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努力參與各類西方主導的國際遊戲,華語社會稱此為「與國際接軌」,成效驚人。過去碰得最多的是出洋留學的大陸學者,但他們大部份都不一定有很深的大陸官方聯繫;但近年卻看到大陸高校與學術機構,憑著銀彈,已進駐不少國際學術空間。多年前開始有受人矚目的世界各大院校的孔子學院,近年連學術出版界也見其身影。

最近在China Chinnel看到Timothy Grose的一篇文章,批評期刊China and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拒絕刊登他的一篇關於新疆的書評,而Grose猜測,這可能與出版社Brill要擁抱中國市場,以及該期刊的主編韓孝榮教授的親北京觀點有關。事實上,主編及副編輯,都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的教授,除了韓這位系主任外,還有系內兩位香港出身的教授。

不少讀者可能只視為中國審查學術言論的例子之一,但事件其實也是中國「接軌」出錯的例子。

首先,該書評並不是自由投稿。正如一般學術期刊,這篇文章是邀稿的。一般學者(尤其是年輕的)並不熱衷於為學術期刊寫書評,因為,書評不會有同儕評審(peer review),大學在評核教員的研究出版並不重視。故此,期刊編輯往往要主動懇求某些專家學者為某書寫評論。我曾寫過兩三篇,坦白說,都是因為朋友邀請才不好意思推卻。根據Grose的自述,他可能基於學術人的義務責任才接受邀請寫書評。

因此,我們不妨可以問,為甚麼要邀稿?過去幾年,新疆在中國是個極敏感的話題,何以這位負責書評的編輯會不注意。他/她既不注意這個敏感議題,也沒有了解到Grose,他很明顯不是那些對中國政府少數民族政策唯唯諾諾的洋學者。因此,我也相信,這期刊並不是官方主力培養的刊物,也沒有很清晰嚴密的言論審查機制。

根據Grose的說法,編輯收到稿件後,要求他刪除提及新疆「再教育營」的首段。他收到這個要求後,發信要求編輯解釋理由以及表達對審查的關注。編輯事後把Grose的回覆傳給主編韓教授,但卻等了好幾個月也沒有回覆,期間只收到負責書評的編輯回覆說,書評很可能無法出版。這個過程很不尋常,也不禁讓人猜疑。

故事發展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期刊的編輯工作應該頗鬆散,沒有很系統的内容審查名單,但是,期刊內部或外部很可能有人要求或被要求審查一些敏感內容。一般期刊的內容編輯室由一個很鬆散的學者網絡組成,甚至很可能只靠電郵聯絡;負責書評的編輯,可能得到信任,可以自行運作。因此,只有Grose把書評完成後,作最後內容把關的編輯(尤其是主編)才發現內容有問題,真正理由為何,恐怕連負責書評的編輯也無法知曉。

事件有趣的是之後的發展。三個月後,Grose把事件發佈在Twitter上, 出版社Brill負責亞洲研究的編輯找他,指整件事是一個「誠實錯誤」(honest mistake),因為,有編輯為一本超出期刊關注範疇的書邀稿,而主編拒絕刊登的理由,也跟作者首段內容無關(很有趣,這個理由負責書評的編輯說不出來,卻由一位並不直接負責期刊編輯的人說出來)。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只是「邀錯稿」,何以要等三個月才向人解釋?而且,Oil and Water: Being Han in Xinjiang一書又怎會跟China and Asia無關?如果是一本一般性的中國研究的書,還勉強說得過去,中國西北邊疆、伊斯蘭地區又怎會與亞洲無關?

我有點驚訝的是,主編這時還沒有出面,那些副主編也沒有,Brill卻要出來為期刊主編及編輯「擦屁股」,歐洲人真要質問一下這家出版社。這事發生在Brill要終止與某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出版社的事件之後,更惹猜疑。

終於,5月16日,韓教授在美國發了一篇英文信回覆Grose,他這時才「一力」承擔責任。他否認為中共審查,除了重複Brill編輯的說法外,還補充了一個原因,指要求刪除的段落更適合刊登於媒體,而非學術期刊。值得注意,Grose是去年11月要求解釋,現在是2019年5月,韓教授真的忙,要花半年時間,讓其他他認為不該負責任的人為他勉強應付了那麼多時日,才親自出面,而刪除理由也要花六個月才說出來或想出來。

這本期刊與中國政府有甚麼關係,我不知道,但明顯是錯完又錯,「硬」接軌的一例。其實,審查這回事,經常也不會一管到底百分百「完美」,尤其是在國外。有人要讓中國在國際學界中發揮影響力,表面遵從西方原則,日常主事者也真的未必就是黨官或審查員,只是一位學者。但是,又「有人」要審查言論禁區,或存在自我審查的壓力,於是,往往審查的執行不到位,甚至自己不小心製造審查醜聞,自找麻煩。因為執行不到位,面對爛攤子時,該負責的人不願意站出來交待,讓其他人先擋一擋,最好讓洋人也出手打個完場,頂不住了,才再出來。結果,故事說來說去也是破綻百出。

〔本文刊於《明報》2019.1.6,這版本作少許修改〕
自從開始寫這個專欄,我特別留意大學及學院中人在所有爭議中的角色。我發現,他們扮演的角色比我之前的印象來得重要,其中之一,是西方名牌大學大教授,他們經常周旋在國際關係之中。

上月(12/2018)在國際新聞中最受注目的學者,要算是捲入中美衝突之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事緣他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府透過加拿大司法部門逮捕及檢控華為高層孟晚舟。他指出,過去有不少企業觸犯美國針對伊朗等國的禁運令,一般也是罰款了事,這次要拘捕高層人員,是特朗普要圍堵中國,特別是要打擊中國科技公司,此舉威脅國際法及世界和平。薩克斯為華為辯護,引來海量網民湧到他的推特帳戶留言,不少更是批評與攻擊。有人指出,孟晚舟違反的是銀行欺詐罪而不是禁運,而且,她在加拿大得到公平司法程序對待,有律師陪同、有申辯機會、可要求保釋等,但在中國被捕的13名加拿大公民則沒有。

