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 — 心得&導讀 Part III

名詞介紹

矗石逢釘:

棒打出頭釘,槍打出頭鳥的意思

中央日報:

1965年三星集團會長李秉喆創立的南韓大報,後來交由曾任內政及法務部長的洪璡基經營。洪璡基的女兒洪羅喜嫁給三星現任會長李健熙;而當時面試李容馬的中央日報會長洪錫炫是洪璡基的二兒子、李健熙的小舅子,曾經在盧武鉉時間擔任駐美大使。中央日報向來以精湛的商業動態報導聞名,與「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並稱南韓三大報,這三報立場皆偏向保守派。

MBC:

韓國大型傳媒之一,與SBS、KBS、EBS並稱為韓國四大全國性廣播機構。創立於1961年,初時為商營傳媒機構。最初只經營AM廣播業務,電視業務在1969年才開始經營。

新右派:

保守主義思想的一支,它反對戰爭後國家干預的轉向,也抗拒自由主義式或進步主義式社會價值的擴散,因此可以說是反革命的一個例子。

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

韓國的一個網路論壇網站。原本是搜集DC INSIDE這個論壇網站中,因偏激或有害而被刪除的內容進行保存的網站。後來漸漸轉變成擁有獨自內容的極右派社群網站。以歧視韓國女性、歧視外勞、歧視韓國某些地區、批評攻擊或惡意抹黑左派人士、貶低世越號事件而聞名。

六、矗石逢釘

進入MBC

李容馬在結束為期三個月的旅行後返回首爾,參加第一個報社面試是「中央日報」,在經過筆試跟實習後來到最終面試卻落榜,眼看很多落榜的人都比上榜的人優秀,李容馬在和很多落榜人談過後推測為:「中央日報不想要太過重視原則的人。」面試官洪錫炫會長問過:「大學時期是否上街頭抗爭過?」1987年的大學生,大家都有不得不抗爭的環境,所以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是不得不的時代使然,就落榜了。

隔一年後,民營的SBS先發布招考公布,結果又被問到和「中央日報」類似的問題,大學時期有沒有抗爭過,然後又理直氣壯地回答,果不其然又落榜。所以得出結論:這些企業根本不是想要聰明的人,是想要「擅長遵守上級指示」的人。

MBC的面試也問同樣的問題,但這次有準備的回答:1987年沒抗爭過那是騙人的,那是大家都會做的事,但升上高年級後就不參加了。於是就被MBC錄取了。原先只想進報社工作,因為在當時一提到記者只會想到報社,但那之後電視台的影響力漸漸超越報社,似乎也是種好事吧?

韓國財閥沒有不觸法的,三星李健熙、李在鎔,現在汽車鄭夢九,SB崔泰源,樂天辛東彬,都有因瀆職、貪污、違反金融實名制、提供賄賂和非法政治獻金的前科。

入社經驗讓李容馬體驗到韓國社會的保守。從解放以來,保守勢力佔據了韓國的高層,支配了整個社會,也是社會不會輕易改變的原因。此外,人年紀越大就越趨向保守、和現實妥協,因此想得到保守上層的賞識、升遷,自己就得表現出一樣的保守,所以整個組織就會是保守傾向的人。

支配韓國的保守勢力,從親日派到軍事獨裁,到最近的新右派,延續到「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他們和李承晚一起建立南韓的單獨政府,經歷過韓戰,變身為親美派,和朴正熙一起進行軍事獨裁。韓戰犧牲無數人命後,結果在國民間培育出只要是共產黨就一律槍斃的意識形態。軍事獨裁利用這種反共、反北的心理,合理化自己的執政。在此過程中,因為借助美國的支援實現經濟成長,就把美國視為神明,把自己的國民當作豬狗般的統治對象。這就是朴槿惠總統的支持者高喊反對彈劾,高舉太極旗和美國星條旗的背景。

