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民主的變奏曲:城市中的數碼民主

2016年7月11日

訪談:LaboDemo創辦人 米格爾 (Miguel Arana Catania)
孫超群、 曾朗天 丨 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助理

在2011年,被不少學者喻為抗爭時代的分水嶺,此年全球多處爆發大規模的抗爭,由馬德里、開羅、墨西哥城到特拉維夫仿如骨牌效應般迅速地擴散,滾滾鴻流一發不可收拾。為人所知的抗爭包括阿拉伯之春的埃及廣場革命,以及西班牙反緊縮連動,都意味人民對獨裁者與傳統政客的不滿和怒嘯。究竟這一波民主化運動,背後的啟示是甚麼?它與傳統抗爭有何差異?

LaboDemo創辦人米格爾(Miguel Arana Catania)。來源:www.nesta.org.uk

西班牙馬德里市議會參與項目主任、LaboDemo創辦人米格爾(Miguel Arana Catania)認為現今科技發達為人民提供直接發聲的平台,可以擺脫「被代表」的厄運,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命運自決,從而帶領人民走出獨裁和傳統建制的陰霾。他的軟件目標旨在促進城市之間的互動,並且可以像流行曲一般擴散到全世界。科技發達及互聯網的出現,對普及政治參與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讓直接民主比以前更可行。數碼民主無遠弗屆的觸角可以令公權力從授權代議士拉回人民手中,聽來就像由獨裁政體或間接民主重新過渡至直接民主。揚棄歷久的代議式民主,究竟直接民主與自決概念有何關係呢?而傳統的間接民主又有何不可呢?

直接民主/間接民主?

若要談民主之精神,相信不少人會舉代議式民主和直接民主為例。由直接民主到代議式民主,自雅典城邦的民主濫觴到英國君權下放的承接,橫跨二千多年的歷史長河其實離不開當中的自決精神。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顧名思義即是由人民直接參與體制,參與者直接決定群眾的運行和生活方式。自決精神(self determination)可謂直接民主之根脈,貫通整個選擇過程、決議程序以及實行形式,俗言「我地方我主場」亦是其具體表達一例。直接民主還原政治到最基本的自決精神,通過投票選擇自己的命運。然而直接民主實在難以容許多人參與、同時實行亦耗時甚多,於是歷史上就出現代議式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替代方案。現代大部分民主國家均以代議式民主框架為基礎,透過選舉擇賢別士代表人民處理決策、審議政策、參與討論和運作政府。在民意授權(delegation)之下,代議士有著代表人民聲音、替人民於政府內當家作主的歷史任務。是故西方政府多以國會、組閣、議會等不同機構構成,籍此分散權力以平衡各方需要。儘管代議式民主試圖盡量把人民聲音帶進議會,並透過人民投票去體現自決精神,但實際卻和真正參與想法相差甚遠。

代議式民主並沒有真正把自決精神滲入到決策過程,主要原因是現代民主社會伴隨的官僚主義和過度制度化。米格爾直言高度制度化的社會結構難以引進改變,人民只能通過劇烈的社會抗爭去表達訴求。大台高築、政客主導,代議式民主彷彿被外判到少數社會精英上,而隔年舉行的投票更成為禮行如儀的「民主祭祠」:人民只能透過唯一的投票機制去表達訴求,其後就被所謂的民選領袖主導國家,令人民跟自決命運進行割裂。Chantal Mouffe認為代議式民主的最大問題是強求理性,把人民放置上選舉和投票,卻忽視不理性的一面。所謂不理性不是暴力、衝突和無謂的爭執,而是一種正面情感的抒發。因為Mouffe一早接受政治是充滿對立面,而妄想通過理性選擇是不可能抹取大家之間的不同。好比今年歐洲大量大規模示威,Mouffe承認這是一種合理的表達方法,亦反映現有民主制度的不足。命運自決不但只是口號更是身體力行的表現,但Mouffe強調一切的協商討論一定要導向共識,必然就會產生更大矛盾。

Mouffe和米格爾同樣視直接民主為抒發政治感情的渠道,通過人民直接對政府政策的參與,可以盡情轉化對政治之壓抑成參與的熱誠。瑞士有州份使用一種古老的集會方式,參與者只需要對合議的議案舉手投票即可,此稱為州民大會(Landsgemeinde)。如斯公開不隱蔽的公投在次國家程度的政策決議上使用,也反映最基本的直接民主並沒被時間洗漱而淘汰。

瑞士格拉魯斯於2013年時舉行州民大會之情況。來源:維基百科

可惜,在代議式民主的浪潮下,採用直接參與民主方法的國家絕無僅有。在某程度上,代議政制下的議會政治是現代化的產物。由資本主義萌芽至成熟的過程,不少新興商賈、中產階層及知識分子都相繼興起,認為衣食足而知榮辱,取得社會或經濟地位後,也要求取得相應的政治權力。因此,他們用盡一切影響力以圖擠身議會。相對地,沒有社會資本的群眾只能夠被精英「代表」。此一公式,道出了不少發展中民主國家的政治生態。至於在議會外的政治參與,街頭社運領袖也是充滿代議士的性質。米格爾認為在2011年以前,社運基本上是由少數活躍社運分子所帶領,他們本身是知識分子,既生於政治,也有特定的自己一套意識形態及經驗。因此,精英與群眾之間的差別,正正等於代議民主與直接民主性質之間的分野。

