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01博評】中亞模式 — — 「斯坦國」超穩定獨裁統治之手段

烏茲別克強人總統卡里莫夫已於9月初病逝。(路透社)

2016年9月25日

9月2日,中亞國家烏茲別克強人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病逝,令國際重新關注中亞國家的政局發展。強人倒下,是否將伴隨着獨裁政權的壽終正寢,隨之而來就是變天呢?坊間也有不少論者對此窮究,但對於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發展脈絡的分析,似乎比較鮮見。

解體後的烏國沿襲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與規範。卡里莫夫的統治之術建築在蘇共模式上,舊酒新瓶,卻發揮得淋漓盡致。烏茲別克的政治格局,與其他中亞「斯坦國」大同小異,因此亦被稱為「中亞模式」。這一模式,成功令卡里莫夫的政權穩如泰山。然而,「中亞模式」到底具備什麼特徵呢?

(一)派系傾軋 分而治之

卡里莫夫在派系體制(Clan System)下,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巧妙地利用各派系間的矛盾來平衡各利益集團,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早在蘇聯時期,因為在一黨體制下不同的利益集團掙扎求存,令朋黨傾軋成為常態;現時的烏茲別克體制沿襲自蘇聯,卡里莫夫遂加以利用這種環境,穩定政權。

在1990年代至2000年初期的政局上,主要以國家安全局局長伊諾亞托夫(Rustam Inoyatov)為首的塔斯干派系(Tashkent Clan),及以內政部大臣Zakir Almatov為首的撒馬爾罕派(Samarkand Clan)平分秋色。傳統上,烏國這兩大國安機構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有陰謀論者更認為,橫跨1990年代迄今國內發生的事端,均為國內派系之間的角力,例如1999年的塔斯干爆炸案,伊諾亞托夫被指是始作俑者,意圖藉此攻擊及詆毀政敵。其實,此兩家分天下的格局,乃為卡里莫夫的精心計算。1990年代,由內政部所控制的警察體系日益坐大,卡里莫夫為了阻止其威脅,便成立國安局,分而治之。

到了後卡里莫夫時期,兩派依然互爭一日之長短。卡里莫夫生前被認為是下一任總統大熱的人選,包括了來自撒馬爾罕派的總理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以及來自塔斯干派的財政大臣阿基莫夫(Rustam Azimov)。這種傳統的派系鬥爭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有助鞏固卡里莫夫的獨裁政權。

總理米爾濟約耶夫為下任總統大熱人選。(美聯社)

(二)被重新定義的意識形態

其次,官方重新定義伊斯蘭教,並把異己一概歸類為恐怖主義及宗教狂熱分子,合理化了卡里莫夫清除國內政敵的行為。在蘇聯時期,蘇共對中亞諸國的伊斯蘭教使用高壓與懷柔兼備的政策,以籠絡民心。當時成立了中亞穆斯林精神行政中心(SADUM),控制國內宗教活動,確保伊斯蘭教的發展去政治化。但同時間,蘇共又透過嚴格的審核機制,放寬學生赴中東國家交流。雖然在這段時期,極端伊斯蘭思潮如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滲入其中,以致在蘇聯解體後出現一些極端恐怖組織,例如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等等;然而整個中亞的伊斯蘭教發展脈絡,都趨向去政治化。況且民間也把伊斯蘭教當作一種地區傳統,多於一種實在的宗教。

蘇聯時期的中亞伊斯蘭教發展,為卡里莫夫的統治戰略埋下了伏線:

第一,因為蘇聯解體後,中亞趨向動亂不安,例如1992至1997年的塔吉克內戰,或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建立,都令卡里莫夫害怕鄰國的滲透效應,使政權不保。

其次,中亞「斯坦國」獨立後,人民開始重新找尋其身分定位,使中亞傳統的伊斯蘭教哈乃斐派(Hanafi)成為國族身分的重要部分。在這情況下,卡里莫夫便要靠伊斯蘭教凝聚國民,並重構烏茲別克的民族主義,例如重新正面評價蘇聯時期聲名狼藉的帖木兒等等;同時,卡里莫夫又把異己一概歸類為非正統的教派,官方稱這些為「independent Muslim」或是「瓦哈比教徒」,把一切國內管治問題歸為宗教威脅,並把毗鄰地區的動盪視為警號,以合理化清除異己的行為。最經典的例子就是2005年安集延大屠殺事件,政府把此示威蓋棺定性為一場極端宗教主義引起的事件,但坊間對此並未有定案。在中亞伊斯蘭教的背景下,卡里莫夫巧妙地以這種二分法製造群眾矛盾,以穩固其政權。