凌駕和卑屈共存的社會部

實習記者的矛盾

1996年進入MBC後,先和其他公司的實習生一起在警察局記者室生活六個月。實習記者最晚要從早上五點起床後,一路工作到晚上12點或凌晨1點,要去三個似管轄警察局的刑事課、交通意外調查班、警察廳、法院等地,收集案件並報告。除了查看案件簿,也目擊強盜、殺人、暴力、性暴力、交通意外和詐欺等各種亂七八糟的案件現場。

相較於警查或檢察官處理刑事案件的地方,記者都更愛處理重大案件的部門,那是出人頭地的捷徑。

身為記者,到警察局可以擺架子。前輩向實習記者強調,在警察面前絕對不能弱勢,因為記者是國民的代表,無論見到什麼人都可以高姿態大聲說話。李容馬對這句話深有感觸,因為一般人幾乎不敢面對警察,見了面也會覺得羞愧,即使沒有罪也會莫名膽怯。面對這樣的警察,堂堂正正詢問、追究對方,這件事本身就是厲害的經驗。透過此經驗,李容馬養成往後不論去任何地方見任何高層,都能堂堂正正面對對方的習慣。這就是身為記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基本原則的重要一步。

但這樣的記者,在自己的公司卻得對前輩畢恭畢敬,實習期間習慣這種矛盾情況的人,和無法適應的人,過一段時間後,會產生極大的差異。在強者面前可以展現強大一面的人,在公司無法卑屈;做不到的人在公司會卑屈,也同樣地會屈服強者。

當記者跑警察路線沒多久後,知道警察比記者還弱勢。一開始是因為前輩關係對他們大呼小叫,時間久了就變成習慣,後來知道警察是弱者,更大呼小叫,從那時候熟悉了凌駕弱者的方法。到了此時,本來應該自重就好,但大多數人做不到。凌駕弱者,是不必學習就能形成的習慣。

逐出社會部

李容馬以不錯的評價完成實習生涯。在1997年6月收到正式的命令,擔任社會部警察記者。身為警察線的記者,雖然創造了些成果,但在收到正式聘書還不到10個月,就被驅逐到1998年地方選舉廣播企劃團。為什麼會這樣呢?

1990年代後期,KBS和MBC展開激烈競爭。KBS刪掉1TV的廣告,其「九點新聞」收視率超越了MBC的「新聞平台」,在那之前MBC的可是經常穩坐第一名。KBS想要改善收視率落後情況,全面分配了「事件與事故」新聞(包含社會案件與車禍等內容)的報導,MBC也不甘示弱地追隨他們腳步。因此事件與事故的比例拉高到整體45分鐘新聞的1/3或1/2,但在整體競爭之下,許多無意義的事件與事故新聞佔據了所有畫面,變成令人心寒的狀態。台灣一直都很令人心寒啊,還有製造業中天勒….

因為一直製造這些雞皮蒜毛的新聞,李容馬常常跟前輩有爭執。而更麻煩的是,警察線的記者逐漸形成一種軍事組織,社會部長官底下有案件編輯部,這編輯部底下有首爾市警的組長(負責選跑警察線記者)。各個警察廳有一線、二線記者。身為老么的二線要接受一線指揮,一線接受市警組長指揮,市警組長又聽令於編輯部。是一個難以進行合理對話的組織。

在這情況下李容馬的新聞貢獻價值逐漸變得低落,評價也從有才能的傢伙,變成不服從前輩指揮的傢伙。於是就在1998年4月被趕到地方選舉轉播企劃團。

成為契機的首都圈記者

1998年6月,兩個多月的地方選舉報導成功落幕,但李容馬卻無法回歸社會部,而是收到全國新聞部所屬的京畿道城南市採訪記者的派遣命令。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到全國部可以脫離軍隊式組織。全國新聞部記者直接向編輯部報告,是報導的結晶池。編輯部的次長級人物全部上了年紀,可以輕鬆對話,而且所有報導都由李容馬自行彙整,上面也不會有人要求打聽根本不值得報導的資訊,加上廣大的京畿道只有四名記者負責,能報導的題材因此相當的豐富。

