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鐘擺 重歸現實主義

2016年5月8日

隨著克魯茲及卡西奇的退選,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歸特朗普,毫無懸念。筆者最關心的是各位候選人的外交政策,畢竟一睹過去二十年,總是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上星期聽過特朗普的演說後,有所啟示。有人揶揄他的「美國優先」理念,及批評他重回孤立主義。縱使他的外交論點總能被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顯得有點虛浮,無可否認的是他響起了鐘擺聲,引領大家重新審視冷戰迄今的外交意識形態,是否合乎美國的利益。

克林頓的自由國際主義、小布殊的新保守主義及及奧巴馬的模糊意識形態,主宰著冷戰以後的外交政策,成效如何有目共睹。自冷戰後,現實主義一直被為政者所揚棄。有不少論者認為,救國之道在於重歸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現實主義(Realism)是國際關係學科中的主流學派。古典現實主義之佼佼者,莫過於著有《君王論》的馬基維利及《利維坦》的霍布斯。前者認為國家行為動機應由利益出發,後者則認為人性本惡,以此理由為「國家」存在作辯護,認為世界在無政府狀態下(Anarchy),只有國家才能保護個體。古典現實主義一直到二十世紀才被系統化,旨因國際關係獨立成科,不再以還原論(Reductionism)作為研究方法。特別是上世紀七十年代華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新現實主義後(即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現實主義的主要觀點,認為國際是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並沒有至高無上壟斷的權力,最高權力的個體是擁有主權的國家,所以他們視國家為主要行為者。在這絕對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權力才是國家安全的最好保障。基於這個理由,國家生存之道只有自救及追逐相對權力,這使國家成為自身利益行動的理性行為者,而非理想道德主導著行為。在追逐過程中必然會產生衝突,因此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充滿著恐懼及懷疑。為了避免衝突,只有維持國與國之間的勢力均衡,令其中一方不會過強或者過弱,使大家互相制衡。因而,他們並不相信國際法及國際道義可帶來和平。這理論強調國家生存之道,因此只著重高層政治(如軍事及外交),而忽略了低層政治(如經濟、文化及人權)。

現實主義衍生出不同的分支,如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也有中國式的道義現實主義。學說百花齊放,基於時代的考驗而不斷更新。現實主義的學說,由修昔底德開始二千多年來依然屹立不倒。

現實主義的起承轉合

事實上,美國外交的意識形態一直都有現實主義的傳統,特別是在二戰結束後的冷戰時期。在冷戰時期的著名現實主義大師凱南(George Kennan)在二戰剛結束後,時任蘇聯副館長的他對美國國務院發了一封千字電報,並在《外交政策》以X為筆名刊登,闡述美國應視蘇聯為敵,視之為制衡對象。因為在二戰結束時,全國上下都被小羅斯福的理想自由主義充昏頭腦,並向蘇聯示好。洞悉先機的凱南了解蘇聯的野心及其侵略傳統,以敵視之,並推倡了「圍睹政策」(Containment)以制衡蘇聯。其政策頗有現實主義味道,包括以勢力均衡原則,輔助中國及蘇聯周邊的政權,如形成島鏈輔助日本東南亞等國、推行馬歇爾計劃協助西歐、及扶植中東的獨裁政權,以阻止共產主義擴散。而著名現實主義者外交官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更在1971年密訪中國,為中美關係打開大門,以拉攏中共制衡蘇聯。此一撇除理想道德及推廣民主等普世價值為核心的外交大戰略,以行益與理性計算為先,跟自由主義南轅北轍。

在冷戰結束後,由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逐漸黯然失色,其後更被自由/理想主義學派(Liberalism / Idealism)所取代。蘇聯解體意味著共產思潮土崩瓦解,美國為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最終取得勝利。當時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終結論》,將冷戰的結束解讀為人類歷史走到盡頭,而自由民主政制及資本主義成為國家政治經濟體的唯一形式。再者,共產黨的沒落,亦代表著凱南於冷戰時期所採取的「圍睹政策」已不合時宜,世上已沒有能和美國並駕齊驅的強國,當務之急是令其餘的獨裁政權歸順民主。因此,「人道主義外交」及「推廣民主」成為了美國主流的外交重點,成為干預外部事務的理由,而非傳統勢力均衡以阻止任何一方過於強大的思維。自由主義學派所推崇的,是合作共贏以及民主自由為基礎的外交。

