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地阿拉伯的經濟改革,會對「瓦哈比」威權主義造成衝擊嗎

資料圖片:阿拉伯衛星電視台

2016年5月1日

於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今期《Bloomberg BusinessWeek》封面故事,訪問了負責經濟改革的沙地阿拉伯副皇儲穆罕默德,預告了沙地即將進行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能源需求的結構性改變,世界更重視綠色能源,使全球市場對傳統石油的需求日趨減少,而兩年間的油價暴瀉更令沙地的財政滿江紅,迫使皇室力挽狂瀾,一改以往過度依賴石油出口的經濟結構。是次計劃為「2030年遠景規劃」(Saudi Arabia Vision 2030),和海灣鄰國卡塔爾於2008年所定下的「國家願景2030」及阿聯酋於2010年所公佈的「願景2021」有異曲同工之妙。此情況除了說明石油生產國人人自危外,也暗示了沙地的後知後覺,而這石油巨人也終究應聲倒下。

「2030年遠景規劃」內所要付諸實行的重要目標,包括設立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標榜佔全球10%的投資能力)、出售國家石油公司(Aramco)5%股份、國家非石油相關收入由1630億利雅增加至1萬億利雅、私人中小型企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由20%提升至35%、國民儲蓄率由6%增至10%、以及推行經濟多樣化如發展旅遊,金融及地產及教育等行業。

新的經濟轉型,是否為牢固已久的伊斯蘭遜尼派「瓦哈比」(Wahhabism)官方意識形態帶來衝擊呢? 。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為何富裕的沙地未能民主化?

根深柢固於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之意識形態,可追溯至十八世紀的歷史。當時伊斯蘭教改革運動創始人穆罕默德‧瓦哈比(Muhamad Wahhab),在社會上,鼓吹禁慾主義,反世俗主義及壓抑女性地位;在政治上,追捧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以及推行伊斯蘭教法;在宗教上,提倡唯一神論,禁止膜拜其他偶像。這威權思想看來是與主張自由、平等、博愛的民主精神相違背。在上世紀初,沙地阿拉伯猶長伊本·沙特(Ibn Saud)復興其極端保守的瓦哈比思想,更被後來的皇室統治者採納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為其威權政體提供了神聖不可侵犯的認受性。皇室將瓦哈比教義制度化,把它應用於法律(如立法禁止女性駕駛),並推行以可蘭經為基礎的基本法,取代現化意義上的憲法。由此觀之,沙地被喻為近代極端伊斯蘭思想治國之濫觴,而「瓦哈比」官方意識形態是威權主義代名詞。

其實,沙地阿拉伯的威權政權何以堅不可摧,有理論認為這與其經濟發展模式互相扣著。提出文明衝突論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浪潮》一書中,他認為民主化與財富出現一種正相關之關係,更以上世紀七十及八十年代民主化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研究指標。其中,在二十六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處於1,000到3,000美元水平的國家中(如葡萄牙、台灣、南韓等等),有十六個處於正踏上民主化的階段,有五個已經是屬於民主國家。根據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對民主的定義,除了萬象包羅的自由外,還要有具競爭性及參與性的選舉制度,而成功晉身於民主政體的國家都具備的這些特質。然而,亨廷頓認為這理論也有條件限制。

儘管沙地阿拉伯在1976年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4,000美元,但仍然沒有任何民主化的徵兆,此現像與其為「 食利國家」(Rentier-State)有關。專門研究海灣國家經濟的Dr. Matthew Gray認為沙地是食利主義的俵俵者,特質在於其利用與生俱來稟賦資源的優勢,即透過出口石油以賺取可觀的外匯收入,並將外來收入作為其政府主要開支。