這段期間,寫的許多大大小小或輕鬆又或困難的報導,有很多和法律收賄有關,也批判京畿道一帶的地方檢察官,譬如水源地方檢察廳的檢察官,因為對製藥公司賄賂的馬虎搜查,錯過最大嫌疑犯。水源地檢在報告自己的搜查成果時,或許因為無可爭辯,也沒有對李容馬的報導特別反駁。

後來也對首爾地方檢察廳議政府支廳的一名檢察官提出質疑,並未對暴力組織和官商勾結進行徹底搜查。還對水源地檢城南支廳的檢察官提出雙重起訴的事實,寫了批判性的報導。

連續三次直接批判檢察官的報導,讓李容馬在檢察官之間成了風雲人物,大家很難想像怎麼會有人緊咬著檢察官做這些報導,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是哪個「不知好歹」的記者。後來在首爾地檢採訪時,不少檢察官說是當時就知道了李容馬這個人。

除了檢察官,也曾報導三四次律師的不當行為。而在首都圈時期的壓軸報導,是批判一名被稱之「韓國的盧金河」(讓人聯想到清貧代名詞的曼谷市長)的歐姓城南市長。此人以清貧形象聞名,卻幹出各種貪污的事情。這種人台灣一堆耶,根本台韓友好呀,幹。

首都圈記者生活不到八個月,這段時間跨足政治、經濟、社會各部門,也堅持記者相信的價值來進行報導,對李容馬來說是以記者身份為傲的時期。前輩的評價也再次改觀,又回社會部警察線當記者了。

再次回到社會部

再次回到警察線,軍隊式組織還是一往如常,依然報導一些無意義的社會新聞。這其中的原因一個是,當時兩新聞台為了競爭收視率,報導太多這樣的新聞;另一個原因則是從軍事政府時期就持續過來的慣性。

軍事政府時期政府部門就不用說了,連檢察官、警察這些社會權力機關的議題,也沒人敢寫。大家只敢用話題性題材等軟新聞,填滿新聞時段;以雜犯慣見的犯罪手法或是刺激觀眾眼淚的報導,來替代批判擁有權力的人的問題。在這情況下,去討論報導品質,本身就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經歷金大中和盧武鉉政府,隨著民主化發展,輿論本身的思考加深了,並且開始改善。為了提升報導品質,方向逐漸轉為強化政治、經濟、國際新聞等。社會部新聞也排除單純的事件與事故,容納公民團體的問題意識,進行提升水準的作業。然而進入李明博時期,又再次崩塌淪陷了。一些報導人的保守或是進步可以從肌肉的大小看出來的新聞,或是夏天在柏油路上煎蛋等愚弄觀眾的報導又登場了。看到這邊,只覺得台灣民眾是不是每天都被當白痴在吃上述的垃圾新聞啊…

重啟社會部警察生活6個月,1999年秋天,收到經濟部新聞的調遣命令,對李容馬來說,能脫離社會部警察記者這件事本身就令人雀躍不已。

在劇變的韓國經濟中

經濟部和出頭鳥

在收到去經濟部的喜悅,在報到之後立即消失殆盡。當時負責經濟部的姜部長,主要是曾擔任社會部記者的人,後來當上經濟部的部長。部長不懂經濟,將所有經濟部報導像社會部一樣處理,對菜鳥記者更要求社會部性質的報導。因此當時自嘲為「經濟部的警察記者」。

因為部長不懂經濟,所以認為和金融或經濟政治相關的報導太死板無趣了,不希望收視率下降。部長對晚輩就像使喚社會部記者一樣呼來喚去,因此晚輩和次長級的前輩會一起批判部長。因為有個離譜的部長,底下員工變更齊心協力。