卡里莫夫巧妙地利用宗教政策鞏固一己政權。(路透社)

(三)棉花經濟的血與汗

此外,在中亞頗為流行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現象,也有助烏茲別克在政治上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竊盜統治在政治學的定義,指統治精英階層濫用權力,攫取人民的資產,並且不以管治國家為己任,純粹把國家當作一種生財工具,增加自身的權力與財產。縱觀中亞五國,烏茲別克的竊盜統治為禍尤甚。

烏茲別克的棉花經濟,被視作計劃經濟下的專門化產業,在蘇聯時期用國家所訂的價格,售予全國。在這種專門化的計劃經濟下,棉花產業成績不俗 — — 2000年初期,烏茲別克每年的棉花產量達到了350萬噸,成為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國。

問題是,卡里莫夫在後蘇聯時期把棉花擴大出口至全世界市場時,規定了國家為唯一合法中介人,更利用超低廉的價格向國內棉花生產者購買棉花,變相讓少數精英謀取暴利。再者,棉花生產是一種勞動密集式的經濟活動,工作環境惡劣,勞工待遇更慘不忍睹 — — 農民大多是被國家控制的合作社(Shirkat)束縛着在國家土地上進行生產,猶如帝俄時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制之前的景況。

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曾形容這種中亞國家的狀態為「具有剝削性質的棉花經濟,令這些地區無可避免地滋生專制政權」。竊盜統治使國家經濟停滯、吏治敗壞、社會肥上瘦下、人民無力抵抗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使卡里莫夫政權漸漸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讓權力階層利益得以延續下去。

烏茲別克乃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國,惟奴工待遇常受人權組織批評。(Shuhrataxmedov/Wikipedia)

(四)「守望相助」的監察制度

最後,卡里莫夫利用蘇聯時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合作社模式,再加上中亞傳統鄰里關係的社會規範,建立鄰里互相監察的制度,以穩定政權。

無論蘇聯解體前後,鄰居皆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媒介。在1920年代,蘇聯在最低的地方層級建立了一個以鄰里社區為單位的合作社,稱為「Mahalla」。伴隨着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物資長期供應短缺,令鄰里之間的互助精神建立起來,努力從事生產,守望相助。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由內到外從家庭延伸到社區。而這種務實的精神,也融入了當地傳統。中亞有一種傳統活動稱為「Gashtak」,意指一群朋輩定期聚集一起在家中舉行以盛宴為主的社交活動。這種地方傳統亦同時融入了中亞伊斯蘭教,使之成為了一套有趣的宗教規範。

到了卡里莫夫上台之後,他把這種規範制度化,在坊間的地方層級成立Mahalla Committee,取代蘇聯時期的合作社,當作監視民間的工具。功能上包括監視有沒有鄰里進行非法的伊斯蘭儀式、祈禱、留鬍鬚或者集結等等。簡言之,Mahalla Committee成為了一股批判「不守法的穆斯林」的道德力量。

這種監察制度的阻嚇威力,在於針對重視鄰里關係的傳統,破壞異見者的社區網絡,使他們身敗名裂。於是,卡里莫夫便利用這種手段,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夠有效穩定社會秩序。這些異見者,不止是被人用文革式的批鬥打成「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更被人標籤為「人民的公敵」。這種恐怖政治的手段,成為了卡里莫夫獨裁政權的特徵。

政治上,衛星國的餘影揮之不去;經濟上,封閉的計劃經濟滋生着竊國精英;文化上,中亞伊斯蘭教雕刻着民族的圖騰,抹掉宗教的內涵。卡里莫夫借助這特殊的歷史背景,成功實踐了這套放諸中亞五國皆為準的管治哲學,順利獨佔烏國權力之首達20餘載。

以上「中亞模式」的特徵,會否伴隨着卡里莫夫的逝世流入歷史的長河中呢?梳理完中亞政治的脈絡後,下一步功夫就是解答這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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