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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努力參與各類西方主導的國際遊戲,華語社會稱此為「與國際接軌」,成效驚人。過去碰得最多的是出洋留學的大陸學者,但他們大部份都不一定有很深的大陸官方聯繫;但近年卻看到大陸高校與學術機構,憑著銀彈,已進駐不少國際學術空間。多年前開始有受人矚目的世界各大院校的孔子學院,近年連學術出版界也見其身影。

最近在China Chinnel看到Timothy Grose的一篇文章,批評期刊China and Asia: A Journal in Historical Studies拒絕刊登他的一篇關於新疆的書評,而Grose猜測,這可能與出版社Brill要擁抱中國市場,以及該期刊的主編韓孝榮教授的親北京觀點有關。事實上,主編及副編輯,都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的教授,除了韓這位系主任外,還有系內兩位香港出身的教授。

不少讀者可能只視為中國審查學術言論的例子之一,但事件其實也是中國「接軌」出錯的例子。

首先,該書評並不是自由投稿。正如一般學術期刊,這篇文章是邀稿的。一般學者(尤其是年輕的)並不熱衷於為學術期刊寫書評,因為,書評不會有同儕評審(peer review),大學在評核教員的研究出版並不重視。故此,期刊編輯往往要主動懇求某些專家學者為某書寫評論。我曾寫過兩三篇,坦白說,都是因為朋友邀請才不好意思推卻。根據Grose的自述,他可能基於學術人的義務責任才接受邀請寫書評。

因此,我們不妨可以問,為甚麼要邀稿?過去幾年,新疆在中國是個極敏感的話題,何以這位負責書評的編輯會不注意。他/她既不注意這個敏感議題,也沒有了解到Grose,他很明顯不是那些對中國政府少數民族政策唯唯諾諾的洋學者。因此,我也相信,這期刊並不是官方主力培養的刊物,也沒有很清晰嚴密的言論審查機制。

根據Grose的說法,編輯收到稿件後,要求他刪除提及新疆「再教育營」的首段。他收到這個要求後,發信要求編輯解釋理由以及表達對審查的關注。編輯事後把Grose的回覆傳給主編韓教授,但卻等了好幾個月也沒有回覆,期間只收到負責書評的編輯回覆說,書評很可能無法出版。這個過程很不尋常,也不禁讓人猜疑。

故事發展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本期刊的編輯工作應該頗鬆散,沒有很系統的内容審查名單,但是,期刊內部或外部很可能有人要求或被要求審查一些敏感內容。一般期刊的內容編輯室由一個很鬆散的學者網絡組成,甚至很可能只靠電郵聯絡;負責書評的編輯,可能得到信任,可以自行運作。因此,只有Grose把書評完成後,作最後內容把關的編輯(尤其是主編)才發現內容有問題,真正理由為何,恐怕連負責書評的編輯也無法知曉。

事件有趣的是之後的發展。三個月後,Grose把事件發佈在Twitter上, 出版社Brill負責亞洲研究的編輯找他,指整件事是一個「誠實錯誤」(honest mistake),因為,有編輯為一本超出期刊關注範疇的書邀稿,而主編拒絕刊登的理由,也跟作者首段內容無關(很有趣,這個理由負責書評的編輯說不出來,卻由一位並不直接負責期刊編輯的人說出來)。這個說法令人難以置信,如果只是「邀錯稿」,何以要等三個月才向人解釋?而且,Oil and Water: Being Han in Xinjiang一書又怎會跟China and Asia無關?如果是一本一般性的中國研究的書,還勉強說得過去,中國西北邊疆、伊斯蘭地區又怎會與亞洲無關?

我有點驚訝的是,主編這時還沒有出面,那些副主編也沒有,Brill卻要出來為期刊主編及編輯「擦屁股」,歐洲人真要質問一下這家出版社。這事發生在Brill要終止與某中國大陸高等院校出版社的事件之後,更惹猜疑。

終於,5月16日,韓教授在美國發了一篇英文信回覆Grose,他這時才「一力」承擔責任。他否認為中共審查,除了重複Brill編輯的說法外,還補充了一個原因,指要求刪除的段落更適合刊登於媒體,而非學術期刊。值得注意,Grose是去年11月要求解釋,現在是2019年5月,韓教授真的忙,要花半年時間,讓其他他認為不該負責任的人為他勉強應付了那麼多時日,才親自出面,而刪除理由也要花六個月才說出來或想出來。

這本期刊與中國政府有甚麼關係,我不知道,但明顯是錯完又錯,「硬」接軌的一例。其實,審查這回事,經常也不會一管到底百分百「完美」,尤其是在國外。有人要讓中國在國際學界中發揮影響力,表面遵從西方原則,日常主事者也真的未必就是黨官或審查員,只是一位學者。但是,又「有人」要審查言論禁區,或存在自我審查的壓力,於是,往往審查的執行不到位,甚至自己不小心製造審查醜聞,自找麻煩。因為執行不到位,面對爛攤子時,該負責的人不願意站出來交待,讓其他人先擋一擋,最好讓洋人也出手打個完場,頂不住了,才再出來。結果,故事說來說去也是破綻百出。