當中可能最椎心的攻擊,是有人質疑薩克斯收受華為利益而為它辯護,質疑者包括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及記者費什(Isaac Stone Fish),他近年在西方媒體成為重要的反中評論員。薩克斯當然否認收受利益,也的確沒有證據。不過,網上有人找出他為華為一份名為《數碼國家:更強的經濟、更好的社會及更良好的管治》報告撰寫序言,高度讚賞華為對展望及發展數碼社會高瞻遠矚。可能因為群情實在太洶湧,薩克斯把自己擁有26萬追隨者的推特帳戶關閉,也許他認為那些攻擊他的網民也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步。當然,如今中美關係如此,也的確不能排除網絡戰的可能。

薩克斯在國際社會及全球經濟學界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不足30歲便在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教授終身教席,曾是信奉古典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他到過玻利維亞、波蘭及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出任經濟顧問,提倡市場改革,以急速取消價格管制、大幅削減財政補貼、私有化國營企業等措施而震驚世界,被媒體稱之為「震盪式治療」(Shock Therapy)。至於成效,有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人認為是最有效的市場過渡,但亦有不少批評他為工人農民帶來沉重打擊,讓國營資產廉價轉至寡頭集團。

1990年代後期,他轉戰非洲,少談「震盪式治療」,卻大談「可持續發展」與扶貧,支持適度的援助及政府干預,推動不少非洲援助項目。因此,他開始進入世衛及聯合國成為專家。他曾批評「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教條,2011年,他甚至到華爾街支持佔領運動,批評金融業自由化。

在最近華為事件之前,很少人注意到薩克斯與中國的關係。隨着華為風波,有人質疑他到底是否何志平的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也有西方媒體憑一些不算完整的資料作出推測,薩克斯一概否認。當然,實際上有何關係,是否只是出席何志平主辦宴會的貴賓,寒暄兩句而已,至今也沒有確實證據。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薩克斯是國際社會上的親華派,他對「一帶一路」懷有很大的良好期望,寄望中國為第三世界帶來可持續發展。而他那篇為華為報告寫的序言,坦白說,也實在太像一篇公關文章,完全一面倒讚賞華為如何構想數碼未來帶來全面的人類社會發展,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或個案。有點諷刺的是,當華為奢談數碼科技如何協助公民參政與良好管治,卻沒有回應中國龐大的網絡審查及監控系統,讀起來讓人忘記了華為是一家中國企業,一家得到北京大力支持的策略性全球企業(更不用說協助中共監控盜取個人資訊的指控),而薩克斯教授在序言中也丁點沒有提及這些令北京政府及華為尷尬的問題,正如他沒有關心那13名在中國被捕的加拿大人。

在這件事之前,薩克斯在國際關係上的位置,已引起不少人注意。最大的焦點是他何以由一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變成一名處處強調要「有人性面目」(with a human face)的全球資本主義者?曼徹斯特大學專研國際政治的學者威爾遜(Japhy Wilson)幾年前寫過一書,名為《薩克斯﹕震盪博士及援助先生的奇怪案例》(Jefrey Sach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Shock and Mr. Aid),嘗試解釋他的轉變。書中有不少齊澤克精神分析的內容,恕我不詳細解釋了,但他有一個觀點很有意思:薩克斯不是教條主義者,但他一直沒變,他只是跟隨着世界政治變化,在危機與暴力重重的資本主義中,想像及打造一個自由市場的社會幻象,把種種危機與暴力掩蓋及「解釋掉」(explain away)。

「蘇東波」年代,薩克斯以急風驟雨的方式試圖還原市場,把所有問題歸咎為蘇共式社會主義的體制,並利用民粹領導之手(例如俄羅斯的葉利欽)摧毁之。當東歐的爛攤子還未收拾好,他便跑去非洲,因為那裏提供了一個好像自外於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化外之地,讓他可以用人性化的援助項目來建立他心目中的自由市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到華盛頓共識的不濟,知道國家退出市場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必要條件,國家政權的力量反而是必需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無法解釋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大國的崛起,所以,他成為中國大好友是必然的,因為如今最支持自由貿易,嘴巴裏最愛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就是我們的習大大,所以薩克斯自然唱好「一帶一路」,為華為的企業科技夢歡呼。在他眼中,今天威脅自由世界的不是昔日的紅色政權,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而是曾是資本主義老大哥的美國。繼1980年代的蘇聯體制、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非洲,橫蠻的特朗普成為薩克斯理想中的自由世界最新最大威脅。

近年,香港的教資會緊跟英國,講求大學研究成果及學者的「影響力」,薩克斯肯定是學術界雷鋒,人人要學,卻永遠學不來,畢竟他曾兩度被《時代》周刊選為「世界100名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坐在象牙塔裏的人被要求不需介入政治衝突,做好研究及知識轉移,與各個持份者好好合作,便能促進自由社會的進步。至於這個和諧幻象以外所做的都不算是「影響」,我與同行偶爾會開玩笑,難道戴耀廷的「佔領中環」可以被算進下次香港大學在研究評審(RAE)中的「影響力」?我們的RAE其實也有「人性面目」,面目之下,卻不那麼人性,更沒有政治倫理價值。不過,今天全球化遊戲的「人性面目」已被漸漸撕去,華為事件牽扯出的中美人質遊戲,隱喻着這個遊戲的暴力及危機已經蓋不住了,薩克斯教授也無法在網上與他的26萬粉絲友善互動了。

美國名校的薩克斯失去了他的「人性面目」,但身在香港高等院校的我們還要拉起我們的「人性面目」,奢談假裝政治中立的影響力。

我可能天生八卦,最近華人學術界最引起我注意的事件,不是北京的世界哲學大會,而是上月底由中國大陸「米兔」(#Metoo)點燃的「王光亮案」。

一位名為王光亮的泰籍華裔年青學者突然成為焦點,先是《南方人物周刊》報導一位化名為「伊婷」的大學女生指控他強暴與虐打。據稱,他倆本來是戀人,但女孩卻遭他多次強迫性交,造成身心摧殘。他到處獵艷,卻反過來向她炫耀,貶損她人格甚至暴力虐打。這些指控出現後,事件在網絡發酵,一個名為「單身者舞會」的社交媒體帳戶指事件中的男主角就是王光亮(Non Arkaraprasertkul),也有好幾位來自香港、澳洲及中國大陸的匿名女性舉報他,透露好幾件嚴重程度不一的性騷擾及侵犯的事件。

