正式證據」,毋須「像處理其他證據一般,先知會辯方」,最終在提問前一刻才提交法庭和提供予辯方。

終審庭在「特區 訴 李明治案」(2003) 中解釋指,刑事案件的控方有責任向辯方充分地披露資料,而且不限於控方打算用作呈堂的證據,亦包括與案件所有已見或潛在爭議點有關的所有相關 (relevant) 或者關鍵資料 (material information),以及可能會「削弱控方案情」或者「對辯方案情有幫助」的相關資料。一般而言,在警方或執法部門搜集過程中取得、但最終毋須由控方倚賴呈堂作證據的資料,控方需要提供一套副本予辯方,亦即所謂「不被引用的材料」(unused material)。

在最近一宗由裁判官審理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中,主審裁判官宣判時批評控方就披露責任的理解出錯。案中的廉署人員直到開審前一日才向辯方提供 unused material,其中包括廉署調查人員的手寫筆記。在法庭問及為何控方不選擇及早披露這些資料時,控方起初辯解說寫出這些筆記的廉署人員不會作為控方證人上庭,及後又指「只有與案情爭議點相關的資料才需要披露」,裁判官明言控方的解釋完全錯誤 (plainly wrong),並重申李明治案的披露責任原則,是指控方有明確責任,要披露所有關鍵資料 (all material information),包括與案情可能有責的資料,「及所有可能有助辯方準備案情的資料」。

明顯地,現實中的檢控官絕不能像劇中的饒 SC 那樣,企圖用 MFI (marked for identification) 處理資料的方式,就蒙混掩蓋了向辯方及早披露資料的責任。

另外,香港法庭主要遵循上訴庭在 2002 年 Lee Chi Fai 案訂立的原則,以兩個層次的測試去檢視圖片或者影片證據可否呈堂︰(1) 證物是否與案有關 (relevance);及 (2) 假若有關的話,影像證據表面上是否真確 (prima facie authentic),即有否任何干擾證據可信性的改動、刪節或添加等。

由於范大狀在對被告的主問 (examination-in-chief) 中曾經問及他與教授的個人關係,因此控方在盤問 (cross-examination) 時會有權以挑戰被告可信性 (credibility) 為由,提出關於兩人關係的爭議點。

其他細微可議之處

~ 范大狀在第四集尾段的陳詞,是有關被告的罪名應否成立,劇本似乎混淆了這陳詞及判刑階段 (sentencing) 的陳詞,以致范大狀會在這階段就已經求請法庭「輕判」。

~ 第五集中爺爺在量刑求情 (mitigation) 過程為李建澤陳情,聲淚俱下;現實中法庭會審閱其他非案件當事方(例如家人、朋友或其他人士)有關被告品格及犯案背景的求情信,但不會接納讓求情者上證人台作出陳述。如果辯方真的希望讓親屬就被告的品格向法庭陳述,正確做法是在案件審訊的階段,以證人身份提供品格證據。

~ 范大狀以朋友身份陪同教授參與校董會主席的飯局;根據香港大律師行為守則 (Code of Conduct) 第 5.6(c) 段,執業大律師可以免費向朋友、親屬提供法律意見,或者以義助名義提供免費的法律事宜的意見,但如果及後教授期望范大律師進一步代表他出席一些研訊、調查,或者在書信中代表教授就相關事件表達立場,這些都會構成「執業」行為,必須先透過事務律師取得委託方可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