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明報》2019.1.6,這版本作少許修改〕 自從開始寫這個專欄,我特別留意大學及學院中人在所有爭議中的角色。我發現,他們扮演的角色比我之前的印象來得重要,其中之一,是西方名牌大學大教授,他們經常周旋在國際關係之中。 上月(12/2018)在國際新聞中最受注目的學者,要算是捲入中美衝突之中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事緣他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批評美國政府透過加拿大司法部門逮捕及檢控華為高層孟晚舟。他指出,過去有不少企業觸犯美國針對伊朗等國的禁運令,一般也是罰款了事,這次要拘捕高層人員,是特朗普要圍堵中國,特別是要打擊中國科技公司,此舉威脅國際法及世界和平。薩克斯為華為辯護,引來海量網民湧到他的推特帳戶留言,不少更是批評與攻擊。有人指出,孟晚舟違反的是銀行欺詐罪而不是禁運,而且,她在加拿大得到公平司法程序對待,有律師陪同、有申辯機會、可要求保釋等,但在中國被捕的13名加拿大公民則沒有。 當中可能最椎心的攻擊,是有人質疑薩克斯收受華為利益而為它辯護,質疑者包括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及記者費什(Isaac Stone Fish),他近年在西方媒體成為重要的反中評論員。薩克斯當然否認收受利益,也的確沒有證據。不過,網上有人找出他為華為一份名為《數碼國家:更強的經濟、更好的社會及更良好的管治》報告撰寫序言,高度讚賞華為對展望及發展數碼社會高瞻遠矚。可能因為群情實在太洶湧,薩克斯把自己擁有26萬追隨者的推特帳戶關閉,也許他認為那些攻擊他的網民也是美國圍堵中國的一步。當然,如今中美關係如此,也的確不能排除網絡戰的可能。

我可能天生八卦,最近華人學術界最引起我注意的事件,不是北京的世界哲學大會,而是上月底由中國大陸「米兔」(#Metoo)點燃的「王光亮案」。 一位名為王光亮的泰籍華裔年青學者突然成為焦點,先是《南方人物周刊》報導一位化名為「伊婷」的大學女生指控他強暴與虐打。據稱,他倆本來是戀人,但女孩卻遭他多次強迫性交,造成身心摧殘。他到處獵艷,卻反過來向她炫耀,貶損她人格甚至暴力虐打。這些指控出現後,事件在網絡發酵,一個名為「單身者舞會」的社交媒體帳戶指事件中的男主角就是王光亮(Non Arkaraprasertkul),也有好幾位來自香港、澳洲及中國大陸的匿名女性舉報他,透露好幾件嚴重程度不一的性騷擾及侵犯的事件。 更戲劇性的是,事件爆發之時,剛好是王正要前往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上任助理教授。而且,這不是一般聘任,是台灣政府為了招攬國際人材而設的「玉山青年學者」計畫,以較優厚待遇延攬國際年青學者。而城鄉研究所學生得悉後,發起抵制這位即將上任的老師,校方亦馬上暫停發出聘書,稱要對王進行調查再行定奪。而在台灣傳媒追訪下,王則對以上指控一概否認,但至今還沒有公開露面。 筆者只是一位旁觀者,沒有內幕消息可提供,更無法斷言事件是否或有多大真確。一般評論人都把它連繫到中國及世界的#MeToo運動及風潮,例如,較早前中國大陸連串爆出學界性騷擾及性侵事件,除了在網上轟動,又遭官方審查刪帖,橫加干預,更有大學教授要辭職。不過,我想對事件作另一番解讀,我的問題是,究竟「王光亮案」發生在怎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又到應屆考生等待公開試成績及大學取錄的季節。每一年,媒體有一種近乎公式化的故事:報道幾位五星星狀元,鏡頭捕捉考得不好的失落學生,追蹤徬徨學生家長找另類升學途徑(通常是沒有政府資助的自資課程),加些家庭背景有點特殊的考生故事,再補上廉價的正能量鼓勵。一切太像一場運動比賽,體育精神至上,成功與榮譽,失敗與屈辱,都是鏡頭下的一刻,與整個香港的教育制度、教育資源分配以至階級結構沒有關係,更不會有人要被問責及追究。 人人說香港社會處處撕裂,難得有此穩定的故事,牢固的共識,與其他香港公共議題截然不同,例如樓價。香港雖然是「市場大晒」的社會,但若干年前開始,每逢新盤開售,樓價創新高,都扯到地產霸權、高地價政策、土地不足還是土地分配不公的爭議。有官員要被問責,有地產商要被詛咒,逼得近年要花大錢來為政府政策護航,支持開發郊野公園及填海,權貴官府與民間一直在拉扯。 香港最穩定的建制部分:升學 至於考試升學,雖是每一位家長學生心繫之事,不缺激情與淚花,卻少有矛盾衝突。香港官員應該心存感恩,每年近八成DSE考生及其家庭,幾乎得不到政府任何專上教育資助,還要花大錢到社區學院或外地升學,卻沒有人上街抗議政府。他們心底裏可能暗罵半句特首及一眾高官,有錢有公帑送子女到海外升學,但下半句只自嘆不如,既沒有贏在起跑線,也沒有「父幹」支持自己,更沒有「父幹」幫子女向上流。