更戲劇性的是,事件爆發之時,剛好是王正要前往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上任助理教授。而且,這不是一般聘任,是台灣政府為了招攬國際人材而設的「玉山青年學者」計畫,以較優厚待遇延攬國際年青學者。而城鄉研究所學生得悉後,發起抵制這位即將上任的老師,校方亦馬上暫停發出聘書,稱要對王進行調查再行定奪。而在台灣傳媒追訪下,王則對以上指控一概否認,但至今還沒有公開露面。

筆者只是一位旁觀者,沒有內幕消息可提供,更無法斷言事件是否或有多大真確。一般評論人都把它連繫到中國及世界的#MeToo運動及風潮,例如,較早前中國大陸連串爆出學界性騷擾及性侵事件,除了在網上轟動,又遭官方審查刪帖,橫加干預,更有大學教授要辭職。不過,我想對事件作另一番解讀,我的問題是,究竟「王光亮案」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身邊的學界朋友自然留意此事,他們的反應似乎是「相信」的多。我把它放在括號內,並不是認為這事純屬虛構,而是我與我的學界朋友一樣,相信並不因為我們知情,也不只因為舉報的情節細緻,富真實感。更重要的是,事件發生的場境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學術場合,以及當中的關係互動。即使退一萬步,假設王光亮是無辜的,但在如今的學術世界裡,這種事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不妨看一下事件的特別之處,它有別於一般大學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首先,王光亮並不是任何一家大學裡的資深教授。過去不少事件皆發生在資歷深及職位高的男教授與女學生或年資較淺的女同事之間,是典型的機構中的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產物。但是,王卻只能算是學界新星,而非資深教授,他在澳洲及中國大陸的大學任教期都不長。他畢業於一般人視為頂級的大學,在哈佛拿了博士,到過好幾家名牌大家當訪問學人及研究員,畢業不久便有相當多頂級期刊的著作,分別在泰國及上海做過田野考察研究。而與這有關的另一點,就是事件發生的地方,似乎不只是日常大學教學的場所,也包括學術交流、訪問演講、會議及工作坊期間或之前之後的時間,這恰好構成了年青學生及研究生追逐學界明星的地方。

這種追逐並不只是粉絲追星,卻帶點羡慕、妒忌與功利。在如今英美主導的學術世界裡,這位王博士帶著重要的文化及象徵資本,部份學生仰慕他是很「自然」的。而在異性戀關係中,又多發生在女學生仰慕男性年青學者之間,大概大部份男學生只有妒恨的份兒。

王的重要資本之一,是英美的名牌大學,不少大學高層也愛認名牌,華人地區的大學算是極端。雖然大家嘴吧上都愛強調一視同仁,只看潛力與表現,但是,我見到的現實是另一回事。就算是我過於捕風捉影,但想進入學術階梯的學生,也很自然望向這些名牌大學及其畢業生,跟像王博士這類尖子打交道,自然會覺得有好處。情況就好像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及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著名的賭注論:一個理性的人應該相信上帝存在,因為,即使上帝實際上不存在,信者將只會有限或根本沒有損失;相反,若上帝真的存在,不信者便會大禍臨頭。所以,很多人覺得,信名牌是理性,不會差到哪裡,不管是否真的有用。而這種名門魅力,在習慣仰視英美的東亞,尤其是華人地區,是更明顯的。例如,你很難想到有哪一位在華人地區拿博士學位的年青學者能像這位在哈佛拿學位的王博士那樣,得到年青人的注目。

第二當然是出版,這又與名牌有關,不是說哈佛、史丹福畢業的就一定研究出版能力強,但是,名牌大學的老師及學習環境,的確讓人接觸到更多在重點期刊及大學出版社有影響力的人,例如是客席編輯、評審人,甚至根本就是期刊的編委。說得俗氣一點是人脈,說得複雜及抽象一點,就是比較熟習他們以及那些期刊的偏好,包括問題意識、研究興趣及課題。因此,即使你無法入讀這些名牌,沾點視野氣質,也是對自己前途有幫助。例如,其中一位舉報者便指控王提出幫助她在一高規格期刊上發表論文為條件,要求跟她交往。

以上兩點,一直都很重要,但於今尤烈。現今美國大學的研究院裡,指導老師或授課老師都不斷強調在學術場所的社交重要性,沒有人會怪責年輕的研究生花很多力氣及心思去結交重量級的人,反而敦促性格內向的學生要勤加交際。但是,真是重量級的學者,一般不容易認識得到,年齡及資歷差距也令年青人不容易靠近,但像王這類剛漸露頭角的,則相對容易,他們一般也更願意跟本科生及研究生打交道。而在一些跨學科的場合更是如此,因為逸出傳統學科,越出大學師生及層級關係,這位橫跨建築學、人類學、城市研究、城市規劃、歷史的高材生的魅力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這也令到他能全球學術機構及場合流動。

這類新型名利場,充滿各種追逐與仰慕關係,本來也沒有多少人覺得很大問題,只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全球學術生態,是不平等及主從關係的延伸。不過,這也造成有些人,特別是男性,利用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支配女性、魚肉比自己位階低的學人,我也見識不少。

「王光亮案」大概只會不了了之,除非有人具名在某地正式提告,反正王也不會太在意台大那個教席,最多只能令他暫時絕跡華語世界。而且,事件也似乎沒有蔓延至英語世界,我在google上幾乎找不到英文的報導與評論。

這次#MeToo的挪用,很可能只會淪為八卦,或者流於一種道德化的說辭(「學者的私德也很重要啊!」),實在很可惜。也許它會令人們更意覺學術世界裡的性別關係,提高警覺。至於以上所談的全球學術不平等關係,如何與性及性別關係糾結起來,即使有所察覺,恐怕也無力有多少改變。我只期望,事件可以令更多有志學術的年青人想一想,自己是否過於陷入學術名利場裡的追遂計算,而忘記了知識生產對象牙塔以外的社會有甚麼意義。