〔本文刊於《明報》2019.1.6,這版本作少許修改〕
自從開始寫這個專欄,我特別留意大學及學院中人在所有爭議中的角色。我發現,他們扮演的角色比我之前的印象來得重要,其中之一,是西方名牌大學大教授,他們經常周旋在國際關係之中。

上月(12/2018)在國際新聞中最受注目的學者,要算是捲入中美衝突之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事緣他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府透過加拿大司法部門逮捕及檢控華為高層孟晚舟。他指出,過去有不少企業觸犯美國針對伊朗等國的禁運令,一般也是罰款了事,這次要拘捕高層人員,是特朗普要圍堵中國,特別是要打擊中國科技公司,此舉威脅國際法及世界和平。薩克斯為華為辯護,引來海量網民湧到他的推特帳戶留言,不少更是批評與攻擊。有人指出,孟晚舟違反的是銀行欺詐罪而不是禁運,而且,她在加拿大得到公平司法程序對待,有律師陪同、有申辯機會、可要求保釋等,但在中國被捕的13名加拿大公民則沒有。

當中可能最椎心的攻擊,是有人質疑薩克斯收受華為利益而為它辯護,質疑者包括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及記者費什(Isaac Stone Fish),他近年在西方媒體成為重要的反中評論員。薩克斯當然否認收受利益,也的確沒有證據。不過,網上有人找出他為華為一份名為《數碼國家:更強的經濟、更好的社會及更良好的管治》報告撰寫序言,高度讚賞華為對展望及發展數碼社會高瞻遠矚。可能因為群情實在太洶湧,薩克斯把自己擁有26萬追隨者的推特帳戶關閉,也許他認為那些攻擊他的網民也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步。當然,如今中美關係如此,也的確不能排除網絡戰的可能。

薩克斯在國際社會及全球經濟學界是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他不足30歲便在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教授終身教席,曾是信奉古典經濟學的學者之一。上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他到過玻利維亞、波蘭及蘇聯瓦解後的俄羅斯出任經濟顧問,提倡市場改革,以急速取消價格管制、大幅削減財政補貼、私有化國營企業等措施而震驚世界,被媒體稱之為「震盪式治療」(Shock Therapy)。至於成效,有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人認為是最有效的市場過渡,但亦有不少批評他為工人農民帶來沉重打擊,讓國營資產廉價轉至寡頭集團。

1990年代後期,他轉戰非洲,少談「震盪式治療」,卻大談「可持續發展」與扶貧,支持適度的援助及政府干預,推動不少非洲援助項目。因此,他開始進入世衛及聯合國成為專家。他曾批評「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教條,2011年,他甚至到華爾街支持佔領運動,批評金融業自由化。

在最近華為事件之前,很少人注意到薩克斯與中國的關係。隨着華為風波,有人質疑他到底是否何志平的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顧問,也有西方媒體憑一些不算完整的資料作出推測,薩克斯一概否認。當然,實際上有何關係,是否只是出席何志平主辦宴會的貴賓,寒暄兩句而已,至今也沒有確實證據。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薩克斯是國際社會上的親華派,他對「一帶一路」懷有很大的良好期望,寄望中國為第三世界帶來可持續發展。而他那篇為華為報告寫的序言,坦白說,也實在太像一篇公關文章,完全一面倒讚賞華為如何構想數碼未來帶來全面的人類社會發展,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據或個案。有點諷刺的是,當華為奢談數碼科技如何協助公民參政與良好管治,卻沒有回應中國龐大的網絡審查及監控系統,讀起來讓人忘記了華為是一家中國企業,一家得到北京大力支持的策略性全球企業(更不用說協助中共監控盜取個人資訊的指控),而薩克斯教授在序言中也丁點沒有提及這些令北京政府及華為尷尬的問題,正如他沒有關心那13名在中國被捕的加拿大人。

在這件事之前,薩克斯在國際關係上的位置,已引起不少人注意。最大的焦點是他何以由一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變成一名處處強調要「有人性面目」(with a human face)的全球資本主義者?曼徹斯特大學專研國際政治的學者威爾遜(Japhy Wilson)幾年前寫過一書,名為《薩克斯﹕震盪博士及援助先生的奇怪案例》(Jefrey Sachs: The Strange Case of Dr. Shock and Mr. Aid),嘗試解釋他的轉變。書中有不少齊澤克精神分析的內容,恕我不詳細解釋了,但他有一個觀點很有意思:薩克斯不是教條主義者,但他一直沒變,他只是跟隨着世界政治變化,在危機與暴力重重的資本主義中,想像及打造一個自由市場的社會幻象,把種種危機與暴力掩蓋及「解釋掉」(explain away)。

