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讀書】《菁英的末日》──為什麼菁英都說幹話、作幹事(上)

不知道「幹話」這個詞為什麼突然流行起來。無論如何,怎麼看都不能說不是菁英的李家同、徐旭東、李鴻源,最近不約而同都說了幹話被砲轟。在台灣好像愈是菁英愈有可能說幹話(或者說,他們說的幹話通常都會被報導流傳),和一般人距離愈遠,愈不被信任。
 
例如這一項「台灣社會信任調查」民調發現,「台灣民眾信任排行榜前五名是家人、醫生、中小學老師,基層公務人員、警察,其中警察是首度進入前五名。最不信任的前五名則是新聞記者、政府官員、民意代表、法官、總統。」可以說,台灣的國家與社會機構(state and social institutions)信任度面臨全面崩潰。

Christopher Hayes

不過,這種愈菁英愈不被信任的現象,亦非台灣獨有,可說是全球性的現象。MSNBC記者Christopher Hayes於2012年出版的《菁英末日》(Twilight of the Elites)一書中指出,一項針對三千多名美國千禧世代年輕人調查發現,在軍隊、最高法院、總統、聯合國、聯邦政府、國會、傳統媒體、有線電視、華爾街主管這些機構之中,多數人唯一相信「在大多數時間裡作了正確的事」的,只有軍隊。
 
《菁英末日》的核心討論

Hayes在《菁英末日》這本書中檢視了菁英體制(meritocracy)、菁英政治的形成,同時說明它如何造成了領導者與上層社會與一般中下層社會、民眾的剝離,最終並未提出解答。我覺得,目前也看不到答案,因為不知道要用什麼東西來取代菁英體制。
 
菁英體制這回事是這樣的,它最主要是古代貴族政治(aristocracy)走向民主化之後的結果,因為民主註定無法事事都全民參與,所以要有代表制,也就是少數領導/代表多數/代議,因此眾人無不希望有優秀的人出來領導、討論、作決定。但在現代社會裡,如何決定優不優秀呢?那就是受教育、考試、測驗的層層篩選。同時,我們也逐漸有了「迷信聰明」(cult of smartness)的症狀,相信聰明的人比較有能力解決事情,更值得成為領導者。
 
有關這一點,在歐洲、美洲、推崇政府的左派或推崇市場的右派之間都沒有太大的歧異。問題是,在受教和層層篩選的過程中,產生了太多見得到的與見不到的不平等,以及貪污腐敗,國家社會無法進步、向前推進,因此造成民眾對公家和私人機構的不信任。作者認為,茶黨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誕生,就來自於此,人們在菁英失能、極度不信任現有民主與國家社會機制的情況下,只好試圖將命運奪回操之在我,另外還有些人則變成懷念威權、期待獨裁,以促進社會進步的效率。

Hayes另外提出一個核心概念──fractal inequality。Fractal這個字原本是數學名詞,意思是「分形、碎形」,字典上的定義說,分形就是「每一部份都是整體縮小之後的形狀,具有自相似特質」,其實我還是不懂,硬翻成「分形不平等」我看也不會有人懂。但所謂fractal inequality,就很像是鏡中之鏡,以個人平均所等來舉例,就是說所得後半90%和所得前10%的比例,約等於所得前10%和所得前1%的比例,又約等於所得前1%和所得前0.1%的比例,呈現無盡的循環。
 
再簡單一點說,我認為所得是我十倍的A君已經很有錢,但A君公司執行長的薪水,很可能是A君的十倍,他是A君羨慕的對象。A君公司執行長欽羨的對象則是公司董事長,因為老董的收入也是他的十倍,同理,老董心中的模範則是郭台銘,因為老郭又比他有錢十倍。這很可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質之一,但正是這種特質,造成了不平等的比例呈現等比級數般的驚人。
 
所謂菁英制度
 
Hayes表示,meritocracy菁英制度這個名詞,是英國工黨議員Michael Young在1958年首先採用的,意指「將權力給予擁有較佳智能者的社會系統,相信領導者必須基於能力優劣選出,而非財富或出身。」(A form of social system in which power goes to those with superior intellects. The belief that ruler should be chosen for superior abilities, not wealth or birth.)
 
菁英制度有兩個原則,第一是差異原則(Principle of difference),人各具備不同能力,所以在組織中根據各人表現賦予分工權力;第二是流動性原則(Principle of mobility),在個人之間需要有競爭,組織則有篩選機制,確定賞罰,人必須要能在各階層之間流動。其實,這也就是資本主義的大原則。

一般的想法中,採用菁英制度同時擁有道德上和實務上的理由。道德上,能力較好的人應該給予他值得擁有的地位與權力;實務上,菁英制度使民主更有效率。不過最後都證明這兩種理由站不住腳,因為所謂較佳的能力與成功與否,似乎都和基因、父母培育、階層、幼年教育、社經地位有關。在實務上,菁英制度選出來的人,不見得是真的菁英,就算是菁英,表現也未必較佳。最好的例證是名作家David Halberstam形容為「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的那群甘迺迪、詹森總統政治幕僚,他們在越戰等議題上都沒處理好,而且狡辯撒謊。
 
Hayes在這本書中花了相當篇幅去敘述菁英制度的形成。他以自己為例,當初他念的高中就是一所專門培養菁英的學校,要考才能進去,而有競爭就有補習(對,美國也有),有走後門靠關係的,菁英制度就從學校體系這麼一路往上建立而成。到了職場和官場上,也有不同考核,大家各顯神通。
 
我最喜歡的一段是,作者以縱切面的角度,剖析了過去30年來在美國逐漸累積,導致公眾對國家社會機構失去信心,造成全面性「權威危機」的事件,諸如數次的金融風暴、職棒大聯盟的禁藥風波、天主教會的性侵、Katrina颶風的風災等等。從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可以看出,菁英失能是經年累月在大眾並不自覺情況下累積的結果,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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