文章部份內容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8.19

最近媒體報道,過去兩年赴台灣升讀大學的香港年輕人增加了14%;據學友社的調查指出,這幾年一直有四分之一左右的DSE 考生考慮到台灣升讀大學,另有接近兩成人打算到中國大陸升學。這種趨勢在香港的大學裏不容易感覺到,因為,只有約兩成左右DSE考生能考進本地大學,這些打算去台灣及中國大陸的學生,我們是看不見的,也感受不到他們的影響。影響最大感受最深的, 可能是本港以「銜接」(articulation)為主要目的社區學院,它們能招進來讀副學士的人數一定有所減少。而因為我負責大學收生,也見這幾年非聯招(Non-JUPAS)的申請者在量及質方面也有所下降。

部分媒體對此現象解讀成「逃避中國」,或感到香港沒有希望。這種說法頗有水分,例如,該怎樣解釋兩成人打算到中國大陸升學?我不肯定這些中學生是否有如此強烈的政治傾向與情緒,不過,我們該回到最基本的常識,大部分中學生及他們的家長最掛心的,應該是升學機會及前景,而非香港政治前途。因此,從這個現象我們該看到的,是台灣給了香港學生什麼機會,以及香港的高等教育無法滿足他們什麼。

根據駐港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供的資料,最多人報讀的台灣專上院校不是國立大學,而是私立大學(而且不是重點的那幾家)。大概可以猜出一二,這些學生在校及公開試成績並不突出,自覺考入香港本地大學困難,能入台灣的國立大學的也不多,因此選擇這些競爭不大的私立大學。當然,也有部分港生是成績優異,而目標清晰的,例如,最多港生競爭的學科是國立大學的獸醫學系(如台大、中興及嘉義大學等),獸醫學系在香港只有城市大學一家開辦,而且成立歷史短,不及台灣多及歷史悠久。

換言之,到台灣升學的港生,有不少是DSE 的被淘汰者,又或者在香港找不到自己想讀的學科,甚至可能未考試已自覺被香港的聯招打垮、排拒了,乾脆早早放棄。如果說香港有什麼令他們失望,那肯定是我們的教育、考試制度以及大學。我一個朋友的兒子便是這樣,他在中學的成績還算可以,但在考DSE 前一年,已放棄努力準備考試了。他在本地大學裏既找不到想讀的學科,也覺得自己考不到好成績,但父母卻又想他拿個大學學位,因此,他去了一家名不經傳的私立大學讀酒店與餐飲管理;香港部分大學也有這類學位課程,但他只望門興嘆。更重要的,他早已在網絡認識了一群背景及年齡相近的台灣朋友,得到他們指引鼓勵。令他父母最後接受這安排兼安心滿意的,除了他們覺得台灣治安好、民風淳樸兼鄰近香港外,就是學費及生活費便宜,只及香港的四分之一至一半左右,這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是個窩心的選擇。

兩岸高教擴招造福香港中下收入家庭

把整個圖像放大一點,兩岸過去二十年的高等教育擴招,可以說造福了香港中下收入家庭,他們的子女能考進香港的大學的其實不多,也沒有錢到西方國家留學,中國大陸與台灣幾乎成唯一出路。台灣早於解嚴前後讓更多私立大學出現,九十年代又因為教改運動,使公私立大學自主性提高,擴大規模及招生致原則上所有台灣人也可以讀大學,近年更因為出生率低而收生不足;到了千禧年代,中國大陸也為了刺激內需,高等教育翻了幾番,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數目,大約是整個香港的人口!而港英政府或特區政府,卻收緊荷包,自外於華人地區以至全世界大學普及化的潮流。當年董建華本來也想來個擴招,卻被公務員系統扯後腿,只搞出了副學士及社區學院。

到底專上教育普及化是否一個好政策?的確存在爭論。我記得以前筆者在台灣求學,經常聽到島內爭論台灣是否「菲律賓化」(可憐菲律賓永遠被說成是個壞榜樣),大學生太多成為不少信奉精英教育理念的人的噩夢。但有一點是清晰的,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包括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管治邏輯,在沒有充分社會討論下,已為大家鋪下一條精英主義路線,整日也把各家大學推向一個狹窄的國際精英大學競爭遊戲, 沉醉在世界排名與自說自話的「影響力」,但卻是背向本地民情及社會需求的;甚至在鼓勵創新學科上,也是只爭逐國際精英大學的學術潮流,而不屑看一下香港年輕人要什麼想什麼。至於學額增加,亦永遠是想盡辦法束之高閣的議程。何以如此?大概香港歷朝官員及廣義的統治階層心底裏,都害怕香港有太多大學生。

我不知道他們怕什麼,是怕太多大學生導致工資期望過高?恐懼大學生失業?還是怕鬧出學潮?這是戰後香港歷史及教育政策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冷靜來看,這份恐懼早已有點非理性,三四十年前,這可能還是個合理的恐懼,但如今香港雖然不夠學位滿足需求,卻早已由兩岸,以至英美澳等國更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提供了,否則,單憑本地大專院校的產量,香港人又怎會總是在抱怨滿街大學生?學位貶值?

事到如今,問題已非香港是否該有更多的大學生,因為香港政府本地生產不多,不同階級的家庭也想辦法在外地大量生產;在外地讀完大學,不少人還是會回港發展的。因此,問題應該是,香港要不要讓更多年輕人留在香港讀大學?香港該怎樣使大學入學制度更公平與包容,容納更多能力傾向不同的年輕人,讓他們接受高等教育?簡言之,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香港專上教育?

