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讀書】《菁英的末日》──為什麼菁英都說幹話、作幹事(下)

菁英制度的建立與崩毀
 
菁英的特色就是,他們是少數人,而這少數人擁有巨大的權力,最重要的是,這些人彼此之間都有著一個連結的網路。從學校時期開始,這些人就被視為優秀者而會群聚,出了社會到各行各業,也是一樣。
 
作者分析,菁英的權力來自三大來源──金錢、平台(platform)和網絡(networks),他們的消費品味、宗教信仰、喜好、世界觀和一般大眾都有絕大不同,但這些並非他們成為菁英的理由,而只是菁英地位的共同症狀。換句話說,並不是因為他們真具有獨特的品味、絕佳的世界觀,才成為菁英,而是因為想躋身菁英者,相互影響,而傾向去作相同的事。
 
舉例來說,天龍人也有著優越感、近似的習性和心態,但並不是因為他們剛好都有著共同的特質才成為天龍人,而是透過網絡相互影響的結果。又例如採訪銀行家的記者,多數人的最終思考、觀念和想法,也都很難避免會像個銀行家,這也是受到了共同網絡影響。
 
而這些菁英還具有一個共同特徵──他們永遠不會滿足,永遠想要追逐更上層的地位。這就牽涉到先前提過的fractal inequality,對前10%有錢的人而言,還有前1%有錢的人這個目標,對前1%有錢者而言,一定想要達到前0.1%有錢,這是個無止盡的競賽。所以2011年一項針對一千多名年收入百萬美元以上富翁的民調結果發現,其中有42%的人不認為自己是有錢人。
 
整個社會的環境,造成這些出身富人家庭或是名校的菁英,在「水平」和「垂直」兩個面向上都和一般人有著偌大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其實不只菁英,目前社會的模樣,就可以看出極大的社會距離。作者舉出一個例子,他說在芝加哥火車站的月台上,向北的月台幾乎都是白人和拉美裔民眾,向南的則都是黑人,這表示你的社經地位,幾乎可以用你居住的區域來區分。所以,菁英和社會脫節、out of touch是很正常的結果。
 
但除了脫節之外,如何解釋菁英制度的崩毀?Hayes認為,在一個欺騙、逃避、無能者未得到懲罰,作壞事反而得到回報的社會,道德觀念會崩解。他舉例,Canseco是MLB使用禁藥的始作俑者,在用藥之後全壘打滿天飛,聲望大增,包括Mark McGwire在內的其他人於是跟進,搞到後來,沒有使用禁藥的球員因為成績差人一截,被交易、釋出的人反而是他們,沒用藥的人形同被懲罰,這樣下來你如何要求球員不使用禁藥?
 
從另一方面看,菁英的失能和崩壞,多半和我們只重視菁英的「聰明(smartness)」有關,但要讓一個菁英真正作出傑出的事,除了智力,他還必須具備智慧、判斷力、同情心和道德感等等,而這通常並不在我們評估菁英的項目之中,事實上也很難評判。
 
被低估的不平等現象
 
Hayes認為,採用菁英制度領導國家,原本是為了更好的結果、更佳的效率,沒想到過程之中製造出極度的不平等。基於前述的菁英網絡,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成為當代現象。
 
據統計,自1947至1979年,也就是美國經濟第一次的黃金成長期,全美最窮的20%家庭所得成長在所有組別中最高,但所有家庭的所得在這段期間都有成長。到了第二波經濟成長期,也就是1979至2009年,全美最窮的20%家庭,在所有組別中所得下降最多,相反的,最富有的20%家庭,在這期間所得依然增加1.2%。這項統計代表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隨著全球化而更加惡化。
 