然而這一切都是假的。有次部門一起喝酒,最後剩下部長、文次長、李容馬三人,李容馬趁機跟部長建議經濟部不能用這方法運作,部長勃然大怒後轉問文次長意見,沒想到文次長說:「部長,我哪有這個膽子呢?」李容馬驚呆了,看來直言不諱、忠心耿耿的部下,只有在書或是連戲劇中才會出現。

文次長後來在政權交替下生存下來,還當上部長、報導局長,在朴槿惠政權時期也外放出去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還聲稱有天要回MBC當任社長。姜部長則後來升上報導局長,因為「GUCCI包事件」爆發醜聞引退。

在社會部時,李容馬也曾跟後來擔任社長的金在哲(李明博時期任命的親保守派MBC社長)短暫共事過。金在哲在李明博時期解僱以李容馬為首的10名員工,是讓MBC崩壞的關鍵人物。他沒什麼能力,對菜鳥警察記者從不說難聽話,看到晚輩會吹捧著說:「XXX,昨天的報告寫得很棒!」這並非專業能力的肯定,只是純粹對晚輩說好聽話,博取好印象。多虧這樣的處世之道,即使沒有能力,卻成了負責「時事雜誌2580」等新聞節目的報導製作局長,還曾擔任關係企業的社長、MBC總公司社長。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他們擁有無論任何人執政都能成為同夥的卓越能力。許多前輩也相似,前輩當中,許多只是上班族,只不過想要分配好一點的新聞採訪對象,想要升官罷。因為如此,他們遇見部長或局長就低聲下氣,尤其採訪或報導能力越差的,就越會在人事上下功夫。

令人難過的是,這在現實社會竟然行得通。就上司立場,服從命令的晚輩,比起凡事都要追根究柢的晚輩更討人喜歡。這方式最後就膨脹成積非成是的文化。組織不會發展,反而停滯或退步,然後大部分組織都是這樣的。

韓國銀行的橫禍

無知的部長因為覺得銀行圈的新聞相當無趣,一直找某個負責韓國銀行的女前輩麻煩,導致女前輩最後以生病為由請了長假。部長看不起韓國銀行,把年資不到三年的李容馬丟去接她位子,其他公司通常都會分配10年資歷以上的次長級記者去,是個相當有採訪份量的場所才是。但部長卻把他討厭的人調去如此重要但覺得無趣的路線,是個相當無知的人事調動。

身為經濟門外漢,要在韓國銀行採訪相當難適應。韓國銀行和金融監督委員會(金監委,目前的金融委員會)、金融監督院(金監院)、股票交易所等,是金融小組的核心採訪路線。於是和先前提到的文次長等兩名前輩一起組成金融小組,然而文次長也是完全不懂金融。如先前提到的,他只是個對人際關係下手的前輩,所以也沒因為同組就拿出責任感和晚輩一起工作,反而讓李容馬獨自負責韓國銀行。

優良領袖的條件

過了四、五個月,好不容易適應韓國銀行後,卻在此時換了部長。李部長是畢業於首爾大學經營管理系,有很多在經濟部工作的經驗。前輩和晚輩對於他的評價很兩極,前輩說他沒教養,晚輩覺得他相當有能力。相處過後才知道原因。因為李部長很懂經濟,那些不懂經濟又愛亂指示的前輩遇到他,會被一一糾正,所以前輩們都很受不了他。也雖然是經營管理系畢業,卻沒擔任多久的經濟部記者。

但是李部長在經濟部上任後,晚輩都認為他是最高水準,指示不拖泥帶水,也會簡潔地大幅修正大家的報導。大部分部長會因為沒什麼經濟能力,總是指示屬下到處採訪什麼都要寫到,卻又到很晚又抽掉這個抽掉那個,偏偏常常抽掉的又是重點。但李前輩絕對不會做這樣的事情,他喜愛高水準的經濟報導,因此深受後輩們喜歡。