只要為政者以至大學高層繼續逃避以上問題,香港會有愈來愈多的學生想辦法逃出香港。也許我捉錯了用神,逼年輕人逃出香港,本就是當官(甚至不少我的高級同事)的本意。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6.24(感謝編輯整理拙文)。

又到應屆考生等待公開試成績及大學取錄的季節。每一年,媒體有一種近乎公式化的故事:報道幾位五星星狀元,鏡頭捕捉考得不好的失落學生,追蹤徬徨學生家長找另類升學途徑(通常是沒有政府資助的自資課程),加些家庭背景有點特殊的考生故事,再補上廉價的正能量鼓勵。一切太像一場運動比賽,體育精神至上,成功與榮譽,失敗與屈辱,都是鏡頭下的一刻,與整個香港的教育制度、教育資源分配以至階級結構沒有關係,更不會有人要被問責及追究。

人人說香港社會處處撕裂,難得有此穩定的故事,牢固的共識,與其他香港公共議題截然不同,例如樓價。香港雖然是「市場大晒」的社會,但若干年前開始,每逢新盤開售,樓價創新高,都扯到地產霸權、高地價政策、土地不足還是土地分配不公的爭議。有官員要被問責,有地產商要被詛咒,逼得近年要花大錢來為政府政策護航,支持開發郊野公園及填海,權貴官府與民間一直在拉扯。

香港最穩定的建制部分:升學

至於考試升學,雖是每一位家長學生心繫之事,不缺激情與淚花,卻少有矛盾衝突。香港官員應該心存感恩,每年近八成DSE考生及其家庭,幾乎得不到政府任何專上教育資助,還要花大錢到社區學院或外地升學,卻沒有人上街抗議政府。他們心底裏可能暗罵半句特首及一眾高官,有錢有公帑送子女到海外升學,但下半句只自嘆不如,既沒有贏在起跑線,也沒有「父幹」支持自己,更沒有「父幹」幫子女向上流。

由中學至大專的升學路徑是社會流動及再生產的重要部分,也是香港最穩定的建制部分。大家似乎對公開考試的分數奉若神明,或抱着寧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讓它決定了人生的重要階段。

為招生跑數 學生成績大過天

幾年前,教育局曾宣傳說求學不是求分數,近年好像不敢再大聲講了。我可以告訴大家,大學每個課程每個系的確是在求分數的。大學一層一層壓下來,要求招進更多公開試成績好的學生,每年招生後都要跟往年比一下,跟鄰近的學系比併一下。精英大學及學系的新生愈來愈多「星星」,非精英大學沒有這命水,但也要跑數,在聯招收生(JUPAS)中重視DSE成績多於學生的志願。

部分大學上級曾為了提升DSE成績,要求學系以成績為優先排序標準,例如,第六志願的高分學生要排在第一志願的中等分數學生之上。這其實是荒誕兼無用的,只體現大學高層焦慮的心情,因為很多報考學生連自己第五以下的志願是什麼也忘記了,即使該課程取錄他,也很可能不會接受,寧願重考或讀社區學院。於是,又有高層催迫學系多招收非聯招(Non-JUPAS)學生,減少聯招新生數目,因為前者沒有DSE成績可以計算,少一些聯招生進來,間接令招進來的DSE學生平均成績上升。當然,非聯招生的社區學院CGPA也不能低,也有量化指標比較與管理,反正盤數要弄得好看一點。

我不是全盤反對入大學要有基本能力,也不完全反對用公開試來評估能力,甚至在僧多粥少下,公開試成績也可以是選拔標準之一。但是,我對無止境無意義的競爭與跑數感到煩厭,跑到喪失了意義。

人具多元價值 分數無法處理

我在現教的大學及學系教了超過十五年,也負責招生多年,前五年進來的學生公開試成績差強人意,是勉強能進大學的一群,但學生卻棱角分明、創意十足,讀中學時已有不少形形色色的愛好,也許因此考試考得不怎麼樣;我們系強調活動教學、學生參與及自由發揮,因此大部分老師與這類學生相處得特別愉快,他們不少人畢業後也有出色特異的成就。近五、六年的學生則有點不同,公開試成績的確好了不少(雖然大學高層還嫌我們的數跑得不夠好),但反斗學生卻少了許多,像羅冠聰這類學生其實是極少數的(這也讓外界誤解了我們的學生),不少學生的中學生涯除了公開考試便幾近空白。我經常想,DSE成績的四級還是五級,有星還是沒星,究竟意義在哪?

分數存在的意義,是數字化管理,令學生、中學、大學、學系時刻專注在遊戲規則內的競爭,忘記人的差異、複雜性、多元價值與意義,這些都是簡單的分數無法處理的東西。世界不少地方都採取多元入學,包括美國及台灣,公開試成績只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而且通常不是決定性的;理由很簡單,即使人有高低之分,也有不同類型及面向的能力。

數字化管理收生最省事

我遇過一位學生,他讀中學時已是兩棲爬蟲類專家,自學成材,經常一個人夜間躲進叢林觀察動物,家裏更繁殖飼養不少動物,可是,他的公開試成績無法令任何一間大學取錄他入讀相關學科。那些破格取錄的例子,如多年前的陳易希,或一些精英運動員,只是零星例子,僅有為大學宣傳一下的功能。話分兩頭,多元入學在現有香港大學體制裏要執行不容易,大部分學系暑假都是施展「空城計」,教員都忙着做研究、寫文章及開會,誰去負責沉重而複雜的收生工作?數字化管理不是最省事嗎?

