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虹岸 Paterongan #工作現場
每個人都在尋求「一」個答案,因為害怕面對變動。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如此依賴威權、依賴期待單一選項就能面對所有變遷。但這樣的回答方式並不存在的呀,尤其我們活在高天災風險、多元文化、政治地位不明的小島,我也多希望能夠給公務員,或是給在地居民「一」個答案,但只有「一」個答案就肯定是枷鎖呀,唯有學會問答的技巧,才能在每次不同的疑問中,給予出因應的答案。

文化是遞嬗的,但那並不是從此刻結果推回去決定文化的姿態。
昨天一日行程依舊是滿滿,醒來整理資料、做圖,然後去接待客人,接著驅車去新社看消坡塊近況,再衝回來接待客人,再衝去辦公室參加討論狩獵與制度的讀書會(嗯,中間在等客人的時候還順便練了吉他)。
著迷的聽著「德路固」(Truku)、「德克達雅」(Tgdaya)及「道澤」(Toda)群……然後想著這陣子因為遇見噶瑪蘭人,開始閱讀嘗試了解他們的文化傳統。知識的缺乏排山倒海湧在形成倡議架構前,如果不了解狀態(就只說最基礎的族群歷史與人際關係潛規則吧),怎麼可能開始讓人與制度、行為與現實之間彼此陳述,甚至到回應的動作呢?(欸欸你們環保團體不是只負責抗議嗎想那麼多幹麻)
夜越談越深(哀呦,我的七點後不外出工作計畫瞬間破功),任何不同於彼此的歧異性總讓我稍稍慶幸能夠身而為人(雖然世間好像不是如此運作,往往尋求排除異己)。不過這種幸福感只能短短浮現,不久後就立刻被要面對的現實難題擊退,歧異性不只發生在人與人,也發生在家族、部落、族群、人與制度、人與自然。
在銹色裝飾著的社區活動中心,因為海岸侵蝕崩掉私有地的地主陳情著,十年前要丟消坡塊說因為抗議不環保就不丟,這十年來多少的地崩下去。陳情了這麼多次都不來,今年崩最慘,如果早一點來丟,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海岸為什麼會崩?如何阻止海岸侵蝕?國家願意花多少資源在阻止海岸的流失?阻止的方式是粗暴用消坡塊佔領沙灘,還是可以尋求更細緻的解決方式?私有地為何在海岸邊?國家要如何因應天災造成的永久性私人災損?與土地共生的文化,如何成為大家能夠理解的價值?
這些題目隨著巴特虹岸(Paterongan)北端被丟下消坡塊而成為我們必須思考的題目。一方面忙著了解地方使用海岸的行為與需求(噶瑪蘭傳統海祭場、噶瑪蘭/阿美族人採集區、新社國小學童活動區、地主私有地、觀光客風景),一方面也打聽國家制度對東海岸的「管理」權責(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管理花蓮海岸,縣府建設處水利科管災害修復)。這次的消坡塊事件來自災害修復,因為這裡以前就丟過消坡塊,所以經過民眾陳情縣府水利科就從善如流地來修復(再丟消坡塊),而我們之前看到的沙灘是消坡塊已經沈沒的「自然」。
在這樣的故事裡沒有誰是真正的對與錯,唯一無法改變的是極端氣候與制度。
國家有制度的包袱,地方有關係的變異,兩者如果不開始進行自我處理,就無法進行銜接。我們(倡議者)某種程度是介質,也是觸媒,對國家嚴格卻是能與制度對話的,對地方溫柔卻是無法參與地方的。制度單一官僚習性還尚可預期,但地方卻有百種樣貌百種人。
每個人都在尋求「一」個答案,因為害怕面對變動。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如此依賴威權、依賴期待單一選項就能面對所有變遷。但這樣的回答方式並不存在的呀,尤其我們活在高天災風險、多元文化、政治地位不明的小島,我也多希望能夠給公務員,或是給在地居民「一」個答案,但只有「一」個答案就肯定是枷鎖呀,唯有學會問答的技巧,才能在每次不同的疑問中,給予出因應的答案。
以上這個東西有點複雜,就算是運動者都不見得能夠接受(君不見一堆環保團體希望有更多限制限制限制)。所以就當是東部地區特殊理解好了,而以”公民團體”作為身份參與,最基本最基本的倡議,就是是否政府(或任何人)來到這裡要做什麼之前,能與在地生活的人溝通說明呢?即便是災害修復,在將怪手開進海岸,甚至丟下消坡塊之前,就應該要讓生活/使用在這裡的人,了解來龍去脈。
至於背後更大的難題(海岸掏空,政府制度資源擺放的位置,人與自然互動的平衡),恐怕還是得從長計議,而計議的一份子不只是專家(河海工程專家),不只是投注資源者(國家),也應該包括生活在這裡的人。
繞了這麼一圈如果我們再走回中央山脈,談使用山林的人,談保護山林的人。其實用膝蓋想也知道,國家的「保ㄒㄧㄢˋ護ㄓˋ」往往受限於制度框架和資源配置(還有一大堆無論如何公務員怎麼樣都不可能面對現實、理解現場困境)。而大家持續用想像和忽視活在土地上的人,成就一些嘴上交鋒的價值,卻犧牲土地,也犧牲人。
文化是遞嬗的,在原住民的世界裡,有相當大部分的文化來自與自然的互動。但那究竟是什麼,或許應該是由形塑文化的人們來生活、並以生活去詮釋;而以詮釋,我們或許有機會抵達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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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虹岸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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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 Horace Ya @ 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