此時後輩間流行著所謂的職場上司論。上司有四種:聰明又勤勞的聰勤、聰明卻懶惰的聰懶、愚蠢卻勤勞的愚勤、愚蠢又懶惰的愚懶。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聰懶,擅長業務卻又不催促晚輩且適當的指引。最糟的是愚勤,也就是不懂又愛訓斥下屬的類型。前任的姜部長被歸類為愚勤,新任的李部長則被歸類為聰懶。李容馬在地獄與天堂間走過一遭,此時深刻體會:公司最好的部門並不是大家喜歡的部門,而是有好上司的部門。

金融資本主義和現代集團的聯盟分離

更換部長後,李容馬成為有模有樣的經濟記者,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後,接著來的是大宇集團的解體餘震,然後1999年底到2000年初,韓國面臨第二次經濟危機。

這段期間發生許多重大事件。為了避免第二次金融危機,金融監督委員會長李憲宰主導的金融、企業、公共、勞動等四大部門,進行第二次結構調整。李容馬成為名副其實的金融小組一員,和韓國銀行的人一起在金委會進進出出。這段期間,李憲宰又從金監委的會長轉調為財政經濟部(財經部,目前的企劃財政部)部長,握有調整經濟結構的主導權。這段過程可切實體會到,韓國目前的資本主義是金融資本主義的事實。所有的作業始於金融,也終於金融。

在這嚴峻的時期,MBC當時經濟部全體人員有十名,但金融小組只有宋前輩和李容馬兩位。由於當時的報導局長重視政治,小看經濟的關係。好在宋前輩是延世大學經濟系畢業,也有經濟部經驗,相當懂經濟問題。政治系畢業的李容馬,從宏觀的角度看待問題,宋前輩則是連細節都精通,兩個人完美互補。從此也和宋前輩有了比兄弟還親密的關係。

2000年初,韓國遭遇了3月的現代家族「王子之亂」。鄭周永會長安排繼承人,造成現代集團三位兄弟產生衝突。五兒子鄭夢憲繼承現在集團,長子鄭夢九繼承現代汽車,現代重工業則是交給六兒子鄭夢準。過程中,鄭夢準試圖反抗,卻以失敗告終。

王子之亂後,現代集團面臨危機。現代建設為現代集團的母體,卻發生週轉問題。一直到年底為止,現代建設進行了六次自救計畫,然而屢次失敗。結果年底第一次跳票,引發債權團主導的整頓計畫。現代建設的跳票,會造成現代集團全體的連鎖跳票。這危機會波及他們的主要交易銀行 — 外換銀行(英文名KEB,南韓的代表性銀行之一,過去是南韓唯一可兌換外幣的銀行,現已與韓亞銀行合併為KEB韓亞銀行),會讓好不容易在大宇集團解體下又從新恢復的經濟,再次陷入危機。因此大家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外換銀行上,但是真正的主導權還是掌握在金融當局手中。

大家都期待同集團的現代汽車和現代重工業伸出援手,不料兩兄弟都很無情。李容馬約了兩集團表示要採訪,出乎意料的現代汽車爽快答應採訪並表示不支援。現代重工業則不便表示是否拒絕支援,也不接受採訪。

現代建設的危機加速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企業被要求負債比例都要降至百分之兩百以下,做不到的一概列入清理債務對象。在金融圈內,更是利用所謂先進金融技法,清理各種不實債權。

那年夏天,金融圈進行合併的同時,全國金融產業公會(金融工會)展開了大罷工。金融工會是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韓國勞總)旗下的團體,委員長是李龍得。此時的金監委員長是李容根。金融工會罷工當時,由李容馬報導的畫面,字幕上每天都會出現李容根金監委員長、李龍得工會委員長、李容馬記者。金融工會罷工後,有些地方的中間銀行消失了。第二金融圈的儲蓄銀行和新協也逃不過結構調整。