現實主義除了受到自由主義的衝擊,亦受到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ies)及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挑戰,因為現實主義沒有能力解釋不斷變遷的國家利益,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如聯合國及人權組織等如何改變國際規範,從而改變國際社會的結構,影響國家行為。受到多種思潮的挑戰,現實主義沒落也是在所難免。

著名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瓦特(Stephen M. Walt)認為,冷戰後二十年的美國外交,長期受到民主黨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及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主宰,而現實主義長期受到冷落。這兩種外交取向都是自由主義之下的產物,主要分別是後者傾向更相信單邊主義外交,以及更以自由民主為所有國外軍事侵略行為作藉口,而大體上殊途同歸。早在列根時代,新保守主義早已在蘊藏發酵的狀態。到了九十年代的克林頓時代,有所謂的「克林頓主義」,即是指以自由國際主義為導向的外交思維。此一思維目標除了在全球擴展民主外,更會在全球範圍內積極參與干預活動。於九十年代末的科索沃戰爭更是克林頓主義對外干預的一次新嘗試。科索沃面臨塞爾維亞的侵略,美國以人道主義及反對種族清洗為由,使空襲塞爾維亞出師有名。但到了小布殊的年代,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思維便大行其道,他把這一種意識形態發揮得淋漓盡致。比如說,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於2003年小布殊繞過了聯合國安理會,霸道地以人道理由直接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這便是新保守主義下單方面對外軍事行動的取態。

大體來說,冷戰後的二十年,舉國上下由國務院到普通民眾,都被勝利充昏頭腦,從而篤信對外行為應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外交」上。有先見之名的凱南對此等思維早已有所批評。根據他的著作《美國大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當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時,他並不重視民主。凱南認為自由民主的問題是按照與基本現實主義邏輯相違背的原則行事,導致了愚蠢的外交政策。當戰爭的藉口是正義並取得勝利,獲利是有限的。作為充滿勢力均衡原則的「圍睹政策」的始創人,他充分意識到戰爭的局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雖然戰爭是治國之道的合法手段,但戰爭也會導致國家滅亡。當政客利用自由主義的花言巧語,公眾很容易墮入情緒及主觀的歧途。此一番說話,無疑是切中了冷戰後二十年的外交取向的弊端。

如果當初繼續秉承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今天會否仍泥足深陷於中東局勢?利比亞會否變得不一樣?克里米亞會否仍然屬於烏克蘭?以下的段落是一些現實主義學者對以上三種事件的看法,分析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如何能避免悲劇發生。

一、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

攻勢現實主義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二零零五年曾撰寫一篇文章《Hans Morgenthau and the Iraq war: realism versus neo-conservatism》,講述若果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尚在人間的話,他必定會大力反對美國大動干戈。他在文中指出,新保守主義者嘗試用武力去推翻中東的獨裁者如伊拉克之薩達姆,迫使他們推行符合美國價值觀的民主政體,而其他國家如北韓及伊朗等等,會被小布殊武力震懾,順從美國,因為自由主義者的世界是屬於扈從的世界(Bandwagoning),小國會依附大國。然而,現實主義者認識世界是屬於平衡均勢的世界(Balancing),深信若國與國之間的勢力均衡被打破,被攻擊的國家不會順從強國的意志,反而會尋求反法抗衡之。到最後結果路人皆知,北韓和伊朗並沒有順從美國的意願,完全放棄核武及推行民主化;而伊朗和伊拉克兩大中東強權之間的勢力均衡被打破,使中東變得永無寧日。更重要的是,現實主義者確信最大的政治動力並非民主價值,而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若這只是一個獨裁/共產主義與民主/資本主義二元對立的世界,就不能解釋冷戰時期為何共產陣營內部之分裂(如蘇聯和中國),由此新保守主義者忽略了世界的異質性。若果當時小布殊採納飽爾(Colin Powell)等較現實主義的國務卿以多邊外交解決問題,而非鷹派的倫斯斐(Donald Rumsfeld)的建議,也許伊斯蘭國未必會出現。

二、二零一一年-「阿拉伯之春」武力轟炸利比亞

另一著名現實主義學者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曾在《Financial Time》發表了一篇了篇短文《Libya, Obama and the triumph of realism》,指出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早在冷戰結束時已死,並認為自由主義者的外交思維,為順著阿拉伯之春的潮流,帶領北約轟炸利比亞,單純的認為可令這本來就缺乏民主的土壤帶來民主,結果卻適得其反,令利比亞至今仍然陷於混亂。有些自由主義者批評現實主義外交的弊端,在於為達勢力均衡而擁護獨裁政權,冷戰時期的例子更罊竹難書。卡普蘭對此指控不以為然,他道出這做法能保持國與國之間的勢力均衡,有助維持雙邊關係及地區穩定。而訴諸武力去強加民主政體於他國身上,只會發生戰爭。如之前所說,現實主義者認為戰爭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同時又避免它發生,以力量均勢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不用親身硬碰又能達到預期和平的效果。若果奧巴馬聽從較現實主義者的國防部長蓋茨(Robert Gates)的意見,不進行武力的人道干預,今天利比亞人民就不會陷入水深火熱中。