香港的大學入學以單一考試分數為重中之重,正反映着我們整個文化的守舊與淺薄,跟香港的大學或其他領域的「國際化」追求一樣,同樣是以單一量化標準、排名為本,東施效顰,卻對國際間究竟在討論探討什麼,實質無半點認識與反思。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5.27),感謝編輯整理。

當初決定寫這個專欄時,心裏有點膽怯,倒不是因為怕大學高層找我算帳,而是大學是否不斷有值得評議的事件?單從新聞的數量來看,我可能過慮了,我發現,每隔一兩個星期,總有壞消息。執筆之前,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學系9名負責指導實習的資深半職導師同時「不獲續約」,系方及校方解釋,因為有財政赤字。大學怪談層出不窮,大概只要編輯許可,還可以寫好一段時間。

我對理工大學及應用社會科學學系的狀况,不算很了解。但有一點很清楚,學系所謂財赤,並不能用一般小生意來理解,不是現金收入抵不過現金支出。學系不是雲吞麵舖,除非它有辦自資課程,例如授課式碩士課程或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否則它根本沒有多少隨時動用的現金收入。即使學系有現金收入,它不是法人,也要把錢存在大學裏。不少學系完全沒有自資課程,因此,一般學系的所謂「收入」,大部分是大學根據一些指標計算出來的,例如,主修生人數及修讀學系開辦的課程的學生人數。至於學系的支出,也是直接由大學支付,主要是行政及教職員的薪金,僱主是大學,並非學系。

被大學計算出來的學系「赤字」

學系的「赤字」或「盈餘」,是大學自行界定後再計算出來的。用「無良老闆」來形容理大固然合理,因為小市民沒有責任,也沒有耐性搞清楚你的胡塗帳,才作評議。然而,這畢竟把問題簡化了一點。

說來奇怪,不少學系的老師對系裏所謂開支收入也沒有很了解,有時連系主任也不清楚,直至大學告訴他﹕對不起,你們系欠債纍纍!不過,一個系的財政狀况,與大學整體財政狀况沒有多大關係,只是一種美其名「自負責任」、「競爭」、「預算約束」的新自由主義遊戲。理大的盈餘數以億元計,但應用社會科學系作為理大其中一個大系,卻被大學計算出來欠下幾千萬!此事發生之前,我已聽到不少香港的大學學系突然被告知赤字,這應該是大學高層盤查的結果,而遭殃的大部分是全職短期合約教員(例如授課導師、講師等)。

但說「赤字」是莫須有,也不完全準確。我估計,一個學系之所以有赤字,是因為透過開辦課程所服務的主修及外系學生人數不夠多(即所謂headcount),所以,收入便不夠了。另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支出太多,聘回來的老師太多人;當然,具決定性的不是薪水不算高的半職導師,而是各級全職教授。

有人可能會覺得,如果是學生不夠多,便不會多聘老師;如果是老師多,按道理應該可以多招收到學生修課程。而現實是,這兩個看似互相之間有點矛盾的情况,通常會同時發生。即使不至於荒謬至愈多老師愈少學生,或愈少學生愈多老師,但常會出現一種情况﹕招聘回來的老師增多了,卻沒有增加多少課程數目,也沒有多吸引修讀的學生。因為,招聘回來的許多全職教授,需要從事的學術研究出版的工作量,愈來愈多於教學工作,教學工作日漸交給短期合約的講師或導師,他們薪酬與工作性質都有明顯差別。這種分工,在香港的綜合型大校(如中大、港大及科大)裏日漸明顯,理大也不例外。理大的應用社會科學系鍾劍華教授早前撰文,已確認了系內的這種分工趨勢的存在。

開源節流?裁掉基層教師最容易

出現了赤字,自然想到開源節流。開源,對學系來說不容易,主修生人數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及大學一層一層定下,不會隨意增減;多開選修課搶其他系的學生,也需要經過校內程序,有點杯水車薪,遠水救不了近火。節流則最簡單,既然薪酬是最主要開支,當然是裁員。按道理,裁走高薪教授是最直接的解決之道,不過,通常不會發生。理由之一,當然是因為做決定的就是高薪教授自己,但除了既得利益的原因外,還有更多。

首先,終身教席的教授近乎動不了,即使沒有終身教席者,也有較長合約規範(一般數年),以及一定的評核,按我觀察,很少中途終止合約。而且,裁掉從事研究出版的教授,豈不是削弱了學系的競爭力?在5年左右一次的RAE(研究評審工作)裏,若大學輸掉來自教資會佔25%的「直資研究撥款」(R. Block)怎麼辦?所以,催迫教授多教點書也不是上策(哪有時間做研究?)。於是,裁掉只有幾個月或一年的短約的基層教師是最容易的,換成更容易控制成本的件工更化算,但這到底能省多少成本呢?可能不多,但起碼對上級有點交待,裁掉這些基層教師,管理層不在乎,即使教學質素變差了,亦不礙事。教學無統一清晰的評核,所有大學用更多的文件、愈來愈繁複的「質素保證」、海量的評審等等,便可安撫UGC了,因此也幾乎影響不了餘下75%的教學撥款。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應用社會科學系一邊裁掉5位老師,一邊繼續招聘助理及副教授。

說到底,這不是良心問題。但說是體制的錯、UGC的錯,就等於說是社會的錯一樣,讀者一定罵我說廢話,連大學裏的同事也會對我報以噓聲。值得我們反省的問題當然還有許多。首先,我們教職員不夠團結,包括我自己在內不夠關心員工權益及大學政策制度是個大問題,因而任由UGC及大學高層魚肉基層員工。另一個值得深究的是,香港的大學校長,以至他身邊的大學領導層,到底有沒有自主意志。他們即使不能或不敢正面對抗,也可來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軟性反抗。換言之,這便涉及大學校長(也包括一眾高層)對大學的視野及領導能力,當中也體現到整個香港的管治問題。

大學領導層就不能「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我在嶺南大學裏工作了超過15年,職位低微兼社交能力差,近年才躋身特權階級最底層的助理教授位置(我也做過10年以上的短約教員),不要說校長,就算是院長,我也永遠跟他們保持極大的距離。但是,作為小職員如我,也能看到大學領導層視野及能力的局限,也看到不同校長的差別。

特首有權委任大學校董,校長由校董遴選,校董會主席又往往是特區政府信得過的權貴,例如我們學校前兩任的主席是前特首梁振英及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他們管着校長。所以,期望校長跟政府與UGC對着幹是很難的,但這並不是說,校長必然是政府傀儡。我之前見識過的陳坤耀校長及已故的陳玉樹校長,前者曾罕有地跟UGC及教育局公開對辯,甚至質疑UGC的撥款方式對教學為重、人文學科為主的小校不公,「博雅教育」這招牌亦是在他任內確立起來的。另一位陳校長在公眾場合比較低調,在校內平易近人,如今我更清楚知道,他當年抵禦過不少上頭壓力;例如,在他任內,RAE的壓力跟現在相比少很多,也令同事感到學校重視教學。這兩位校長同樣長年在體制裏打滾,但比起如今許多校長,只懂遵照由UGC定下來的遊戲規則辦事,爭排名、爭撥款、爭捐款,高出了幾班。