靠食利(出售石油)不能促成民主化,其故於石油收入歸國家所有,而這些收入有助國家官僚體系的權力膨脹。豐富的外來收入令政府不需向人民徵重稅,輕徭薄賦令民眾減少表達民意,道出了「不納稅就沒有代表」的政治現實。再者,這情形令第二產業工業化發展長期緩慢,國內經濟生產活動呆滯,引致國內勞工市場狹獈,失業率也高企(沙地最近失業率超過10%),從而壓制了工人階級及中產階級的成長。相反,高度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會衍生出多元複雜的互動社會形態,使威權政權難以駕馭之。有謂「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中產階層知道他們在經濟富俗後就有追求政治開放的動力,因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產生自身是社會持份者的意識。更重要的是,國家壟斷生產工具(如資本,土地),不但令社會缺乏競爭氣氛和安於現狀,更使國家失去改革動力。

食利主義的經濟模式,為瓦哈比的官方意識形態的奠定深厚的根基,使經濟發展未能為沙地阿拉伯帶來民主化。於五年前,沙地阿拉伯免遭「阿拉伯之春」的殃及,其威權體系的紮實程度,可見一斑。

新瓶舊酒:「2030年遠景規劃」

主管經濟改革的八十後沙地副皇儲穆罕默德,其冉冉以上的形象的確惹人注目。雖然改革內容不切中時弊,過於虛浮,如橡皮圖章。然而,令筆者最關心的是,沙地阿拉伯的「2030年遠景規劃」,會否為這一潭死水帶來民主化的氣息?

「2030年遠景規劃」的改革內容,其實不少細節都經過沙地皇室的深思熟慮。有些改革內容,的確是為了避免對政權帶來過份衝擊而設計的。在計劃中,似乎把經濟發展中心放在服務性行業,例如金融、地產及旅遊等等。雖然改革目的是擺脫依賴資源出口,但若仔細觀察,這類改革也附合了食利主義的特徵。例如,皇室計劃設立號稱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這似乎仿傚著卡塔爾基金一樣,依靠外來投資回報而非實業生產之收入;把沙地石油公司列為上市公司,並把其5%股份出售,雖欲逐步開放其金融體制,但只能讓外國資本湧進國企而非中小企;繼續發展旅遊業,其實等同於沙地秉承聖地旅遊的傳統。以自居兩座聖城(麥加與麥地那)看守人的沙地,歷史上都靠著徵收來臨朝聖(Pilgrimage)者之稅項為主要收入來源。此食老本行為,國家才是最大得益者;發展地產除了是滿足外來勞工日益增長的房屋需求外(沙地雖然是在海灣國家中,外勞比例最低的國家,大概是五到六成左右),更多是為了讓外來投資者進行房地產投機活動而設。

這一切改革的舉動,並不是為了工業化,亦非在創造新的國內經濟生產活動。她依舊靠從外而來的收入,不需要龐大的勞動力人口(基建及建築業除外,因非本地人為勞工)。雖然其一目標是提高私人中小企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但僅僅把由原來的20%增至35%,看似微不足道,大型國企仍在經濟上佔主導地位,國家依然壟斷生產工具,而政府更是最大的的獲利者。

這一種長期處於食利的狀態,有助官方維持其正統,令「瓦哈比」的威權主義模式牢不可破。 一般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都認為發展第一及第二產業是發展第三產業的基礎。雖然改革是推動服務性行業,但經濟體仍然是以國家企業為主導,中小企的成長受制,令中產階層的發展不得要領。這種情況,皇室與官僚體系繼續得以維持,只是轉另一個生存模式而已。民間社會與政府的關係依然失卻平衡,這正正是亨廷頓此為這類國家未能促進民主化的主因。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從沙地阿拉伯的發展脈絡,我們不難發現其威權政權的本質,有強大的官方意識形態作後盾,並維持其政權的合法性。食利主義的經濟發展模式,更令獨裁的皇室得以持續下去。「2030年遠景規劃」意味著「瓦哈比」走到盡頭嗎?當然不是。 無庸置疑,由「資源祝福」到「資源詛咒」之路,對沙地來說的確是空前絕後的挑戰,因為這不是週期性,而是結構性的問題。在改革的細節上,沙地皇室定會小心處理,避免令其王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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