很諷刺的是,自1970年中期至今,種族、性別、性傾向方面都朝向更平等方向發展,但工資、財富和職場生存能力,卻更快速朝向更不平等的方向發展。

所以在菁英崩毀的同時,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觀念同時也受到質疑。無論是菁英制度或是資本主義,都強調「機會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主張提供平等的起跑點,至於能夠跑到哪裡則是個人功力。但目前全球化浪潮引起的反彈顯示,機會均等不但不夠,而且可能是假平等;你所擁有的機會,早就因為你的出身和家庭社經地位決定,而且隨著年齡增長,這個鴻溝只會愈來愈大。Hayes認為,社會主義式的齊頭平等當然是很誇張,而且違反人性,但現代社會不能不更加重視「結果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否則終將出亂子。
 
大家都談公平正義,能夠改善不平等現象的國家卻不多。但作者在此提出一項解答,他引用OECD的一項統計表示,能夠最快改善不平等現象的方法,就在稅制,稅率愈高,不平等愈少,也就是劫富濟貧的概念。這個概念說起來是知易行難,卻也不是沒有國家作到。
 
統計資料指出,美國的所得稅收入占全國GDP百分比為24.6%,這項數字在2000年是29.5%,但是在公認為幸福國家的丹麥,稅收占GDP比例為48.2%。此外,全美前400個交稅大戶的平均稅率為16.6%,但一般白領階級的平均稅率卻有22.2%,這代表著政治人物都在玩減稅遊戲,也試圖透過減少富人與企業稅率,希望民眾能藉由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得利,這想法、作法都和台灣政治人物也很像,可惜的是它完全沒有發生,富人還是賺得笑哈哈,窮人只有更窮而已。
 
台灣的菁英制度
 
Hayes最終提出了,諸如占領華爾街、香港雨傘革命(其實也可以再加上台灣太陽花運動)的去中心化領導模式,是針對菁英領導的一項反撲。但不能否認的是,去中心化領導有它運作上的問題,如何移植到企業或政府上,也是個問號。
 
儘管不遺餘力的抨擊菁英制度,但Hayes終究無法提出一個明顯的解方。有一群人,就會自然而然發展出分工,有醫師、律師、修車師父、銀行員等等,也暫時無法擺脫菁英領導。美國總統身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一個人,也從來都是菁英,而且還是有錢的菁英,沒錢的人想當上美國總統是癡人說夢。
 
在有人能夠作出政治創新(political innovation),改變現有的人類政治體制之前,菁英體制都不會消失。我們所能作的,其實只剩下對菁英的監督與問責。另外一項可以作的是,降低對傳統定義菁英的盲從和崇拜。

把Hayes在本書中談論的內容和台灣經驗作相互驗證,其實也是大同小異。我們和美國有著幾乎相同的菁英定義、建構菁英SOP和體制,以及不公平的環境,尤有甚者,台灣的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cronyism)指數一直是在全球排名前十名(不過中國在這項排行榜竟然只名列第19,所以主辦單位經濟學人被虧得很慘),問責的政治文化又沒有得到落實,「有關係就是沒關係」的背景,所以菁英失能和不平等惡化的現象,我想只會比美國更慘,甚至,台灣有很多其實是偽菁英,並非靠實力爬上現有的位置。
 
至於那些真正的菁英,和他們遍佈全球的菁英同儕一樣,與社會大眾的水平和垂直距離都極遠,其中還有很多人是職場生涯一律在「官場」渡過,只知道也只相信理論和數字,缺乏真實世界經驗,當然不會懂如你我一般的凡人在想些什麼。菁英從小就優秀慣了,到哪裡都是第一名,自尊心之強就不用說了,更難接受別人的意見,因為在他們眼中其他人都是沒受教育的笨蛋。心的蒙閉,不是看幾份民調數字就可以解決的,加上身處菁英圈子久了,沒什麼失敗經驗,說的盡是高來高去的話語。即使想要表演出很能體恤民心的樣子,也演不出該有的樣子。
 
如果用籃球來比喻,他們就像是很會畫戰術的教練,自以為高招,卻對球員缺乏理解,也沒有贏得球員的心。說幹話、作幹事,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