理大坐擁豐厚的盈餘,難道就不能繞過荒謬的遊戲規則,體恤一下走在最前線的教學人員?算出來所謂幾千萬虧損(除了大學高層自己去追數,誰會去追?)真的那麼重要?比教學、老師及學生還要重要嗎?大學一層一層按本子辦事,麻木不仁,無法自主,似乎只是整個管治格局的一個小例子。

感謝《明報》編輯編輯整理,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4 月29 日。

今年財政預算案最大的爭議是應否派錢,而最沒有爭議的,可能是向大學派錢。財政司建議撥款25億元,為十間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院校推行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所謂配對補助金,是鼓勵院校籌款,一般是每籌得一元便可得一元政府補助(還有些複雜的規定,在此不贅)。這個做法自2003年開始至今已是第八輪,過去籌得的私人捐款,加上政府的配對補助,共超過200億。再來一次配對,似乎是一件好事,要找個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裡就這筆撥款質詢官員,大概也相當困難。

同一時間,我不停聽到有大學任教的老師被「炒魷魚」,即所謂「不獲續約」。月初,有浸會大學的黄偉國老師,令我忍不住在網上寫了一篇名為<大學如何「炒魷魚」?>的文章。請原諒我後知後覺,最近才有朋友傳給我另一個例子,教育大學的鄧健苓老師在一月份發出的一封公開信,抗議校方拒絕續聘她。雖然她成功申請到研究資助局(RGC)的研究項目,又剛出版了一本英文學術著作,但校方仍然以她「研究潛力不足」為由不予續約。近三四年,以研究出版不足為名遭辭退的同行實在多得有點驚人;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大學高層關心過這些老師的教學表現。我常心生疑問,高層寧願以「研究」為由放棄教了多年的老師,再找個新人來教書,真的是關心學生及教學質素的表現?

以上兩件事表面上沒有關係,但我覺得,它們還是有點深層關係的,這次不妨由錢說起。

香港的公立大學主要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撥款,政府的公帑由它調撥,表面原因是大學自主、專業監管,內裡原因大概是讓大學撥款看起來不那麼政治化,跟政府無關,不像中小學的問題,總要找教育局局長算賬。官方文件叫撥款為「補助金」(grants),但中文裡用上「補」字有點誤導,它根本就是公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

如果你不在大學裡工作,翻開教資會的帳去算一下,你一定會驚訝,政府及教資會對大學撥款的控制程度之高。

過去十年,補助金是政府開支的5–4.5%,佔政府的教育開支的25%以下,不多也不少。這亦反映在資助學額上,除了因為「三改四」那一年因為有兩制學生同時入學外,學額每年增長1–3%不等,十年來人數上大概是增加了「一級」(即「三改四」所造成的三分之一)的學生,相較中國大陸的擴招,實屬小兒科。學額是教資會計算撥款的最重要基礎,因此,限制了撥款金額,也限制了同期的教學及研究人員數目增長,有些年份甚至有單位數負增長,即使增長最高也不超過6%。而且,較大的增長主要來自研究人員,而非教學人員。我看過一些有關中文大學的數字:「三改四」前後,中大的本科生增加了五成(何以中大能超過全港平均數?這是另一個故事),但全職教員增加只有兩成,而研究人員卻大增五成!

如今,大部份全職教學人員也日漸傾向從事更多研究工作,而非教學。因此,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教育工作規模,多年來沒有擴大,甚至有人認為是縮小了,與研究相關的部份卻擴張不少。若論學生人數及教學規模,近年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主要是發生在大部份不受政府資助的社區學院,以及授課式碩士課程。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一個港式教育産業新自由主義的故事,只能另文詳談。

政府如此謹慎理財控制大學教育規模,跟香港公眾及媒體對大學的期望,形成奇怪的對比。如今家長都望子女進大學,但因為學額有限,香港的文憑試考生卻一直只有20%左右能入大學。話說回來,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大概也把握了市民的複雜心理。我聽過有學生說,大學學位日益貶值,我們還是不要像台灣或大陸那樣製造出那麼多大學生,免得貶上加貶;也有人認為擇優汰劣,才是好的大學制度。大概因為這樣,比起其他議題(例如房屋),公眾在這方面的壓力及要求也不算大。

不過,這沒有阻止大學生人數增加,只是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子女,得不到教資會的資助,要另尋本地公立大學以外的途徑,包括自資學士,或到大陸、台灣升學,有錢的則當然是英美澳留學。 因此,謹慎理財的背後,是要限制政府投放在本地大學教學的資源,減少市民的專上教育需求依靠政府,增加中産及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

教資會嚴管大學教育開支,造就一個規模維持不變的核心教員團隊,並由大學高層以各種側重所謂「國際化」的指標來篩選教員,要求核心教員在研究出版上自我鞭策。特別是還沒有取得終身教席者,皆忙於「跑數」,有終身教席者,又會協助或鞭策年資淺的同事「跑數」,時刻要跟英美頂級研究者在「量」及「級數」上競爭,害怕他們來搶了自己的飯碗。因此,日常教學任務便日漸轉交給非教資會系統的教員,包括短期合約教師及兼職教師,合約只有幾個月至一年不等,不少更時薪計算。前者嚴苛的淘汰制度,造就了不少入職及升職失敗者,他們不合大學高層構想的「國際化」模樣,被迫流入後者的隊伍--一個勞動狀況日漸惡劣的非核心教員市場。

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十分有默契,要多花錢,也絕不會用來增加學額,增加核心教員隊伍,更不會關心本地學者的就業機會,這就是浸大錢校長說的:「有空缺都要同全世界競爭」!。例如,幾十億的配對補助金,大學收下後,不會花在增加學額,因為教資會已為大學規劃好學額及課程,要增加要跟它討論得到認可;大學也不會隨便多聘全職核心教員,因為補助金是一次性的,誰會冒險?因此,用來建大樓、翻新及改建,又或者搞研究、聘研究人員,比較簡單;募捐回來的私人捐款,當然也是建大樓比較好,除了冠名大樓外,少部份錢可能會用來冠名高級教授的名銜職位。