三、二零一四年-烏克蘭及克里米亞危機

在兩年前,在烏克蘭發生革命,親美的波羅申科取得政權後,俄羅斯旋即吞併克里米亞。就此,米爾斯海默再次於外交事務上撰寫了《Why the Ukraine Crisis Is the West’s Fault》一文。根據主流西方的觀點,烏克蘭危機是歸因於俄羅斯的侵略,而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則認為美國及其盟友才是禍因。危機的根源,在於北約及歐盟這些年來的東擴,而西方支持烏克蘭的民主運動更為重要。對普京來說,烏克蘭是阻隔西方勢力的緩衝區,西方勢力東擴到此國無疑是入侵俄羅斯的勢力範圍,令普京猜忌。結果,俄羅斯吞下克里米亞,是對烏克蘭危機的條件反射動作。於2004年時,北約考慮過納喬治亞及烏克蘭在內,而普京卻警告吸納這兩個國家無疑是劍指俄羅斯的心臟。2008年俄羅斯於北京奧運時入侵喬治亞,已是一次警告。但到了2014年,西方依舊重覆犯錯。根據現實主義預防危機的做法,就是必須放棄烏克蘭的西化計劃,不納她入歐盟和北約,並在西方與俄羅斯邊界劃分緩衝國家,從此軍隊不相往來。時移勢易,米爾斯海默認為西方不需圍睹俄羅斯,反而要拉攏之以抗衡中國。若果美國聽從現實主義者的觀點,也許烏克蘭仍然保留著克里米亞。

客觀而言,經過一輪外交錯挫後,奧巴馬的確有對外交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從中東撤軍,主力對中國進行「圍睹政策2.0」,發揮現實主義「勢力均衡理論」的精髓。其政策包括了初頭2009年的「重返亞洲」到2012年的「亞洲再平衡」,主要是美國扮演著「境外平衡者」。此一角色意涵在於克制,因為美國這區域霸權必須減少其他國際義務以及尊重其他區域強權如中國的安全利益,避免直接干預,並強調轉移負擔到其他盟友如日本身上,借刀殺人,才可擺脫米爾斯凱默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免陷於修昔底德陷阱。縱使這樣,奧巴馬的外交意識形態仍然舉棋不定,兩頭不到岸,例如轟炸利比亞的錯誤,並不能說奧巴馬時代完成回歸現實主義的懷抱。

最近,美國總統候選人都開始露出外交底牌。其中,特朗普既提倡孤立主義,又要自居為可靠的盟友,其前後矛盾令人費解。但不得不提的是,不少論者都認為特朗普有機會帶美國的外交政策重返現實主義(縱使他未必知道何謂現實主義)。有論者將特朗普與尼克遜及基辛格相提並論,因為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思想與1968年尼克遜於反戰的演說中提及減少干預外部事務的思想不謀而合的。然而,這並不全然純粹的孤立主義,只是套用理性選擇的的思維去看待事情而已。他投訴北約國家的經濟體和美國差不多大,卻要美國負擔當中75%的軍費開支,是不可理喻的,在理性角度上這是對美國不利。更甚的是,現今主要的威脅並非來自歐陸的俄羅斯,而是中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尼克遜到中國建交,以制衡俄羅斯;特朗普卻相反,不少人預計他會拉攏俄羅斯而制衡中國。至於希拉里,她過去不良的外交負資產如曾支持出兵伊拉克及轟炸利比亞,令人懷疑她想重回新保守主義,打價值觀外交牌。若果只說現實主義在外交政策上的應用,特朗普比希拉里更有機會。

到底下一屆的美國總統,有沒有能力帶領美國走出外交死局呢?縱使特朗普有現實主義的傾向,基於他輕狂及矛盾的性格,我們很難確保他會完全遵循現實主義者的外交思維。雖然希拉里比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更有可預測性,但她定會重蹈覆轍美國這十多年來的外交災難。「The crisis consists precisely in the fact that 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appear」這句出自葛蘭西的名言,正正道出了現時美國外交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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