「蘇東波」年代,薩克斯以急風驟雨的方式試圖還原市場,把所有問題歸咎為蘇共式社會主義的體制,並利用民粹領導之手(例如俄羅斯的葉利欽)摧毁之。當東歐的爛攤子還未收拾好,他便跑去非洲,因為那裏提供了一個好像自外於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化外之地,讓他可以用人性化的援助項目來建立他心目中的自由市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到華盛頓共識的不濟,知道國家退出市場不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必要條件,國家政權的力量反而是必需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無法解釋中國作為資本主義大國的崛起,所以,他成為中國大好友是必然的,因為如今最支持自由貿易,嘴巴裏最愛全球化、世界秩序的,就是我們的習大大,所以薩克斯自然唱好「一帶一路」,為華為的企業科技夢歡呼。在他眼中,今天威脅自由世界的不是昔日的紅色政權,也不是資本主義的內部危機,而是曾是資本主義老大哥的美國。繼1980年代的蘇聯體制、1990年代至2000年代的非洲,橫蠻的特朗普成為薩克斯理想中的自由世界最新最大威脅。

近年,香港的教資會緊跟英國,講求大學研究成果及學者的「影響力」,薩克斯肯定是學術界雷鋒,人人要學,卻永遠學不來,畢竟他曾兩度被《時代》周刊選為「世界100名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坐在象牙塔裏的人被要求不需介入政治衝突,做好研究及知識轉移,與各個持份者好好合作,便能促進自由社會的進步。至於這個和諧幻象以外所做的都不算是「影響」,我與同行偶爾會開玩笑,難道戴耀廷的「佔領中環」可以被算進下次香港大學在研究評審(RAE)中的「影響力」?我們的RAE其實也有「人性面目」,面目之下,卻不那麼人性,更沒有政治倫理價值。不過,今天全球化遊戲的「人性面目」已被漸漸撕去,華為事件牽扯出的中美人質遊戲,隱喻着這個遊戲的暴力及危機已經蓋不住了,薩克斯教授也無法在網上與他的26萬粉絲友善互動了。

美國名校的薩克斯失去了他的「人性面目」,但身在香港高等院校的我們還要拉起我們的「人性面目」,奢談假裝政治中立的影響力。


我可能天生八卦,最近華人學術界最引起我注意的事件,不是北京的世界哲學大會,而是上月底由中國大陸「米兔」(#Metoo)點燃的「王光亮案」。

一位名為王光亮的泰籍華裔年青學者突然成為焦點,先是《南方人物周刊》報導一位化名為「伊婷」的大學女生指控他強暴與虐打。據稱,他倆本來是戀人,但女孩卻遭他多次強迫性交,造成身心摧殘。他到處獵艷,卻反過來向她炫耀,貶損她人格甚至暴力虐打。這些指控出現後,事件在網絡發酵,一個名為「單身者舞會」的社交媒體帳戶指事件中的男主角就是王光亮(Non Arkaraprasertkul),也有好幾位來自香港、澳洲及中國大陸的匿名女性舉報他,透露好幾件嚴重程度不一的性騷擾及侵犯的事件。

更戲劇性的是,事件爆發之時,剛好是王正要前往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上任助理教授。而且,這不是一般聘任,是台灣政府為了招攬國際人材而設的「玉山青年學者」計畫,以較優厚待遇延攬國際年青學者。而城鄉研究所學生得悉後,發起抵制這位即將上任的老師,校方亦馬上暫停發出聘書,稱要對王進行調查再行定奪。而在台灣傳媒追訪下,王則對以上指控一概否認,但至今還沒有公開露面。

筆者只是一位旁觀者,沒有內幕消息可提供,更無法斷言事件是否或有多大真確。一般評論人都把它連繫到中國及世界的#MeToo運動及風潮,例如,較早前中國大陸連串爆出學界性騷擾及性侵事件,除了在網上轟動,又遭官方審查刪帖,橫加干預,更有大學教授要辭職。不過,我想對事件作另一番解讀,我的問題是,究竟「王光亮案」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身邊的學界朋友自然留意此事,他們的反應似乎是「相信」的多。我把它放在括號內,並不是認為這事純屬虛構,而是我與我的學界朋友一樣,相信並不因為我們知情,也不只因為舉報的情節細緻,富真實感。更重要的是,事件發生的場境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學術場合,以及當中的關係互動。即使退一萬步,假設王光亮是無辜的,但在如今的學術世界裡,這種事是絕對有可能發生的。