2000年到2001年間共有55間不實企業遭到清算。國民銀行和住宅銀行也進行合併。引起1997年金融危機的三星汽車出售給法國雷諾,大宇汽車則賣給美國GM。現代建設第一次跳票後,終究歸債權團所有,而外換銀行後來也變賣給外資。政府拿初相當於一年預算的三分之一,超過100兆的韓幣,用來解救金融圈。

現代資本主義就是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美國,金融產業也發達的原因就在這裡。韓國銀行透過拆款利率增減通貨量,也因而擴張或縮小宏觀經濟的局面。企業透過股票或債券籌經營資金,因此國家若統治金融,就能統治企業。這就是韓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為什麼以金融機構為媒介來進行的理由。想徹底了解經濟,就要了解金融。

叢林式資本主義和經濟結構調整

2000年第二次經濟結構調整大幅改變韓國的經濟體質。許多不實企業和不實銀行都遭到清理。所謂不實企業是指負債過高,自己又產生不了經營利潤的沒有收益的企業。這樣的企業之所以還能苟延殘喘,是因為游說銀行或政府繼續借錢就行。不實銀行則是把錢借給不實企業,害自己陷入可能收不回錢的險境。

細看不實銀行發生的情況各有不同。大部分不實銀行是認真的把錢借給企業的銀行。過去銀行收到存款,把錢借給企業是理所當然的事。企業用銀行借來的錢投資,製作商品賺取美元。這是企業和銀行共存之路。因此相較於零售業務的銀行:也就是以不動產為擔保借錢給一般人的銀行,批發業務的銀行:就是貸款給企業的銀行,是越能貸款給企業的越優秀。

但東亞金融風暴發生後,一個個企業經營出了問題,貸款給企業的銀行也一家家倒閉。這個情況下,套用市場原理清算不實銀行的結果,只有做零售業務的銀行才能存活下來。過去在銀行界評價比較低的國民銀行或住宅銀行,突然變成優秀銀行。李容馬對「人生知識,塞翁失馬」有了深刻的感觸。

基於這個背景,銀行切斷對風險較高的創投企業或中小企業的金流,因此那些一時雖然沒有績效,但有未來可能性的創投企業,紛紛失去的成長的基礎;換句話說,銀行貸款給企業的公共機能垮台了。

扮演企業資金流作用的銀行崩壞,反之股票市場卻在此時起死回生。韓國股票市場百分之百開放給外國人,外資源源不絕進入,企業也轉變資金流,從股票市場增加資金,而非向銀行借貸。從此韓國股市面臨被外資左右的情況,全體股票中有1/3基於經營權的防禦層面不能流動,1/3由外國人持有,所以外資是否購買股票,就影響股價的震盪。

本來韓國是像日本一樣,保障退休和終身雇用。然後經濟結構調整後,非正職原本漸漸超越正職員工。就企業立場,雇用只要正職員工一半薪水且又難以組成工會的非正職員工超划算。同時增加非正職員工也有壓迫正職員工的作用,企業再也不需要認真處理正職勞工的工會了。這結果鼓勵正職員工提早名譽退休的風氣。

韓國銀行和財政經濟部

採訪韓國銀行,熟悉了如何了解宏觀經濟的動向;採訪金監委,掌握微觀經濟的動向;在財政經濟部,目睹了應該如何帶領經濟的政策。

韓國銀行金通委的拆款利率決定,左右了宏觀經濟的動向,一如美國的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是藉由調整利率來影響經濟的動向。每個月聆聽韓銀總裁說明和金通委利率相關的決定,有相當大的幫助。因為當時他們做的決定,都是根據可以反映我們經濟實際情況的指標,但這前提是沒有財經部施壓。

財經部和韓銀存在的理由不同。財經部是追求經濟成長的單位,目的是要提升GDP、經濟成長率。因為任期有限,就要在短期內提升以GDP顯示的成果。若想提升GDP,市面上就要很多錢,故財經部偏好低利率。而韓銀的目的是物價穩定,想要穩定物價就要回收流到市面上的錢,故偏好高利率。因目的會有衝突,中央銀行要脫離經濟部門的影響而獨立。