但在2011年後,新式社運頻生。第一,它開放予所有人民參與;第二,運動的性質是橫向性發展,不分等級、「沒有大台」。這意味著直接民主的再次興起。在馬德里反緊縮連動往後,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相同性質的抗爭發生,比如以色列特拉維夫七‧一四運動、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墨西哥城社運(Yo Soy 132)、台北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的雨傘運動。在這些抗爭中都有共通點:領袖已不重要,人民有自己的平台及議會,自發地聚集一起交流及決策。由此可見,最傳統的直接民主經過多年的洗禮,從政治舞台隱退下來。間接民主的登場卻帶來壟斷式的參與,結果在全球化和科技媒介的幫助,直接民主又被發掘重見天日。

數位民主的捲土重來

當代科技日新月異,倒給了機會讓直接民主浴火重新。美國商人羅斯·佩羅(Ross Perot)曾大力推動數碼科技和民主投票的結合,在其1992年和1996年參與美國總統大選時推廣電子社區會堂的成立。科技成熟之時,數碼化的選舉在北歐國家開始試行,瑞典和愛莎莉亞在幾年前引進電子公投讓市民參與,但他們都無奈地拋棄不了代議式民主的身影。米格爾則順著這股大勢直流而去,投身於推動數位民主(Digital Democracy)的工作,開發互聯網系統,讓普羅大眾更能有效傳達政見,進一步賦予人民自決的權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硬件工具固是發展數位民主的一大條件。因此他的團隊開發了一些程式軟件及互聯網平台。例如「Decide Madrid」(詳見:decide.madrid.es):在這個平台裡每個人均可構思計劃書和進行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讓公眾決定和投票預算及公共資源的最終用途。另外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更是一例,她們建立了一個叫「Better Reykjavik」的網上平台(詳見:betrireykjavik.is/),用途和「Decide Madrid」同出一轍。「當進行決策時,大家需要一個平台去互相交流,去提出計劃,並一起決定。令此過程實現的唯一方法,就是經過互聯網去拉近毗鄰。」網上參與平台的接合作用,令米格爾的想法不再是天方夜譚。

Decide Madrid 網頁。來源:decide.madrid.es/

現時米格爾帶領的LaboDemo機構正在進行數個相關項目,其中最大的項目是與歐盟合作進行的「d-cent Project」。通過創造和設立一系列電子工具,在整個歐洲大陸上實行數碼民主,覆蓋城市包括馬德里、雷克雅未克、赫爾辛基及巴塞隆那等等。在他故鄉西班牙國內,米格爾則積極與各地政黨如我們可以黨(Podemos)和現在馬德里黨(Ahora Madrid),試圖推廣網上電子政治參與平台,並為政黨設計電子參選策略。米格爾和他的團體在推動普及政治實在不遺餘力,而透過數碼硬件的支持,使直接民主模式更有效率,人民自決的理想便應運而生。然而不少人覺得透過網路形式去直接參與政治存在不少弊端:各人意見分散而不能聚合,忽略國家長遠重點發展;互聯網多普及於年青人階層,可能激化世代之爭,使社會政治生態兩極化;全民參與更使政治效率驟降,不利建構單一國族觀;更有可能把社會打成一盤散沙等。

這些指控不非無的放矢,然而對數位民主及直接參與的負面印象,米格爾在推行時發現未有想像中嚴重,甚至根本就沒有上述問題。下文筆者將試圖正本清源,通過米格爾的實際經驗一探數碼民主的虛實。

D-cent除建立不同的電子工具外,亦針對了數碼民主進行了不同的研究。來源: http://dcentproject.eu/

人多意見多?

有人認為直接民主會令國家短視及缺乏長遠規劃,因每人只關心各自感興趣的議題卻不能聚合意見。這想法契合柏拉圖在《理想國》裡對民主進行的批評:帕拉圖把民眾喻成短視的水手,他們將船長(領袖)捆綁起來後在船上大吃大喝,最後因為沒有領導而遇到船難。米格爾指出這問題正正是相反,在傳統的代議式民主體內只有極少數分子有能力影響政客。他們直接和政客接觸並干預甚至賄賂政府,傳統政治被少數有錢和有權的害群之馬矮化成手中把玩。在舊體制內政客更甚為了贏得選舉,不斷向民眾作出短暫承諾卻忽視長期發展藍圖。米格爾批評傳統體制內的政客不會為國家作出長遠計劃,反而科技革命使政治普及化,最後產生多元的聲音和角度,把一些長期備受忽略的議題暴露於人前。

互聯網是年青人的專利?

