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年多前第一次看到《Bullshit Jobs》(狗屁工作)的理论,几乎与当时重新热议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同时出现,从那时起我开始审视自己以及身边的人所从事的是否是狗屁工作,也开始试着去重新理解工作的意义。

提出这个理论的是人类学家 David Graeber,他也是 「Occupy Wall Street」的重要精神领袖。他认为当今社会中有许多工作,对这个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即使连做这些工作的人都无法给出这些工作的真正意义。

Graeber 在书中将这些无意义的狗屁工作分为五类:

1、flunkies (随从):为满足上级或管理人员的虚荣心而存在的工作,例如前台、行政助理、门卫

2、goons (受雇的打手):代表公司其他员工而存在的工作(通常他们的存在是因为其他公司也有相应的职位),例如公关、游说人员,法律顾问

3、duct tapers (修正胶带):为了修复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和问题的工作,例如专门修复代码的程序员,专门安抚乘客的航空公司员工

4、box tickers(打勾者):利用宣传展示公司做过什么事(通常是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公司内部杂志的编辑、业绩监督员等

5、taskmasters (监工):管理一些不需要管理的人,或为其他人创造更多狗屁工作的工作,例如公司中层管理,专业管理人员

After Cambridge Analytica …

不好意思,标题党了。答案就是大数据。

今年 7 月 Netflix 推出的纪录片 《The Great Hack》 (隐私大盗) ,完整还原了 2018 年 Facebook 与 剑桥分析 (Cambridge Analytica) 数据门事件的原委。虽然纪录片中只记录了自数据门事件被揭露后所发生的事情,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也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剑桥分析是一间自称基于数据挖掘、以及行为数据研究为政治团体提供宣传战略的咨询公司。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我们作为互联网用户早已熟悉的一套理论。就好像科技公司利用我们的个人行为数据来向我们推送可能喜欢购买的商品一样。剑桥分析通过用户的个人行为数据,可以预测甚至是准确地判断用户的政治倾向、性格,并对这些用户进行影响宣传。

正如下图泄露的剑桥分析为当年特朗普选举所做的计划书中一样,通过收集原始数据(事实为通过Facebook 上一款性格测试游戏获得 5000 多万用户的行为数据),为用户建模并找出符合某种特定画像的选民(例如,政治倾向仍摇摆不定或是拥有容易受影响的人格),再通过大量多平台的社交媒体以及渠道无孔不入地向此群体进行内容传输,以最终影响他们的想法。

前言

许多人在考虑是否要加入一间创业公司的时候,“能够成长得更快”,总会成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创业这几年来,我也经常以相似的理由劝说犹豫不决的候选人加入自己的公司,或是给身边的朋友这样的建议。

去大公司你可能很长时间都只能做一个螺丝钉,但是在一间年轻的创业公司,在最短的时间内你将可能从螺丝钉变成最重要的引擎。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因为 …

Charlie Sheng

communicator for technology. stories on startups, tech industry, big data and com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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