事實上,教資會撥出的補助金雖然每年也有增加,但細看數字,增加的主要來源是「非經常補助」,這最高可達整體的四分之一的錢,多是工程撥款,用在磚頭上。故此,在規模較大,還有土地可以開發的本地大學裡,各類大樓日漸增加。我可以肯定,與香港人「愈住愈細」相反,大學裡人均樓面使用面積卻會不斷增加!筆者任教的大學全港最小,已經幾乎沒有空地了,但也在計劃擴建工程。至於學生或教學有多大程度用得上這些空間,則是另一個該研究討論的問題。

這幾年,大學的同事經常抱怨教學困難及學生表現,我幾乎每天在臉書上都能看到這類帖子。但是,幾乎沒有人期望大學的高層會關心這些問題了,因為,他們做少一點擠壓前線老師教學時間,少一點干擾正常教學工作的文書手續及規條,已是幫了一個天大的忙了,但這通常是奢望。至於財政司嘛,他可以專心派錢,因為有教資會為他管大學的錢,繼續強化這個漠視教學的制度。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3月25日。

黄偉國不獲浸會大學續聘,指浸大裡有高層或不喜歡他的政治立場,或因為他的工會主席身份,透過Faculty Review Panel「整死」他。我當然沒有內幕,不過,我可以根據我的經驗,為大家提供一點背景。

近十年,香港的大學陸續推行所謂3+3的Tenure-track制度,聘請Assistant Professor或以上職級,據說這制度來自美國。一般來說,該制度規定,一份合約只有三年,並只可以續約一次,除非期間成功申請晉升並予以終身合約(Tenure),即所謂substantiation,否則便不會再獲續約。近年,身邊不少同行都過不了這一關,相繼被大學炒魷魚。而本人若干年前,也簽了這樣的合約,已續約了一次,兩年後亦到死期。

然而,按媒體報導所述(黄偉國是我朋友,但我沒有親身向他求證過內容),黄偉國最初並非以這種合約受聘,而是所謂「舊約」,而一般舊約沒有這種Tenure-track,只需要合約完結前獲得續約即可。但是,浸會大學跟其他香港的大學一樣,嘗試把以前的教授也併入(或迫入)這個制度,通常給一個限期(兩三年內),限期前要成功獲得substantiation,否則也要掃出校門,大概不少舊約老師會因此提早退休。我不知道浸會大學有沒有白紙黑字這樣告訴過教職員,嶺南大學便曾發佈過這樣的公告,要求員工同意。原則上來說,對舊約教員來說,是校方修改了合約內容,員工應該有權反對,不過,似乎還沒有人把這事拿到法庭去評評理。

按媒體報導,黄偉國從來沒有同意過修改合約內容,變成像新約那樣,必需substantiation及晉升才可以繼續留任。而根據我粗淺理解僱傭條例,校方似乎沒有權擅自修改合約,當然,校方可以用各種理由不予續約,例如社會科學院院長告訴黄偉國,是因為他教學不夠傑出(outstanding)。

大學的江湖傳聞說,像港大及中大這樣的大校,成功substantiation的比率少於25%,是否如此,無法求證。至於怎樣才能成功,每一家大學,每一個學系、學院都會有差異,而且,不少是很不透明的。有些只有簡單的原則,例如outstanding teaching 及outstanding research。而且,即使是清楚的,也大概不會說只要達標即可晉升,只會定為最低要求。例如有些系或學院會定出一份期刊分級名單,要求教授出版超過一定數量的A級期刊,又規定多少篇B級或c級期刊文章又等於一篇A級期刊文章等等,要達標後方有資格申請晉升。而評核委員會又會考慮其他因素,例如難以量化的教學,取得的研究項目,以及校外(external)評核員(一般是有學術地位的教授)的評語。由於準則並不透明,委員會裡的高層(一般是已獲取tenure的教授)只要不喜歡某位申請的教授(不管是政治理由、私人恩怨或其他學術理由),便可以用各種說法及方法否決,例如找個特別嚴苛的校外評核員,或在教學與研究出版裡挑點毛病。因此,許多著作等身、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也過不了關。

制度其中一個效果,就是令教員像走馬燈一樣,走來走去。Substantiation不成功的教授,幸運的可能讓大學改聘他為非tenure-track的合約教員(lecturer或instructor等),或到其他大學找工作,部份可能又再跑一次tenure-track這趟「畏途」。另一個效果是,由於研究出版相對能量化,例如取得政府的RGC(研究資助委員會)的研究項目,在英美為中心的頂級期刊中出版學術文章數目等等,所以,有能力又能潛心埋首於這種遊戲的人,才能晉級生存。否則只能提早退休,又或者降級lecturer,成為大學裡教學量多但沒有決策權的基層教員。

最後,稍為陰謀論地推想一下,這種制度有利於令大學的教員及學系「離地」,因而有利高層管治。因為,最能在這種制度中勝出的人,有幾個「離地」條件。

條件之一,是英美名牌大學畢業的博士,我們行內人早已知的潛規則,一位Harvard畢業的與一位香港大學畢業比較,當然是前者成功機會大很多,後者失敗的機會很大。另外一個條件,就是剛才所說,生産「離地」的學術成果。你發表一篇文章在頂級但只有行內人才會看的期刊,絕對比你發表一個有益香港人的研究要有用,也比你出版一本哄動全城(那怕是全國)的暢銷書,更不要說那些只「有害」而「無用」的報章雜誌文章。校內某位院長便曾清楚地告誡過我這一點。

當然,有部份人能像越王勾踐那樣,臥薪嘗膽,努力地「離地」六年或更長時間,取得tenure後,便可以「回到地上」。不過,整個制度不知要淘汰多少人,才得幾個這種「好人」。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老師,喜歡大學怪談,因為自己就是怪談的一部份,猶如逆水行舟,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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