「我的母親和身邊的年長一輩都會使用智能電話上網,上面那句話也許是十年前還能說得通。」米格爾認為資訊科技和高端數碼不是年輕人的專利品,而數碼民主不會成為年齡階級之間的溝通斷層,他更直言當地沒有實際數據以證明該論點。

我們參考其他地方的情況,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於二零一五年第一季的最新數據顯示,超過99%的16至34歲的用戶群組在過去三個月內有使用互聯網的習慣,但其他年齡組別的用戶也絕不遜色,。如35至64歲的群組有超過85%、而65至74歲則有71%;於香港,根據政府統計處於二零一四年的數據顯示,10至44歲的群組有超過95%的人於過去一年有使用互聯網的習慣,而45至54歲的群組就超過八成半以上,55至65歲組別也有約七成是網路用家。

雖然使用互聯網不等於有網上政治參與的習慣,但足證互聯網普及於各年齡人口;而未來網路使用者將不斷上升和邁向各年齡化,潛力無可限量。因此,無論是現在或將來,互聯網政治參與並不是年青人的專利。我們可預計數碼網絡會覆蓋所有年齡層,不分男女老幼都可透過網上平台表達對自決理念的決心,使直接民主融匯於社會各階層之內。

網路參與更見效率

李光耀曾經說過跟隨民意猶如「Catching the wind」:太多聲音,太多意見,中間諮詢民意太過廢時,根本無法達到有效率的政治決策,直接民主導致政府效率低下的憂慮不無道理。米格爾卻認為透過數位民主去促進公眾政治參與,足夠解決以上提及的問題。由於代議式民主與直接民主最大分別在於參與人數的規模,當有大量市民同時參與時,是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帶到去一個地方進行政治表態,代議制度就化身為橋樑,於是在缺乏足夠條件下間接民主成為主流制度。時過境遷,電子網路的使用可以把既有的物理條件打破,通過建立虛擬空間解決了舊有費時失效的問題。再者,當網上出現了大量的回響後,開放性的網絡可供使用者淬煉有用的資訊和方案,以供人民作進一步做出討論和選擇。James Bohman也曾說過,網絡賦予人新一種的身份和權力,通過虛擬數碼的接觸人民不會再被物理性阻隔政治參與。逾越物理極限去到隨時立即的民主反饋,數碼民主把直接民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的參與方式。

國族主義的另一維度

也許有人會說這種直接民主的模式並不能夠使意見聚合,使人與人之間不能通過共識去樹立身份認同,比如統一的歐洲身份及國族認同等等。有論者搬出近年歐洲議會的投票率不斷下降,而各國人民開始轉向本土政治等不同表徵,作為直接民主失敗的一例。但是如此想法只流於非大一統不可的思想陷阱,身份認同不過是自決精神的一種演繹方法,更重要是:自決精神為必不可少的民主要素,不能為了妄求統一而失去討論空間。「分離主義並不是一個問題。巴塞隆那與加泰羅里亞提出獨立,這只是一個政治選擇,這也是我們開發這些工具的意義。」國族認同對一些人來說可能是一件重要的事,但對有些人來說卻是相反。米格爾坦言有人不希望和歐盟建立關係,卻希望西班牙可以與非洲建交。這一切都完全取決於人民,亦唯有人民通過理性討論後才可做出的合理選擇。超越單一議題,拋棄個人先驗的身份認同,再思索國家應該如前進;這是直接民主的唯一表現,也是民主社會應該珍重的思想資產。

無分疆界的自決理想

現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此一網絡民主典範將廣泛地使用在各種範疇,使民間自決的概念不分區域與城市遠播開去。並且在開發新軟件方面,米格爾說城市之間可以互相借鑒對方的成功經驗,採納各自有用的軟件和運作方法,政治交流更會比從前更有互動,一同追尋自決民主的夢想。當冰島成功開發用於參與式預算的網上平台後,馬德里聯通其他城市都有採用之。同樣地馬德里會「走出去」面向世界,現時西班牙國內有三個城市採用米格爾所開發的軟件及平台,而他的團隊亦正於世界各地大概四十至五十個城市商討使用他們開發的平台。「當我們證實這是可行的,其他城市都會採用。這是地方與地方一個很重要的互動關係。」雷克雅未克影響馬德里,馬德里繼而影響其他城市,周而復始生生不息地把自決民主宣揚開去。
 
 打破舊有格局、擴納老幼參與、提升決策效率、超越議題利益以及城市互為影響,這些都是在通訊科技及互聯網的幫助前提下,推動直接民主模式的五重意義。米格爾對現時的計劃充滿憧憬,在他的願景圖中來年將會有成千以上的城市利用他們的工具進行民主自決。在科技發達的大氣候下,地球村各地自發地追尋著同一種民主模式,就是一種令人民有能力表達自由意志的生活模式,這股政治自決及數位化民主的決心必定大勢所趨、勢不可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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