今年財政預算案最大的爭議是應否派錢,而最沒有爭議的,可能是向大學派錢。財政司建議撥款25億元,為十間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院校推行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所謂配對補助金,是鼓勵院校籌款,一般是每籌得一元便可得一元政府補助(還有些複雜的規定,在此不贅)。這個做法自2003年開始至今已是第八輪,過去籌得的私人捐款,加上政府的配對補助,共超過200億。再來一次配對,似乎是一件好事,要找個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裡就這筆撥款質詢官員,大概也相當困難。 同一時間,我不停聽到有大學任教的老師被「炒魷魚」,即所謂「不獲續約」。月初,有浸會大學的黄偉國老師,令我忍不住在網上寫了一篇名為<大學如何「炒魷魚」?>的文章。請原諒我後知後覺,最近才有朋友傳給我另一個例子,教育大學的鄧健苓老師在一月份發出的一封公開信,抗議校方拒絕續聘她。雖然她成功申請到研究資助局(RGC)的研究項目,又剛出版了一本英文學術著作,但校方仍然以她「研究潛力不足」為由不予續約。近三四年,以研究出版不足為名遭辭退的同行實在多得有點驚人;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大學高層關心過這些老師的教學表現。我常心生疑問,高層寧願以「研究」為由放棄教了多年的老師,再找個新人來教書,真的是關心學生及教學質素的表現?

黄偉國不獲浸會大學續聘,指浸大裡有高層或不喜歡他的政治立場,或因為他的工會主席身份,透過Faculty Review Panel「整死」他。我當然沒有內幕,不過,我可以根據我的經驗,為大家提供一點背景。 近十年,香港的大學陸續推行所謂3+3的Tenure-track制度,聘請Assistant Professor或以上職級,據說這制度來自美國。一般來說,該制度規定,一份合約只有三年,並只可以續約一次,除非期間成功申請晉升並予以終身合約(Tenure),即所謂substantiation,否則便不會再獲續約。近年,身邊不少同行都過不了這一關,相繼被大學炒魷魚。而本人若干年前,也簽了這樣的合約,已續約了一次,兩年後亦到死期。 然而,按媒體報導所述(黄偉國是我朋友,但我沒有親身向他求證過內容),黄偉國最初並非以這種合約受聘,而是所謂「舊約」,而一般舊約沒有這種Tenure-track,只需要合約完結前獲得續約即可。但是,浸會大學跟其他香港的大學一樣,嘗試把以前的教授也併入(或迫入)這個制度,通常給一個限期(兩三年內),限期前要成功獲得substantiation,否則也要掃出校門,大概不少舊約老師會因此提早退休。我不知道浸會大學有沒有白紙黑字這樣告訴過教職員,嶺南大學便曾發佈過這樣的公告,要求員工同意。原則上來說,對舊約教員來說,是校方修改了合約內容,員工應該有權反對,不過,似乎還沒有人把這事拿到法庭去評評理。

葉蔭聰

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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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老師,喜歡大學怪談,因為自己就是怪談的一部份,猶如逆水行舟,等待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