財經部過去因為韓國經濟規模還小,對韓銀施壓還不會造成大問題。但在2017年韓國的經濟規模已在全球排名到第12名,此時若是再施壓,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朴槿惠時期的不動產景氣上揚政策就是一個代表性例子。朴槿惠政府壓迫韓銀降低利率,並讓不動產擔保貸款變得容易,想讓不動產景氣好轉。他們以為不動產景氣上揚,建築業就會變得活潑,相關產業也就能跟著好起來。

但只要經濟學者就知道,這種循環理論早就被打破了。建築業存活並不表示其他產業也能跟著存活。李明博時期的四強產業等,就證明土木建築業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不動產景氣上揚,反而會阻擋資金往有生產力的領域移動,只是鼓勵不動產的投機,造成社會兩極化。擔心房價上升的平民借錢買房,家庭負債增加到天文數字的水準,結果造成購買力的下降,內需衰退、經濟變得更加困難。

經濟官僚的財閥中心邏輯

無論任何人都需要掌握經濟的大動向。但身為記者的李容馬,只看到大韓民國的經濟官僚政策,沒有人思考為庶民著想的經濟政策,都是根據過往的習性來建立經濟成長政策。

現在這階段,要提升經濟成長的政策很簡單。如果移動體型龐大的企業,那麼經濟成長率、投資率或雇用率等經濟指標就會明顯提升。所以任期有限的官員會針對財閥支援,因此和財閥掛鉤,何況打好關係還能保障自己退休後的位置。

經濟官僚會獨善其身,是因為他們從朴正熙政府以來推動一連串經濟成長政策,讓國家發展來到今天,所以產生很自負的心理。這就是涓滴效應理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給予貧困階層、弱勢族群或貧困地區特別的優待,而是由優先發展起來的群體或地區通過消費、就業等方面惠及貧困階層或地區,帶動發展和富裕。這樣的主張認為,只要財閥發展被帶動起來,連帶中小企業也能受惠。)尤其是屬於主流的官流,都是這理論的信奉者。

但以財閥為中心的成長體制已經結束。現在三星或現代賺大錢,和他們有關的中小企業或勞工也一起賺錢的時代比經不見了。現在就是政府補助他們,然後,結束。

然而韓國的經濟官僚沒有足以替代財閥為中心發展經濟的思維。他們不懂得脫離過去形式的方式,因為既不嘗試、也不曾思索其他方式。即使再有理論根據的構想也絕對不冒險,這就是官僚習性。

盧武鉉因為不懂經濟,只能仰賴經濟官僚,原本是說為了庶民,但其實是仿效原來的財閥中心經濟成長的政策,這就是盧武鉉政府被稱為「左派新自由主義」的背景。這現象在文在寅上任後有所改善,但仍嫌不足。

朴正熙政府以來的三頭馬車:經濟官僚、財閥、媒體,就是韓國社會的既得利益體制。真正支持這體制的是極右派保守政治勢力。韓國社會要改革,唯有打破這體制才能實現。必須先替換掉此政治勢力,再提出新的經濟改革思維,這需要透過人民福利的改善和經濟民主化等,全面改變經濟運作的系統。

這麼又有人說:不是只要取消對財閥的補貼,全面交給市場機制決定就好了嗎?這是個錯誤方向,在多年的財閥中心經濟政策下,財閥對上中小企業已有明顯差距,有如將重量級拳擊手和小孩放在同個擂台上打鬥。一切交給市場機制無疑是坐看這樣的打鬥發生,這樣會產生的不是民主社會,而是金權社會。

三星共和國

三星是韓國最大的財閥集團,是無人能撼動的至尊。剛轉到經濟部的時候,有位前輩把有關三星李在鎔的非法繼承資料給李容馬,後來寫了關於三星的第一篇文章,當時不懂為什麼前輩要把這麼棒的資料給他,可能是由他本人來寫會感到壓力吧。