我們不妨看一下事件的特別之處,它有別於一般大學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首先,王光亮並不是任何一家大學裡的資深教授。過去不少事件皆發生在資歷深及職位高的男教授與女學生或年資較淺的女同事之間,是典型的機構中的性別權力不平等的產物。但是,王卻只能算是學界新星,而非資深教授,他在澳洲及中國大陸的大學任教期都不長。他畢業於一般人視為頂級的大學,在哈佛拿了博士,到過好幾家名牌大家當訪問學人及研究員,畢業不久便有相當多頂級期刊的著作,分別在泰國及上海做過田野考察研究。而與這有關的另一點,就是事件發生的地方,似乎不只是日常大學教學的場所,也包括學術交流、訪問演講、會議及工作坊期間或之前之後的時間,這恰好構成了年青學生及研究生追逐學界明星的地方。

這種追逐並不只是粉絲追星,卻帶點羡慕、妒忌與功利。在如今英美主導的學術世界裡,這位王博士帶著重要的文化及象徵資本,部份學生仰慕他是很「自然」的。而在異性戀關係中,又多發生在女學生仰慕男性年青學者之間,大概大部份男學生只有妒恨的份兒。

王的重要資本之一,是英美的名牌大學,不少大學高層也愛認名牌,華人地區的大學算是極端。雖然大家嘴吧上都愛強調一視同仁,只看潛力與表現,但是,我見到的現實是另一回事。就算是我過於捕風捉影,但想進入學術階梯的學生,也很自然望向這些名牌大學及其畢業生,跟像王博士這類尖子打交道,自然會覺得有好處。情況就好像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及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著名的賭注論:一個理性的人應該相信上帝存在,因為,即使上帝實際上不存在,信者將只會有限或根本沒有損失;相反,若上帝真的存在,不信者便會大禍臨頭。所以,很多人覺得,信名牌是理性,不會差到哪裡,不管是否真的有用。而這種名門魅力,在習慣仰視英美的東亞,尤其是華人地區,是更明顯的。例如,你很難想到有哪一位在華人地區拿博士學位的年青學者能像這位在哈佛拿學位的王博士那樣,得到年青人的注目。

第二當然是出版,這又與名牌有關,不是說哈佛、史丹福畢業的就一定研究出版能力強,但是,名牌大學的老師及學習環境,的確讓人接觸到更多在重點期刊及大學出版社有影響力的人,例如是客席編輯、評審人,甚至根本就是期刊的編委。說得俗氣一點是人脈,說得複雜及抽象一點,就是比較熟習他們以及那些期刊的偏好,包括問題意識、研究興趣及課題。因此,即使你無法入讀這些名牌,沾點視野氣質,也是對自己前途有幫助。例如,其中一位舉報者便指控王提出幫助她在一高規格期刊上發表論文為條件,要求跟她交往。

以上兩點,一直都很重要,但於今尤烈。現今美國大學的研究院裡,指導老師或授課老師都不斷強調在學術場所的社交重要性,沒有人會怪責年輕的研究生花很多力氣及心思去結交重量級的人,反而敦促性格內向的學生要勤加交際。但是,真是重量級的學者,一般不容易認識得到,年齡及資歷差距也令年青人不容易靠近,但像王這類剛漸露頭角的,則相對容易,他們一般也更願意跟本科生及研究生打交道。而在一些跨學科的場合更是如此,因為逸出傳統學科,越出大學師生及層級關係,這位橫跨建築學、人類學、城市研究、城市規劃、歷史的高材生的魅力完全可以想像得到,這也令到他能全球學術機構及場合流動。

這類新型名利場,充滿各種追逐與仰慕關係,本來也沒有多少人覺得很大問題,只是人們習以為常的全球學術生態,是不平等及主從關係的延伸。不過,這也造成有些人,特別是男性,利用來滿足自己的私慾、支配女性、魚肉比自己位階低的學人,我也見識不少。

「王光亮案」大概只會不了了之,除非有人具名在某地正式提告,反正王也不會太在意台大那個教席,最多只能令他暫時絕跡華語世界。而且,事件也似乎沒有蔓延至英語世界,我在google上幾乎找不到英文的報導與評論。

這次#MeToo的挪用,很可能只會淪為八卦,或者流於一種道德化的說辭(「學者的私德也很重要啊!」),實在很可惜。也許它會令人們更意覺學術世界裡的性別關係,提高警覺。至於以上所談的全球學術不平等關係,如何與性及性別關係糾結起來,即使有所察覺,恐怕也無力有多少改變。我只期望,事件可以令更多有志學術的年青人想一想,自己是否過於陷入學術名利場裡的追遂計算,而忘記了知識生產對象牙塔以外的社會有甚麼意義。

文章部份內容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2018.8.19

About

葉蔭聰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老師,喜歡大學怪談,因為自己就是怪談的一部份,猶如逆水行舟,等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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