李在鎔當時的資產超過8兆韓元,如果這些錢全部從李健熙會長那繼承,要繳將近一半的繼承稅或財產稅。因此開始了洗錢之旅。

李健熙先給李在鎔60億左右的韓幣,繳了16億的贈與稅。然後李在鎔用這些錢,賤價購買未上市相關企業 — 三星愛寶樂園的債券。這些債券是過了一定期間可轉換為股票的可轉換公司債。三星愛寶樂園是一家控股公司,用來控制三星電子等其他核心企業的公司。因此李在鎔只用了數十億就輕鬆掌握三星集團。

2000年,以前首爾教育監(韓國各道、特別市及直轄市教育委員會的執行長,執行教育委員會的決議,並在其監督之下執行道教育行政事宜)郭魯炫為首的四十三名法學教授,向檢察官告發了李健熙、李在鎔父子。三星以抽廣告的脅迫讓媒體幾乎沒人報導不法繼承案。

若當初李健熙沒賤價賣給李在鎔可轉換公司債,根本沒有非法繼承的問題。這些人應以背信罪受到懲處。當時法律規定瀆職金額超過50億的公訴時效是十年,不到50億的是七年。至於金額多大,則需要法院判定。檢察官以最短的公訴時效七年處理此案。三星的不法繼承案是1996年12月爆發的,因此2003年12月之前要決定是否起訴。檢查官卻拖到2000年提出告訴,然後也沒認真搜查。檢察廳面對公訴時間快過,仍然只是重複表示無法決定立場。他們不說無論如何都會在公訴時效內處理,而是說還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令人懷疑檢察廳有人拿過三星「獎學金」。

李容馬在經濟部時,寫關於三星的報導,連部長和編輯部都還沒看過文章,公司長官和身邊認識的人就打過來關切。還有一次寫批判檢察廳的報導,結果是三星公關部門先打電話過來詢問為什麼批判檢察廳,當事人反而沈默以對。每當李容馬要報導三星的新聞,總會成為當天漏播新聞中的第一名。即使是2002至2004年進入保障媒體自由的盧武鉉政府時代,但和三星有關的新聞仍然會發生這種事。

聽三星部門的人說,李容馬早已被三星列入黑名單,是難以對付的對象。三星公關部還特地派同為「湖南」出身的電子媒體部部長來負責,如果能「適當地」跟他們喝喝酒、收收禮金、該說好話就說好話,或許李容馬就可以拿到三星「獎學金」呢!

後來才得知三星不僅掌握了檢察廳,連政府部門、報社、國會也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三星運用人脈,不斷擴大能掌握的人,在「說說好話」的文化中擴大影響力。最後的結果是政府部門的人想要升遷,都要討好三星的可笑文化。這就是南韓社會有「三星共和國」這句話的源由。

被稱為學緣的黑手黨

跟李容馬很合拍子的李部長在經濟部任職六個月後,又被調去當「時事雜誌2580」的部長。這原因是因為新的報導局長當時是一個高麗大學畢業的主管,高麗大學畢業的人進入一間公司,就會以最資深的學長頂點,然後在他底下一個個串起來,形成一個族譜。

高麗大學的校友講究學長學弟的前後輩之分,對於出身地區或是血緣則不在乎。有個笑話說:首爾大學校友見面,問對方是哪個科系畢業的;延世大學校友會問學院;高麗大學則是在確認對方是高麗大學後,直接追問學級。首爾大學要同科系才追問學長學弟,延世則要同學院,高麗同校就會了。

高麗大學的紐帶,不是理念或是民主政治這一類的價值觀,只是以學歷為基礎,因此這組織基本上帶有保守傾向。當然有些人也是有進步或改革的意識,但畢竟是例外。至少在MBC內,高麗大學的校友和湖南鄉友常有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